上海工良阀门为了收治尘肺病农民，一些医疗机构不得不打政策“擦边球”：对这类病人不诊断为尘肺病，而是结合临床出现的肺炎、肺结核、肺源性心衰等尘肺病并发症进行治疗，由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相关费用，这样做其实有很大风险。

　　秦巴山区深处的重庆城口县，正在遭遇一场难以承受的“尘肺之痛”：在这里，已确诊尘肺病农民有近3000人，这些青壮年原本是家庭顶梁柱，如今却因病丧失劳动能力，失去收入来源，医疗负担沉重，成为新贫困群体。疾病与贫困相互交织，为当地脱贫、发展带来沉重压力，而尘肺病也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社会防治的多重困境。

　　城口县地处秦巴山国家连片特困地区，是距离重庆市区最远的一个深度贫困县。城口农民外出务工，往往进入煤矿、金矿等从事采矿工作。作业环境差、保护手段弱，职业病危害严重。

　　复兴街道友谊社区农民陈伟挖煤20多年，2009年被确诊二期尘肺后返乡，现已出现肺结核、哮喘等严重并发症。“今年春节过后，陈伟身体就垮了，一直住院，全靠医疗器械把命保起。”妻子丁海燕说，现在全家挣钱不够一个人花，家底被掏空不算，还欠下七八万元外债。

　　在城口县，农民往往是亲朋好友之间互通务工信息或结伴外出，因此，患病人群分布相对集中，有的乡镇有三四百人集中患上尘肺病。这些尘肺农民年龄大多在30~55岁之间。在尘肺病没有发作之前，家庭生活还能维持。但患病后，丧失劳动能力，大额医疗费用使家庭不堪重负，因病致贫问题凸显。

　　庙坝镇石兴村贫困户袁宗德确诊尘肺病已有6年，他告诉记者，尘肺病情进入三期后，走路都喘不过气来，更别说干活了。去年吐了两次血，人差点就死了。家里没有收入来源，小孩还要上学，自己药费每天要花100多元。一家3口人靠吃低保勉强度日。

　　“尘肺病会引起肺功能逐渐丧失，引发慢性心脏衰竭。现阶段这种疾病没有好的治愈方法，只能通过口服药物减轻症状。”医务人员说，尘肺病患者医疗负担重，如果接受正规治疗，药品价格较贵，如要服用汉防己甲素片等延缓肺纤维化的药品，每月药费就接近2000元，很多人承受不起。

　　三期尘肺患者黄龙奎，已并发耐药性肺结核。如今的他形体消瘦、面色蜡黄，吐出一个字都很费劲，扶着栏杆上下三层楼要花1个多小时。每天拖着病体去租屋旁小诊所吸氧、打针，是一种煎熬

　　作为一种可防难治的疾病，尘肺病最重要的是源头防控。但黄龙奎在外打工近10年，也没有搞清楚规范化的职业病防护到底是个什么样。“我2009年经朋友介绍，进入一家钢厂当打炉工，平均一个月工资有四五千元，厂里效益好的时候有6000元。”

　　但有时收入高也伴着高风险。“干打炉工，最大的危害是整个车间都弥漫着石英砂粉尘，有时人走近离我只有一两米远，都看不清楚他的样子。”黄龙奎说，进厂时，企业没告诉过粉尘有哪些危害，应该如何防护。厂里主要的防护投入就是口罩。一年发两个，上半年一个，下半年一个。

　　记者走访数十名尘肺病农民后发现，用人单位对职业健康不重视，用于改造工艺技术、改善作业环境、提供防护用品和组织职业健康检查等方面投入严重不足。

　　不少农民工零工化、短工化等粗放务工形态，使用工单位既没动力也缺压力去改善用工环境。葛城街道东方红二村农民陶远轩这些年一直在各地干着挖高速公路桩基的活儿。“挖桩基，就要钻孔、放炮，一天下来全身盖着一层厚厚的灰，戴口罩也不管用。”陶远轩说，挖桩工流动性大，一个项目三四个月完成就要结账走人，大家约定俗成，施工中产生任何问题都和包工头无关，谁管你有没有患尘肺的风险?

　　有的尘肺患者甚至跌入“尘肺职业环境”的螺旋循环中，难以摆脱。重庆万州区的牟之华患上尘肺病已多年，如今还在建筑工地打工，时常与粉尘打交道。“像我这种没文化缺技术的，只能下苦力。用工稍微正规点的企业，进厂时都要体检，如果让人知道我有尘肺病，肯定不让我干啦，谁愿担这个风险?”牟之华说，建筑工地用工环境宽松些，自己还能找点活干，才有钱生活、治病。

　　由于缺少劳动保障，很多农民面对工伤赔偿时，陷入维权无门的尴尬境地。陶远轩觉得，患上尘肺病只能自认倒霉。从没有包工头与他签过劳动合同，即便工作环境恶劣，也是你爱来不来，你不来有的是人抢着干。直到2014年发现患上尘肺病，在没有得到一分钱补偿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拖着病体返乡。

　　沿河乡联坪村贫困户曹先安2006年查出尘肺病后，还继续在私人矿井打工8年多。“家里实在太穷了，老婆有慢性病，儿子还要读书，全家都要靠我。”曹先安说，确诊尘肺后，为了不被老板赶走，自己还写下“保证书”，主动保证不索赔，矿上才允许他继续干下去。

　　来自重庆长寿区的尘肺病人张跃庭的维权官司一打就是2年，因为拖不起，他不得不返回老家休养，委托律师处理案子。

　　记者采访发现，尘肺病农民维权难主要包括几方面：一是没有劳动合同，用人企业责任难追究;二是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复杂，不少企业缺乏工人健康档案、职业病接触史等材料，导致尘肺诊断难、鉴定难;三是尘肺农民流动性强，无法举证究竟哪家用人单位是责任主体;四是有的企业倒闭或破产，不少人打赢了官司，也很难拿到赔偿。

　　重庆律师白自强一直在帮农民工打工伤维权官司，有着切身感受。“一大拦路虎就是缺乏劳动关系证明，这相当于在工伤维权起步阶段就丧失了主动权。”白自强说。

　　“当前，职业病职业史采集是个难点，相关政策虽有规定，职业病诊断机构受理后，用工单位不提供职业病史的，安监部门可协助调查。但是一些安监部门不积极，甚至不回复。有的回复了，也不足以满足诊疗要求，最后还是一个死结。”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主任医师刘江风告诉记者。

　　尘肺病患者维权有时会囊括“尘肺病诊断鉴定工伤认定伤残等级评定司法诉讼”全过程，只要用工单位在其中一个环节上提出异议，都会导致整个维权链条阻断。如果所有程序都穷尽，至少要两三年。“一些企业往往念起拖字诀，拖到哪天算哪天。很多农民工等不起，不得不降低工伤索赔诉求。”白自强说。

　　近些年，尘肺农民大规模集中出现，成为城口县扶贫难点。在脱贫攻坚关键期，城口县在财力紧张的情况下挤出资金，按照尘肺一、二、三期标准，分别给予尘肺患者一次性困难补助1000元、2000元和3000元。

　　此外，城口县尽力整合资源，对尘肺贫困户进行帮扶。在龙田乡仓房村，尘肺患者周福平丧失劳动力，一家人生活全靠妻子打工挣钱。2016年，周福平家被一场大风掀翻屋顶，一家4口人只得挤在没顶的屋里，“白天晒太阳、晚上看星星”。为了解决周家人的现实困难，县级部门整合危旧房改造资金，帮助他建成新房。

　　据统计，目前城口县尘肺病农民群体中，近一半属于二、三期尘肺，病情已发展到较严重阶段。基层医务人员估计，未来5~10年仍是尘肺病发展的高峰期，应统筹资源加大救济力度。

　　“要最大限度改善尘肺农民生存状况，单靠城口一县之力是难以解决的。还需上级部门给予支持，加强针对这一群体的医疗保障能力。”城口县卫计委副主任徐康建议，将尘肺病纳入医疗扶贫专项救助基金或建立尘肺专项救助基金。对尘肺农民在门诊购买的辅助性药品，给予一定比例补助。

　　对深度贫困的尘肺农民做一次精准识别，对确属因病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纳入低保救助范围，解决基本生活问题。

　　记者采访发现，为了收治尘肺病农民，一些医疗机构不得不打政策“擦边球”：对这类病人不诊断为尘肺病，而是结合临床出现的肺炎、肺结核、肺源性心衰等尘肺病并发症进行治疗，由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报销相关费用，这样做其实有很大风险。

　　一些基层干部和医疗机构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应该针对尘肺病农民遭遇的现实困境，抓紧完善相关政策。对诊断鉴定为尘肺病且认定为工伤，但由于没有参加工伤保险或企业破产倒闭等原因无法获得保障的人员，建议将其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对于已诊断鉴定为尘肺病，但无法找到用人单位确定，不能认定为工伤的，相应治疗费用也应纳入医保基金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