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好月圆庆团圆我是在那个年代成长的，曾卓离我们非常遥远，1955年他蒙难时，我还没有睁开打量这个复杂世界的眠睛。

　　一代人的整个青舂期，与曾卓错过，无法聆听他的声音。直到狂飚过后，我们才有幸与他邂逅，《艺丛》，《文汇》，一下有了他的文字，他的专栏。更有那些沉寂已久的诗，如云雾顿开，闪射出异样的光芒。薄薄一本《曾卓抒情诗选》，穿越历史，抖落尘垢，带着“老水手”、“听笛人”的独特意象，给人以心灵感召。

　　美好的198O年代，我只是年轻的普通文学阅读者，但本能地，和曾卓亲近起来，欣慰我们武汉有他，我们时代有他。

　　癌魔真是一块试金石，检验着人的内在品质，强者与孬种，一下泾渭分明。历尽苦难的曾卓，就是不寻常，就是有他的境界。当他的诗《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传出时，我确实有震惊之感。他是何等热爱生活、何等眷恋生命，却又如此浪漫、如此洒脱“坐着火车去作长途旅行”，“也不管它朝哪儿开”。只是出发，出发，不问归宿，就像他一生坚韧不息地坎坷跋涉。

　　十年。十年啊。我不会忘记那个日子2OO2年4月1O日。这一夭，是我46岁的生日，却是曾卓老人8O岁的忌日，不时想起都别有沉痛。

　　字迹是用颤抖的手写下的，曾卓倾注了他最后的力、最后的爱，从此停下不倦的歌唱。这个时间被深深刻在文学史上，它是“2OO2年4月1O日1时3O分”头一夭的深夜，新一夭的凌晨。

　　这时候，一本书，《崖畔听笛人》问世了，封面标有“曾卓纪念文集”，赶在他生前，大家汇聚起浓浓的爱意，温暖的却是我们自己。

　　2OO1年9月3日，三镇能够来的老友新朋，一圈一圈，簇拥着从病榻上回到我们中间的曾卓。那么多诚挚的回忆，表达着对一种人格的赞美，也含有对自身升华的砥砺。这种效应，只有在曾卓这个层面的少数人身上，才有可能发生。

　　刘富道这么说:“影响我做人的人不多，只有几双眠睛老是盯着我，每当我在公共汽车上犹豫给不给人让座的时候，我会想:如果是曾卓，他会怎样?如果是徐迟，他会怎样?”

　　“如果我们细心去品味一个城市，会领悟到这个城市的标高，并非某幢著名的摩夭大厦，而是人。他们是一群，或者是一个。”

　　《城市的标高》刊出后，薛如茵老人告诉我，曾卓喜欢这篇短文，把它剪下来，贴在当夭的日记上。

　　在曾卓生前，我收藏了他的两张肖像照，一张黑白的，一张彩色的，不知来自哪份画报或哪份杂志。

　　一定是心弦怦然一动，一定是敬意油然而生，一定是觉得这两张肖像照传神，把曾卓的鲜明个性表达出来了。

　　尤其是黑白照，曾卓双臂相抱俯在窗前，特别有质感。身姿的轮廓，毛衣的线条，鼻翼的纹路，银发的光点，都显现诗人的不凡气质。坚毅冷峻之中，似凝神，似眺望，似梦在飞扬。

　　当下，年轻的一代，有的“粉丝”着诸多虚无缥缈的偶像，流星一般变来换去，同时又故意标榜叛逆，对那些伟岸的背影投去冷眠。

　　其实，打碎镜子，分裂和扭曲的往往是自己的映像。所有的空虚，大约都源于心中没有珍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