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姊妹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水两岸的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在这片神奇的“废墟”上，单一座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就多达755件，几乎包括了商王朝中心地区的玉器品种。

　　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已达十二年之久的唐际根博士，以殷墟玉器的考古发掘为线索，细说商代尚玉之风。

　　从1928年到1937年，李济、董作宾等先后在殷墟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图为殷墟考古发掘现场。翻拍资料照片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洹水两岸的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从1928年由中国学术机构独立主持考古发掘至今，殷墟王陵遗址已相继发现13座王陵大墓、2000多座陪葬墓、祭祀坑与车马坑;2000年，考古学家又在殷墟的东北方探明了一座面积470多万平方米的洹北商城，其中仅一号基址长度就有170余米，面积达1.6万平方米——规模之大，震惊学界。

　　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殷墟的位置进行了较为确切的描述。但殷墟线世纪初，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流入到王懿荣、罗振玉、王国维等大学者手中，他们综合考证出小屯就是商代盘庚迁都后的都城所在地。

　　1928年，文史学大家董作宾与临时工作人员组成考古队，开始对殷墟进行第一次试掘，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发端。1929年春，李济主持对殷墟正式发掘，到1937年抗战爆发而被迫中断，共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上世纪30年代，殷墟出土的玉器研究就给学者们带来了很大挑战。像小屯M331号墓随葬的玉饰，从玉料到造型都与商玉有别，但墓本身确定无疑是商代的墓葬。后来资料多了，才明白这是一件比商代更古老的石家河文化玉器。商文化的发展有创新，也有继承。许多夏代以前甚至新石器时代的古玉，都被商代人直接‘拿来’了。” 唐际根说。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重启对殷墟的发掘，更多精美玉器公诸世人。“从1950年至今，整个殷墟范围内出土玉器约两千六百余件，主要见于王族贵胄大墓，像1976年的妇好墓、1993年的郭家庄160号墓、2001年的花园庄东54号墓等，都出土了大量玉器。”1975年，安阳小屯发现了一处专门的玉石器作坊，其内有制玉过程留下的切割废料、钻孔废料等，它可能是商王室拥有的玉石器加工场所。而对于长期负责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唐际根博士来说，发现5件玉柄形饰成了他考古生涯中最富戏剧性的事件。

　　一直以来，考古工作者都没能在安阳发现商代古城。1999年，唐际根带领考古队在传统殷墟保护区的东北外缘发现了一座新的商代古城，这座古城被他命名为“洹北商城”。正当学术界部分学者对洹北商城的发现有所质疑的时候，唐际根又在洹北商城的南北中轴线南部发现了商王朝新的宫殿区。

　　当时，唐际根和他的考古队在安阳航校的跑道旁钻探了一个月，但一无所获。一天，航校的保安以安全为由把他们撵出了机场。无奈之下，唐际根只得去找韩王度村村长商量，看能不能在村民的菜地里钻探。村长说“可以，但打一个洞要两元钱”。唐际根觉得太贵，打不起，便悻悻放弃。从韩王度村返回的路上，唐际根正好遇见一片苹果树林，果树成行，有林间小路隔开。唐际根想，在路上打几个洞总不会还要收钱吧。于是，他招呼考古队员试着钻探，没想到一铲下去，居然找到了商王朝的宫殿。尽管洹北商城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但仍然有部分学者对洹北商城的年代和性质产生疑问。而这一疑问的解答，居然与5件玉柄形饰有关。

　　2001年，唐际根带领考古队对洹北商城中轴线南部的一处面积最大的建筑基址进行发掘。基址揭露之后，年代却最终确定不下来。唐际根认定，如果该座建筑确系商王朝的宫殿或宗庙，它一定会在建筑过程中留下祭祀坑。通常情况下，商代的祭祀坑内可能有具有时代特征的文物发现。顺着这一思路，考古队果然在该座建筑的夯土基槽的夯层中发现数十处祭祀坑。其中5座祭祀坑中，各自出土玉柄形饰1件。5件玉柄形饰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可确定其年代属商王朝中期玉器无疑。对商代人而言，玉柄形饰是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玉器，它犹如后世的“祖先牌位”。祭祀坑中发现玉材优良的柄形饰，与之相关的建筑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因此这5件柄形饰的发现，对于最终解决洹北商城的年代与用途的争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商代玉器究竟有什么样的风格特点呢？根据唐际根的分析，也许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之——形式多样、融入生活、等级明显。

　　商代玉器形式多样，既包括玉料的来源多样，更指玉器种类的繁复，而且还种类繁多，除璧、钺、戚、大戈等礼器外，还有璜、环以及作各种动物形状的装饰品。甲骨文中有“取玉”和“正（征）玉”等说法，实际出土的玉器，也证实了商代玉料的来源非常复杂。“和田玉、岫岩玉、西北玉乃至将各种新石器时代的古玉进行改制，各种情况都有。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基本是就近取料，商代已明显突破这种区域性，这说明了商文化的兼容并包。所谓的‘商代玉就是和田玉’的论断，从出土实物中可以证明是错误的。” 但是，商代人对玉料和石材已有很强的鉴别能力，优质玉料主要见于高等级墓葬中。同时，商代制玉工匠对玉料的认知度很高，已懂得俏色巧雕，譬如玉龟，就是黑背白肚，形象生动，彰显高水平审美。

　　另外，在玉与其他材质的结合上，除了传统的绿松石镶嵌外，玉和青铜器的珠联璧合也有体现。出土文物中有玉援铜戈、玉援铜矛等。这种铜、玉结合制作器物的方式，被一些学者称为“金玉同盟”。“还有一些玉器可能是和木头或竹子结合成双材料复合制品，虽然木头之类的材质历经几千年已腐烂不可见，但从玉件的钻孔、接榫等部位，可以看出不是独立的器物。”

　　“新石器时代乃至夏代的玉器，动物题材的玉器相对较少，同一种题材不同形态的玉器更少。但商代动物题材的玉器非常多，就安阳出土的玉器而言，与世俗生活相关的玉器有调色盘、梳、耳勺、匕、龙、凤、鸟、虎、象、熊、猴、鹿、马、牛、狗、兔、兽头、鹤、鹰、鸱鸮、鹦鹉、鸽、燕雏、鸬鹚、鹅、鸭、鱼、蛙、鳖、蝉、螳螂、笄、镯、坠饰等等。

　　据粗略统计，在殷墟发现的中小型玉器墓中，出土的动物形玉饰占22% （其中鸟6%、鱼5%、兔3%,其他动物形玉饰8%）、柄形饰17%、戈10%、刻刀7%、璜5%、戚4%、环2%、笄2%.其他均在1%以下。而且这些动物形玉饰，形态各异，美不胜收。像玉鸟有立鸟、卧鸟、垂尾鸟、展翅鸟，还有母子鸟：一只大鸟在下，一只小鸟在上，非常具有感染力，可以说这件艺术作品已经达到较高的审美层次。而纹饰是为造型服务的，如减地雕、双钩线纹等都要与器型相辅相成，抛光上也做得非常精细。将一些很好的商代玉器放大两百倍，才可看到其表面打磨的痕迹，这是要在水里慢慢蹭才能达到的效果。不少精美的小玉鸟出土于中小型墓葬中，应该是属于平民用玉，可见整个社会的尚玉风气。”

　　商代玉器的等级明显，主要体现在玉器的拥有和使用方面。商代的玉器以片状器居多，只有规格很高的墓葬，才会出土圆雕器物。通常只有王陵及与王室相关的墓葬，譬如妇好墓，才有圆雕玉器，中级贵族的墓中，基本只有片状玉器。

　　商代玉器的等级色彩，还表现在玉器的种类上。部分玉器如玉璧、玉钺、大型玉戈等属于与祭祀或等级相关的礼器。它们也只见于较高等级的墓葬之中。大墓中的玉器通常匀净，光泽鲜艳;小墓中的玉器往往有杂斑，且90%的小型墓葬没有玉器随葬。

　　关于当下的商代玉器造假情况，唐际根表示有时不忍卒看。“我曾‘隐姓埋名’到一个所谓的收藏家家里开过眼，两三百件所谓的商代玉器，几乎没有几件真的。”

　　对于这批玉器，唐际根从料、工、形、纹、沁等方面进行了观察。他之所以如此肯定这批玉器是赝品。首先是因为这批玉器材料单一。“总数几百件的玉器，只有一两种玉料，这和商代玉料的多元性非常不符。”其次是这批玉器的玉工太“高级”。“大部分玉器为圆雕，和商代玉器主要是片状器的事实不符。”第三，部分玉器的形制有破绽。“太像或者太不像，都应该怀疑。如果一件玉器与已知的出土玉器一模一样，那必是假的了。”第四，相当部分假玉的纹饰太“完美”。

　　“商代的双钩线纹，由于是手工刻制，应该有深浅不一、纹路不整齐的现象，完全平行、深浅一致的双钩线纹，应该是当代人用机器进行仿造的。”唐际根还认为，辨别玉器真伪，对玉器表面的沁进行观察最重要。“历经几千年形成的沁色，不是当代人所能够模仿的。”

　　2003年，安阳发现了一个商代的青铜器铸造工厂，该厂有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内范，可以铸造出一个口径达到1.5米的圆形青铜器，比司母戊大方鼎还要大。这一发现再一次证明了商代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那么，商代治玉水平的突飞猛进，是否正得益于青铜技艺的推动呢？

　　唐际根认为，目前的考古发现所体现的更多是青铜器和玉器在器型及纹饰上的相互影响，像“臣”字目纹，多见于青铜器上，而在一些玉鸟上，也会出现。但目前还没有发掘出铜质治玉工具。“商代的钻孔技术有桯状钻孔、管状钻孔和敲击法钻孔。我们曾从实验考古学的角度，用红铜管做钻具，和解玉砂一起在玉料上进行钻孔实验，用了七八个小时，才钻出过一颗绿豆那么深的孔。这说明铜和解玉砂在理论上是可以作为治玉工具的，不过一直都没有考古事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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