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事众人受累一位北大学者说：“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

　　在习的成长历程中，（1909-2000）是一位重要的师长。习从清华大学毕业后，1979-1982年曾任国务院办公厅、办公厅秘书，期间一直在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国防部长的身边工作。

　　1979年春，习接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的任命，即将成为副总理的秘书。就在习报到前后，又被任命为秘书长。要求机要秘书习记下几百个电话号码。

　　一生，极富。从小习武，少年时代就是能工巧匠，70多岁还会亲手修表，长征路上就学会了照相，1939年就学会了驾驶吉普车。又是一个罗宾汉式的人物，他带人偷出白军兵工厂的，亲手割下土豪的耳朵。长征路上，和杨成武，堪称红军最锋利的两把军刀，一路披荆斩棘，九死一生，为红军杀出一条血路。

　　学过武术的勇猛彪悍，被称为“耿猛子”的他曾经对“和尚将军”说，“比拳脚还是拼大刀，你都不是对手！”

　　跟着这样一个吃过苦、做过工、受过穷、知道下面的人困扰在哪的管理者，习自然受益匪浅。

　　在红军将领中，与同为湖南人的大有人在。但被见面称呼“老乡”的不多。

　　宣统元年（1909）生于湖南醴陵。的祖父因为无力养家，沦为江湖郎中，浪迹天涯，再无音讯。的父亲耿楚南12岁就开始闯江湖，去投奔他远在南昌当戏班班头的叔叔。不料，提督看上了叔叔的妻子，叔叔妻子被抢、戏班解散，沦为乞丐。

　　流浪的耿楚南，因每天帮助一位老人挑蔬菜，感动老者，意外成了臬台大人的厨役。为了巴结王爷，臬台大人把15岁的耿楚南送进了抚台府，成了亲兵，领了一对皇帝赐予的兵器“虎头双钩”。

　　回家乡后，耿楚南拒绝了团练教头的工作机会，成为了株萍铁路的泥瓦匠。自小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南拳、气功、单刀、点穴等，后来在战场上经常徒手杀敌，以一当十。

　　1939年，耿楚南第一次去延安看儿子，毛主席接见了他，“我们都是湖南老乡，欢迎你到延安来。”周恩来、林伯渠也接见了他。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83岁的耿楚南第二次奔赴延安，希望为将士们行医治病，不幸殁于蜀道。后来，毛主席也称呼为老乡。

　　1916年，耿楚南决定带家人逃荒去水口山。这一决定改变了的人生际遇。的舅舅宋乔生在水口山铅锌矿当吊车工，后来成为水口山工运领袖。多次指示以水口山为重点发动群众。水口山铅锌矿当时是湖南省的财政命脉。

　　1923年，中共派的弟弟毛泽覃来水口山，毛泽覃成了的英文老师，建国后成了驻发达国家的第一位中国大使。在毛泽覃指导下，学会了200多个单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毛泽覃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1935年4月，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而牺牲，时年29岁。

　　1926年，17岁的接到一个重要任务：去兵工厂接应。的任务是引开哨兵，故意弄出响声，向江边飞奔，敌人一路追击，“施展轻功”翻过围墙，一口气跑到白天租好的旅社。战友们顺利拿到了16支枪。1928年，这些枪上了井冈山。

　　1928年初，为配合朱德、陈毅湘南起义，宋乔生以总指挥名义率领水口山矿工举行武装起义，夺取矿警队50余支，组成了一支拥有千余人的工农武装，奉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任团长。

　　1928年4月，宋乔生率部上井冈山，先后任红四军军委委员、特务营营长、军械处处长。、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五人组成湘赣边区前委。1929年1月，宋乔生随红四军进军赣南时牺牲。惋惜不已：“宋乔生组织能力很强，带了许多人上井冈山，很有功。”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水口山工人是边界红军的来源之一和红四军骨干的组成部分。”朱德说，所有革命队伍中，铁军老战士和水口山矿工最敏捷、最有纪律性。

　　“十万农军扑长沙”失败后，等人被迫隐蔽到山上。建议偷偷下山贴标语、震慑敌人。由于年龄小、会武功，决定派去。

　　进城后，等巡逻的人放松已经是下半夜，一个人怎么能贴这么多传单呢？看到一帮乞丐，灵机一动，“各位发财。我们米号明天开张，掌柜的请各位去赏光。今夜请各位帮忙，把这些“开市大吉”的帖子贴出去。”第二天，全城议论纷纷，“大队人马要进城了…贺龙要来了…”。

　　不久，带队伍加入了红三军，担任侦察参谋。参加的第一次战役是攻打吉安。在马背上赋就《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在遵义的一次夜战中，伸手不见五指。部队与一个连遭遇，开枪怕误伤自己人。大喊一声“摸帽子”。帽子上有圆牌子的就是敌人。结果一个连很快被收拾干净。

　　敌18师进入包围圈，伏击战打响。9师26团迟迟不能推进，师长徐彦刚说，“耿猛子，你到26团火线看看怎么回事，传我的命令，立即打进去。”当时没有枪，拿起马刀就冲。

　　冷静观察地形，带领士兵匍匐前进，绕道敌后，顺利拔掉了钉子。虽然交代过，张辉瓒可以不杀，但还是被愤怒的群众一刀砍下了脑袋。又赋词一首：

　　1931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出任9师参谋长，军长是黄公略。黄公略牺牲后，徐彦刚接任军长。为了歼灭公秉藩师，率队走小路穿越树林，居高临下，敌军一点准备也没有。敌军大惑不解，“妈呀！你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就是诗词中的那段场景：

　　1932年红军占领漳州。在漳州这个侨乡，毛泽覃教给的英语派上了用场。一天，在街上看到几个战士在烧东西，一看，竟然是美钞！

　　1932年，被错误地撤销军内职务。水口之战，对阵陈济棠、余汉谋20个团，双方均伤亡惨重，子弹打尽，负了伤，靠一把马刀杀回师部。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黄柏岭久攻不下。总指挥暴跳如雷，把李聚奎、喊来，“给你们两个小时，多了不给。怎么样？”两人兵分两路，靠肉搏战攻了上去。露出了笑容，“不到一小时。军令状没白立。”这一战，陈诚的看家师11师几乎全部覆灭，31旅旅长黄维只身逃脱。蒋介石哀叹，“凄惨异常，实为有生以来之隐疼。”

　　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任二师四团团长，杨成武为政委，两位虎将开始密切合作。李德提出“短促突击”，大多数指战员反对，只有大唱赞歌。在课堂上，提出反对意见，李德拍桌子骂，然后罚站。

　　一次战斗中，敌军包围了团指挥部，右腿中枪，被警卫员杨力背下了战场——建国后杨力曾任北海舰队司令。

　　长征开始前，染了疟疾，不时高烧、寒战。卫生部长姜齐贤建议师长陈光，将留在当地养病。死缠硬磨，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才同意带上他长征。老师长徐彦刚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不幸牺牲……

　　截获了押送武器的挑夫队，自己装了3条子弹带手枪子弹，过了雪山还没用完，送了一条给88师师长郑维山。这是那个年代最贵重的礼物。

　　在麻圩坑，发现一条电话线，试了一下真接通了。接电话的是一个民团的师爷。假装中央军，“妈的娘的”将对方骂了一通。对方报告说：粤军三个团已经占领乐昌，一团正向九峰山开进。一听，冷汗都下来了，因为事先军委命令控制九峰山制高点。摔下电话：“快！那个团能跑，不惜一切代价上九峰山，立即出发！”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湘江战役，一军团、彭德怀三军团负责左右翼。尖峰岭争夺，异常惨烈，大喊一声：拿马刀来。冲上去与敌人格斗，全身都是血浆，不停干呕。杨成武赶来救援，被流弹击中膝盖。牺牲了几位战士未果后，二营副营长黄古文亲自滚进敌人火力网，硬是把杨成武抢了出来。

　　湘江之战，一个团阻击了敌人整整15个团！打到后来已经失去了建制，身边只有警卫员杨力、通讯部主任潘峰。

　　情况危急，、恳请军委“星夜兼程过河”。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拿着手枪督战，看到披着毯子，罗瑞卿用手枪点着脑袋说，“格老子怎么搞的？为什么丢了阵地？”听说全团伤亡过半、是“打摆子（疟疾）”才批毯子，罗瑞卿知道误会了。说，“每分钟都得用血换啊。”罗瑞卿说，“格老子！打！”直到黎平，才配了中药，治好了疟疾。

　　在猴场，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团强渡乌江。要求在敌人3个师之前赶到乌江。江对岸负责守卫的是王家烈双枪将侯之坦部一旅。

　　乌江水流湍急，试了很多办法搭桥都不行。有人建议：把竹排连在一起不就成了浮桥？周恩来拉着来到浮桥，“团长同志，可以过桥了吗？”敬礼说，“请首长通过。”走上浮桥跺了几下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呀！”

　　到达遵义后，还没来得及坐下休整，、杨成武又被安排紧急出发，抢占娄山关。90里急行军，沿着废弃的小道抄了敌人后路，占领了史书中“万峰插天、中有一线”的天险娄山关。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忆秦娥·娄山关》：

　　1935年1月，调任红一师参谋长（师长为李聚奎），告别了与21岁的杨成武两年多的合作。

　　在一生中最为自豪的“四渡赤水”中，奉命指挥搭桥，在猿猴渡口一渡赤水。事后，要李聚奎、黄甦（sū）、谭政、去他那儿。由于没时间去，特意写了表扬信捎给。

　　攻占茅台镇后，空气中弥漫着酱香。会喝酒的细细品尝，不会喝的装满水壶用来舒筋活血（）。

　　王开湘、杨成武率部飞夺泸定桥，走上桥激动不已，“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心血、花了多少精力，现在我们胜利了。”

　　长征路上，骑的骡子丢了，决定找匹马。在一片草原上发现了一群马，看中一匹雪白的马，他徒手追马，抓住马尾巴，马后半部下沉，飞身上马，折腾了一天终于驯服。后来，这种抓尾巴上马成了经常为部队表演的绝活。

　　驯服了这匹马，后面跟来十多匹马。朱德看到这么多马，把拉到一边，“你有这么多，干脆送我两匹吧。”第二天，、、左权、徐特立、董必武都纷纷打电话、写条子要马。只留了那匹白马。

　　抵达哈达铺，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一纵队队长，政委肖华，为参谋长。

　　在哈达铺，借宿一户农家，主人腾出了准备娶媳妇的新房，发现墙上糊满了新报纸，无意中看到“共军进攻直罗镇，未克而逃……”大喜，给房东一块大洋，用小刀把报纸从墙上起了下来，派人送中央。

　　一天，毛、周、张闻天、、博古、王若飞一起来到部队。安排了两桌合在一起，兴致很高，和这些大难不死的人都干了一杯酒，餐后有西瓜，把辣椒、酱油、醋抹在西瓜上说，“这叫五味俱全。”

　　抵达陕北后，有一次、、陈赓等人赛马，不料冲出一只野兔，的马受惊，摔下来竟然昏了过去，赶紧给他人工呼吸。从此，再也不骑那匹马了。

　　攻打甘泉县城，挖了隧道，放进去1000斤炸药，山崩地裂，率部冲了上去。到达预定的突破口，大吃一惊，由于没考虑到坡度，导致计算错误，未能炸到城墙。敌人往下扔手榴弹，等人抓住手榴弹回敬回去，不过还是有几枚在附近爆炸了，脖子被划出一个大口子，血滋出老高。

　　陈赓、罗瑞卿、纷纷来看望。彭德怀一看伤势，大叫不好，立即命令徐海东让最好的医生戴胡子星夜疾驰200多里赶来。彭德怀安排三个警卫负责看护，“别让他乱跑”。

　　长征中有一架相机，除了拍照，还天天写日记。多次向要这些资料，没舍得给。1936年，斯诺访问延安，陆定一把的照片和日记借给了斯诺。丁玲陪斯诺去西安，斯诺交给了丁玲。这些宝贵资料，后来辗转丢失了。斯诺对长征的了解和描写，很多得益于日记。《西行漫记》里的照片，有些是的作品。

　　瓦窑堡会议决定东征。恢复后的红一师，陈赓为师长、为副师长，杨成武为政委，谭政为政治部主任，为参谋长。东征75天，歼敌万余，扩红四千，获得大量军需。

　　找谈话，安排他去张国焘旧部四方面军。说，“你的政治任务，具体地说，就是反张国焘路线。”（）

　　西路军挺进祁连山，遭遇失利。中央决定成立援西军，由带队。援西军半路上突然停止前进，宣读了西路军的严酷结局：兵败祁连山，全军覆没。西路军在古浪失利，损失惨重，最后在倪家营子被包围，苦战40天，弹尽粮绝。

　　带领大家分头寻找走散的西路军官兵。一天，发现一个穿着长袍的商人在问路，走近一看是。叫了一声，眼泪就下来了。几天后，又找到了李聚奎。他靠一个指南针，一路乞讨回来。

　　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三八五旅参谋长，王震为三五九旅旅长。

　　1940年，陕甘宁边区兴起“大生产运动”，率部队来到一处偏远山地屯田开荒。深山丛林里野兽众多，还伤害人畜。组织部队打猎，一个月打了4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条狼和狐狸以及上千只野兔。将一只虎送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毛主席童心大起，‘引诱’朱总司令说，‘你能不能一个人把它举起来？’朱总司令还真试了试，然后说，‘不行’……

　　1944年，贺龙想调担任抗大第五分校教育长。一心要上前线的打电话求见，说，“同志，是到抗大去的事吧。这样吧， 你直接找贺胡子谈一下。”说，“怕谈崩了。”笑了，“胡子是个随和人啊，莫怕嘛。我先打个电话给他。”第二天，贺龙见到就说，“哎呀！我贺胡子同志关系糟糕呀，害得老乡找我，得由毛主席保驾啦！”老乡见老乡，两人谈得很愉快。贺龙说，“你想上前线，我何尝不想呢？我尊重你的意愿。”

　　1944年9月，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周恩来交给一个特殊任务：护送美军观察组到晋察冀根据地。一路上，观察组见到一辆牛车也要停下来拍照，还发出惊叹声。遇到空袭警报，这些美国人四处乱跑，事后还要费半天去找丢失的项链、十字架。12月25日，根据地为美国人安排了圣诞节，喝得酩酊大醉，连说“八路军，顶好”。

　　1988年，一个美国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中一位先生派人将一张名片送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求见。由于正有其他活动，未能安排。他托人转给一本厚厚的影集，封面用中英文写着：“送给我们无所畏惧的领导——，‘迪克西团’成员赠。”翻开影集，立即想起来了：这位求见者正是1944年护送到晋察冀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徳穆克。

　　1948年，晋察冀野战军改编为19兵团，即三大战役中著名的“杨罗耿兵团”（、罗瑞卿、）。1950年，19兵团又在率领下奔赴朝鲜战场（）。

　　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成立。1930年离开家乡的，第一次回家，同为醴陵人的和一同回家探望。牺牲的左权，老家也是醴陵。

　　1950年，中央调任转到外交战线。开导他说，“掰着指头数，我们这里也只有你适合搞外交。”

　　1955年授军衔时，原则上军衔授予正在服役的军人，离开了军人岗位从事政务、外交工作的，不再授衔。由于这个原因，后来就成了唯一未被授军衔的国防部长。

　　中央最初计划任命为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张闻天为联大首席代表。由于美国阻挠，中国被挡在联合国门外。

　　周恩来对说，“中央决定任命你为驻瑞典王国大使，你是我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大使啊！”

　　毛主席接见十位大使时对说，“长征时我在你那儿吃过西瓜，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还有那顿饭吃得很好，在延安还吃过你送的老虎肉……”。幽默地说，“将军当大使好，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你们要学学宋代的沈括，每到一个地方，就把那里的城镇关隘、山脉河流，详细记载下来，绘成地图……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也要学习。他们在经营管理、生产建设中的好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新中国外交，有两个关键：独立自主、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1949年说，“中国必须独立……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周恩来说，“帝国主义总想保留一些在中国的特权……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先把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他们活动的余地。”（）

　　有次，一个瑞典高级军官问，“将军阁下带过多少士兵？”屈指算了一下，“十几万吧。”军官立马行了一个军礼，“您统率的比我国全部军队还要多。”

　　以色列驻瑞典大使看到、都有一个“biao”字，问他：你和是不是兄弟？谁是哥哥？

　　1956年，与韩念龙对调，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对说，“巴基斯坦地理位置很重要。它连接西亚和东南亚，帝国主义把它作为对中国实行军事包围的重要环节……巴基斯坦是从西面通往世界的大门……你看能不能把这扇西门推开？”

　　问，“听说你念过私塾，有没有读过《幼学琼林》？”背了一段。说，“你背的“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就是蛛丝马迹。你们要多看所在国的报刊，从中可以发现蛛丝马迹。（）”

　　在著名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应该求同存异……”巴基斯坦总理激动地说，“我是带着对中国的成见来的。现在成见消除了。周总理真正能代表伟大的中国，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派出这样伟大的代表团。”

　　1962年仁至义尽的中国，决定对印度进行边境自卫反击战。停战后，中方不仅释放了包括准将在内的印度3000多人，周恩来还要求把缴获的武器、车辆擦洗干净，交还印度。这种做法古今中外战争史上前所未有，赢得国际舆论交口称赞。

　　三年困难时期，外交部不少人营养不良，浮肿、生病。找到老战友王震，王震拨给外交部400亩地、借给25吨黄豆。组织人马去北大荒垦种，马上就还清了25吨黄豆，外交部食堂有了热气腾腾的豆浆。又找到老战友李聚奎、罗瑞卿、陈锡联，拿到了打猎的、吉普车和探照灯，组织人马打猎3个月，几千只黄羊运回北京。

　　周恩来说，据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统计，从15世纪到19世纪，由于殖民者贩卖黑人，非洲损失了1亿人口。美洲的印第安人被殖民者消灭殆尽，剩下一点跑到山上去了。陈毅写了一首词《满江红.黄金海岸》：

　　尽是黄金，这海岸，摩天壁立。任掠夺，大洋风雨，神号鬼泣。贩卖黑奴过一亿，又教对岸红人绝。惊世间残暴竟如斯，两洲血。

　　说宽恕，谁同意？论报应，亦不必。最无情只是斗争逻辑。独立非洲西北始，揭竿而起相踵接。看涤瑕荡垢土重光，全无敌。

　　“要揭发陈毅的问题，你这么顽固，对自己没什么好处。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你派人到东北打黄羊，用羊肉腐蚀群众，大搞物质刺激，对抗政治挂帅，这不是修正主义又是什么？”

　　造反派为了整垮，不让他治疗肝炎和肺结核。周恩来知道后批示：立即送到301医院。

　　后来造反派制造了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外交事件。、周恩来将王力等造反派隔离审查。、黄镇牵头写了一份大字报，26人签了名：

　　“反对打倒陈毅……我部竟发生了篡夺中央外交大权、大量核心机密失窃、对革命群众和干部实行…使党和国家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给七亿中国人民丢了脸。”

　　这一下捅了马蜂窝，、黄镇成了批斗焦点，“打倒耿黄反党集团”、“耿黄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1968年在、周恩来督促下，、黄镇才被从牛棚释放出来。说，“他们反对打倒陈毅，这没有什么错；他们反对外交部夺权，反对王力的讲话，那不但没错，而且反得对、反得好！”

　　1969年出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毛主席临行前叮嘱他，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到了当地，惊讶地发现，1954年以来，中国对阿援助达90亿，阿只有200万人，人均4000多元（同期中国农民一年的收入也就几十元）。仅1968年11月中阿协定的援阿项目就需要4.6万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相当于阿国产业工人的38%。中国援助的钢筋水泥，被阿用来修了1万多个烈士纪念碑。

　　写信给中央反映问题，建议对援阿的规模、内容、方法，都要重新考虑、通盘修改。毛主席看了说，“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1970年，中央任命为中央联络部部长，分管领导是康生。康生与已经产生了矛盾。康生对说，“张春桥野心很大。当了常委还不满足，还想往上爬。十大党章主要是我负责搞的，最后阶段我有病才叫他接着搞，他在讲话中只字不提我，真是贪天之功，岂有此理！”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后，要求陈毅、、、四位元帅研究国际形势，提出战略建议。老帅们在《从世界森林中看一棵珍宝树》等报告中建议：缓和中美关系，建立外交新格局（）。

　　1972年尼克松访华，飞机落地后，他吩咐所有人留在飞机上，以便他独自一人走下舷梯，突出他与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的手握在一起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喜欢摄影，爱出风头。她要求每期《人民画报》要留出一页供其发表摄影作品。认为，《人民画报》翻译成多国语言对外发行，代表国家形象，不能变成的个人园地。对派来的记者说，“这种做法，以前从未有过。我们也绝不能开这个先例。”派人给中联部送来图书，说，“不去管它，放在那里就行了。不必表态，不用道谢。”

　　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加紧图谋篡权。10月3日，喊来，问对的看法，“你认为他们还会有什么动作？”

　　说：他们在上海搞了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

　　说：中央决定，一项任务交给你去完成，叶帅提名的。你在家等我电话，我亲自打的电线日晚，电话给速来怀仁堂。对说，“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问邱巍高，“广播事业局是哪个警备师守卫？”答：警备一师。说，“光我们两个不行。把这个师的副师长找来一起去。”

　　1978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79年1月，兼任秘书长。1980年7月，他根据关于军队要“消肿”和改革体制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关于精简整编的方案》。说：“现在这个样子化不了(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出来的，大家都懂得指挥机关人多了，高大了，并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很多事情难办。过去办事情简单，一个电话，或者把人找来，当面几句话一说，回去就办妥了。现在办事情有些人搞官僚化那一套……搞那么多干部，说是能上能下，实际上能上难下，提起来高兴，降下去就不高兴，还要骂娘。现在要消肿，做三年计划，真正消肿！”在等的积极努力下，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600多万降到400多万，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在军队序列中消失。

　　十二大、十三大，当选中顾委常委。1983年当选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从龙冈大捷，到白云山下的飞将军、越过天宝山防线、奔袭道州、强渡乌江、攻克天险娄山关、渡河东征、收复张家口、正太战役、清风店大捷、石家庄攻坚战、新保安歼灭战、太原战役......用他的勇气谱写了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