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拿走杯具踢飞茶几“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多田骏出任伪满最高军事顾问，负责指挥伪满军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1935年多田骏又出任华北驻屯军司令。之后不久改任第11师团中将师团长。1937年任参谋本部次长。1939年5月改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至1938年初，成建制的军在华北只能偏安一隅，日军华北方面军的主要对手变成了八路军。

　　因此，让熟悉中国民情、曾在东北和游击队打了3年交道的多田骏出任司令官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多田骏虽然是个中国通，但这次来华北上任，还是有压力的。他的前任杉山元在华北干得是非常卖力的。

　　当1935年多田骏任华北驻屯军司令时，杉山元是参谋次长；而多田骏就任参谋次长时，杉山元从参谋次长、陆相的位子上又回到了华北方面军司令的位子上；

　　针对八路军的势力在华北逐渐强大，对华北威胁越来越大的情况，杉山元在1939年实施了三期“肃正”计划。

　　日军实行的“肃正”不仅包括军事上的行动，而且包含对政治、经济，甚至还有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攻。“肃正”计划的实施，使日本大本营对杉山元有了新的认识。

　　多田骏和杉山元在政治见解上向来不一样。在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上，前者主张不宜过多的使用武力，而后者则正好相反。

　　但不应忘记，两人虽观点相反，但只是在征服中国的方式上的区别，在征服中国的问题上，两人不仅想法一致，多田骏还在不断思考着怎样才能比前任干得更好。

　　多田骏确实比前任干得更出色，因为他曾在东北利用伪满军对付抗日游击队，深知“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好处。

　　他认为，肃正的重点应在于剿灭八路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日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

　　多田骏上任后，大力整顿交通，建立联系紧密的交通网，使村村有公路，路路有炮楼，以公路、铁路为纽带，欲将整个华北结成一张坚韧的网。

　　一种是环状汽车公路。以城墙为中心，围绕城外修筑一条环形路，将大量的村庄都纳入环状公路内，甚至将八路军的根据地也包括了进去。

　　汽车一天到晚不停地巡逻，使八路军不能接近，从而使八路军的根据地逐渐萎缩。

　　一种是平行汽车公路。在两地间，据点与据点间，一城与一城间，修筑几条平行的公路。

　　出动时，可以随意地选择一条，这种方法主要是对付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的八路军的伏击战术。

　　最后一种是路旁挖沟法，将路基修高，在路的两侧挖掘深沟，它既像炮楼，又像城墙。

　　多田骏的苦恼是华北的重要性没有完全被中国派遣军认识。多田骏已经意识到华北的斗争是在看不见的战线上进行的。敌我态势的转化，彼此力量的消长，都是无形的。

　　华北的广大地区正在逐渐被八路军控制，只有处于风暴中心的他才能感受到这种压力，而中国派遣军却根本看不到这种变化。

　　就在多田骏要求加强华北的军事力量，以彻底改变华北形势的时候，中国派遣军不仅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反而要求华北方面军派出部分兵力支援华中作战。同时派出部分兵力进行牵制作战。

　　多田骏正在织网，他要将八路军和根据地都用他的网给罩起来，慢慢勒死。他确实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

　　“空前困难时期”，是《中国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对时局的一个基本判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没有狼而喊狼来了。

　　远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中共中央，并没有因为山高路远而视听闭塞。他们这群在山沟里转悠的泥腿子对信息却有异常的敏感和渴望。的两个小故事就是非常鲜明的例子。

　　秋收起义失败后，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这种被迫的转移使红军完全失去了同外界的联系。

　　为搞到消息，派了一部分兵力去茶陵抢报纸。在《选集》中提到过这件事：“为到茶陵取报纸，牺牲了大将员一民。”

　　第二件事是红军长征途中，虽不能说是盲人骑瞎马，但确实是没有明确的目的，到了哈达铺时，仍然是老传统，先到邮局去找报纸。

　　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个刘志丹，领导农民武装搞得轰轰烈烈。看到这个消息，高兴地说：好哇，我们就去陕北。前进的方向就这样确定了。

　　延安的人一直在关注着欧战爆发后的国际国内局势。他们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明了从《时局宣言》中就可以看出。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中国进攻，与德意法西斯相呼应，企图达到他们重新瓜分世界的目的。

　　日本正在进行最后的冒险，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空中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

　　虽然处于山沟中的中共并不确切地知道日蒋正在进行的“桐工作”，但仍然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一部分动摇分子，在这种增大了的压力与增加了的困难面前，必然更加动摇起来，走上对敌投降的道路。

　　1940年夏季，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普遍认为日本有可能在8、9月间经西安进攻重庆，有可能导致更大的投降和动摇。事后看，这是日军为逼迫蒋介石投降而故意散布的假消息。

　　国际的、国内的，真的、假的消息（当然是以真的为主），促使中共最高决策层作出了釆取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决定。

　　就在夏季的太阳散发出最后的光辉前，彭德怀对左权说:“战役命令发出前先和伯承、小平他们商量一下。“

　　7月22日，随着“嘀嘀哒”、“嘀嘀哒”的电报声，刘、邓收到了八路军总部发来的一封电报：

　　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大举破击正太路。

　　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之总兵力应不少于廿二个团，定八一三以前（约八月十号左右）为开始战斗期限。

　　当时华北有7条铁路干线一一正太线、同蒲线、平汉线、津浦线、平绥线、北宁线和胶济线。

　　在纵横交错的铁路网中，正太线处于中心位置。它是连接晋冀两省的战略交通要道，又是隔断晋察冀根据地与晋冀豫根据地的屏障。

　　对于这条铁路，日军非常重视，一向以重兵守备。在二百多公里的铁路线个独立混成旅团。正太线是我必攻、敌必守的重要交通线，是日军的交通动脉。

　　八路军准备在敌人的动脉上开刀。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一南一北就像一把已经张开的剪刀，要剪碎正太路。

　　8月5日下达了《正太战线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正式的《战役行动命令》。同一天，下发关于百团大战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

　　这段时间，晋察冀军区下达作战命令5个。129师的各种指示、通报8个。当然这些远远不是全部。

　　大战就要开始。129师的战士们从每天增加的5分钱菜金中已经预感到又要打大仗了。

　　今天的人们吃着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上万一餐的美味佳肴时，已经很难理解5分钱菜金意味着什么。

　　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将士虽然被蒋介石收归麾下，但军饷和武器却得不到这位“蒋委员长”的补充。“光叫马儿跑，不给马儿草”。八路军只好自己解决，甚至在敌后搞起了自救运动。由于鬼子反复的“扫荡”，实行“三光”政策，连土豪都快揭不开锅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已经不能再实行了，为了团结一切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能够釆取“减租、减息”的政策。

　　在这种紧张困难的条件下，将士们一天只有几毛钱的菜金。有时连几毛钱也吃不上。增加菜金更是轻易不会岀现的事。

　　作战任务对战士是保密的，命令只传达到了旅一级。《作战预备命令》中明确要求“一切的准备均不可妨害丝毫的秘密”，还有“本电阅后烧”。

　　对这次作战任务的艰巨性，和是清楚的。总部要求129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一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正太线。破坏重点，阳泉至张家镇段。

　　在7月22日的《战役预备命令》中，并没有规定具体的战役任务，直到8月8日正式的《战役行动命令》中才明确了三个区的任务及作战地域区分。

　　129师在进行百团大战前，作战力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5、6月间全军进行了整编，军区和军分区进行了调整。成立了太行、太岳军区，下辖5个军分区；

　　129师兼太行军区，第386旅兼太岳军区，除原385旅、386旅外，又新编了6个旅：新1、新7、新8、新9、新10、新11旅。

　　总部电报中要求“要以主力8个团的兵力”实施破路，129师的命令中对各团的命令也相应地充满了“以主力”、“两个得力团”等要求。毫无疑问，129师的主力都要拿岀来了。于是，就指定了“六旅、五旅、十旅、决一纵各两个团共八个团进行本战役”。

　　六旅指386旅，五旅指385旅，十旅指新十旅，决一纵指决死一纵队，这四个旅是129师战斗力最强的四个旅，一切都顺理成章。

　　为了确有把握，129师在总部要求的基础上增加了2个团，共10个团用于正太线。

　　还准备抽出相当于28个团的武装分布在平汉、白晋、同蒲诸线，进行广泛的破袭战，以策应正太路的作战。

　　第一个“陈”指陈赓，386旅旅长。第二个“陈”指陈锡联，385旅旅长。最后的“谢”指谢富治，385旅政委。右纵队以第28团、第30团并配属炮兵、工兵各一部组成，由第10旅旅长范子侠、政委赖际发指挥，主要任务是破击阳泉至寿阳（不含）段；

　　左纵队以第16团，及决死第一纵队第25团、第38团和榆太两个独立营并配属炮兵、工兵各一部组成，由第386旅参谋长周希汉指挥，任务是破击寿阳、榆次（均含）段；

　　以第385旅主力及第386旅第772团组成中央纵队，由陈赓、陈锡联、谢富治直接指挥，在敌从阳泉、平和段侧击我军时，予以消灭之，以保障破击的成功。

　　时间在读秒声中向8月20日20时逼进。8月20日20时整，随着彭德怀一声令下，无数颗信号弹腾空而起，刹时间，正太线完全被炮火所映红，八路军的大破袭开始了。

　　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那一时刻的情景，真是壮观得很啊！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

　　指挥所几个年轻参谋激动地对我说，他们参军以来，还没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

　　这个时刻，不只是晋察冀，整个正太路沿线和同蒲、平汉等线的部分地段，都淹没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网之中。

　　各路突击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正太路的车站和据点，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的序幕拉开了

　　8月20日，浓云密布，气压很低，闷热异常，预示着一场山雨即将到来。中午过后，下起了小雨。淅淅沥沥的雨水，缓解了闷热对人们的折磨。

　　八路军的这次大破袭行动对于华北敌后的抗战形势就如这场午后的山雨。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在日军不断的“蚕食”和疯狂的“扫荡”下，正面临越来越困难的局面。

　　天气的闷热尚可忍耐，而形势的压抑则无法摆脱，根据地的人们盼望八路军打胜仗的心情就像在炎热中祈盼着能下场痛痛快快的雨一样。

　　这次行动是进入敌后抗战的第一次大的攻势行动，它将给日寇以沉重地打击。它将给那些认为八路军“游而不击”的人一个响亮的嘴巴，它将对全国的抗日形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至于这次大破袭战是如何被称作“百团大战”的，当时任八路军作战科长的王政柱的回忆还是比较权威的。

　　作战科长王政柱答道：“正太线个团，平汉线个团。”当王政柱转身去查对还有无漏报的单位时，彭德怀截住话头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

　　从此，上送下行的电文和命令都使用了百团大战的称谓。从此，人们一提到百团大战，就会想到敌后抗战那最辉煌的一章。

　　而此时，太原的日第一军司令部里司令官筱冢义男中将正烦躁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和正太路上几个旅团的通讯已经中断一夜了，司令部里的参谋竟然连发生了什么都搞不清楚，这怎能让他安静得下来。

　　他将负责通讯和作战的参谋找来，训斥道：“在我的部队发生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允许的。限你们在二小时内搞清正太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刚说到这里，电话响了。电话是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打来的。他只听到了“石太路到处正遭八路军袭击……”半句话，电话里就响起了“嘟嘟”的忙音，气得他把电话一下摔到了桌子上。以后“有线无线完全不通，立即陷入情况不明状况”。

　　当日午后，他派出第一军朝枝繁春参谋驾机进行空中侦察，才弄清了正太路发生的情况。

　　作为一个军司令官，筱冢义男感到自己非常可怜。他能够派的兵包括他的卫兵在内也只有40多人。捉襟见肘，筱冢义男想起了这句中国古老的谚语。

　　要不是21日的一个电线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水原义重少将的心情本来是很好的。

　　年初以来，旅团为加强铁路警备，严格实施铁路爱护村的分工负责制及赏罚规则等，已经连续7个月无事故。他感到自己很有希望成为旅团长中少有的几个中将衔的佩戴者之一。21日上午的一个电话打破了他的梦想。

　　电线日夜间正定至石家庄之间的小铁桥遭到袭击，造成一定损失，石太路的获鹿、微水镇之间的铁路被炸毁。

　　20日晚，驻阳泉日军第4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片山省太郎刚刚洗漱完毕，电线大队大队长德江光来的。

　　片山这几天得到情报材料反映阳泉附近有八路军活动，所以，他要求德江光每天向他汇报一次。

　　“报告，下午接到报告，在阳泉以南80公里处发现有八路军约2000余人。”德江光在电话的另一头哈着腰，毕恭毕敬的答道。

　　“注意监视，有情况马上向我报告。”说完，片山就放下了电话。他今天想早点休息。

　　他刚要睡觉，就听到门外一声“报告”，还没等他冋答，人已经急匆匆地进来了。

　　片山满脸怒气，一看是旅团参谋土田兵吾中佐。“什么事把你慌成这个样子？”从旅团司令部到宿舍区大约有100多米，土田跑得很急。

　　土田上气不接下气地答道：“大事不好，娘子关打来电话，他们遭到八路军上千人的袭击，情况很危急。阳泉城里也已发现有小股八路，街上还有零星枪声”。片山骂道：“德江光这个饭桶，情报大大的不准确。你马上回旅团部，加强阳泉城的警戒。”这一晚，片山的好梦没有做成。

　　狮脑山位于阳泉西南4公里处，山不是很高，正太路从阳泉蜿蜒西行后又从狮脑山脚下经过。

　　从地图上看，阻止阳泉、平定之敌西援的最有利的地形是狮脑山。从石家庄往西一直到阳泉，地形较为平缓，偶有高山。

　　一过阳泉，则山势连绵，陡峭险峻，正太铁路从这里开始进入山区。狮脑山则是进入山区的“咽喉”，因此谁先抢占狮脑山谁就占有了主动权。

　　总部之所以把破击重点选在狮脑山以西，也是充分考虑到在破路过程中，应避开敌之重兵，选择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段开刀。

　　要说百团大战爆发前，日军对八路军行动毫无知觉似有些夸张。因为在战前半个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向陆军次官的报告中讲述了八路军活动近况：

　　“八路军向地盘以外移动。”“八路军移动和集结其兵力，扬言要与重庆军（日军对军的称呼）决一死战。”

　　为何日军对八路军活动产生误判，最终没能提前防备百团大战呢，是因为和彭德怀玩了一次最佳的战略欺骗。

　　为避免军和八路军再次摩擦，维护抗日大局，八路军总指挥朱德从王家峪出发，到洛阳与第一战区长官卫立煌谈判。

　　临行前，副总指挥彭德怀给了随行参谋潘开文一封信，嘱咐他“过铁路时，将信扔在铁路旁”。信的内容是“如果顽军胆敢再次挑衅，我军必然坚决反击。”

　　潘开文迷惑不解地望着和彭德怀，129师师长则哈哈大笑：“彭总这招真高明，我们要让鬼子面知道，八路军和中央军又要互相‘磨擦’了。”

　　在的建议下，彭德怀又下令各部大张旗鼓宣传朱总司令去洛阳谈判的消息。

　　同时各根据地又派人在毗邻日占区的游击区张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坚决打击不抗日的顽固派”等标语，造出要大规模反击顽固派的声势。

　　据日《华北治安战》记载：第4独立混成旅团司令部所在地阳泉，在盂兰盆会期间，发现很多平时不曾见过的健壮男子前来游逛，市场上卖东西的人有半数改换了新人。事后查明，从8月前后经常出入阳泉车站的一个男子，据说是八路军某部的参谋长。

　　这是日军事后知道的情况，可由于他们被彭总欺骗，先机已被八路军抢到。以至于129师中央纵队进攻阳泉时，片山旅团长居然毫无觉察。

　　20日，14团抢占了狮脑山后，在敌尚未知晓的情况下，派出预备队主动地打击敌人。

　　这种方法对于迟滞敌人是有作用的。在八路军的枪声和喊杀声中，日军极度恐慌一时无法判断八路军有多少人马，不敢贸然出击。

　　这对于陈锡联来讲则多少可以争取一些时间，在这种时候，时间是要用生命来衡量的。但片山也不是无能之辈，否则他就和中将衔无缘了。日军中旅团长的军衔一般都是少将，只有个别旅团长的军衔是中将。

　　21日上午10点，片山迅速组织日军160余人向狮脑山发起反扑。坚守狮炳山的14团5、6连依托工事，沉着应战。

　　陈锡联指示14团领导：这是我们和片山的第一次较量，一定要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将敌人放近了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要将片山打疼，使他不敢轻易出来。

　　按照陈锡联的指示，14团5、6连的指战员将敌人放到已经可以看到日军狰狞的面孔时，才将各种火器喷出的一条条火龙射向日军，打得日军惊惶失措，乱作一团。

　　阳泉东西一线独立混成旅团防守的主要地段，现在八路军扼守住狮脑山，第4独立混成旅团的大部防区就失去控制了。片山深感责任重大。

　　眼看着战斗已经持续了两个小时，攻击的日军又被八路军的一个反冲击给赶了下来。

　　片山感到这股八路军绝不是普通的游击队，而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于是决定赶紧收兵，从长计议。

　　同一时刻，385旅旅长陈锡联与政治部主任卢仁灿及若干作战参谋正在这一带察看地形。

　　发现敌人从右侧迂回攻击后，陈锡联迅速部署战斗：769团3营从正面反击，令1营和14团3营两个连分别从左、右翼予以侧击，使该敌处于三面夹攻之下。

　　战斗打得很艰苦，这次进攻的日军是阳泉城内的主力部队——炮兵中队。炮兵中队在中队长中岛的指挥下成散兵队形向14团的阵地攻了上来。385旅政治部主任卢仁灿对一营有些不放心，一营防守的地形相对比较平缓，便于日军发挥火力优势。

　　当卢仁灿带着警卫员到达一营指挥所时，一营刚刚打退敌人的一次进攻。营长正在调配力量。

　　很多战士趴在泥水里端着枪，注视着正在向上爬的日军。越来越近了，100米，5。米、30米，在雨水即将从他们身边溢出的时候，他们开火了。

　　排射、集束手榴弹，特别激动人心的则是夹杂在其中的清脆的、连续不断的轻重机枪的哒哒声，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交响曲，奏响在狮脑山阵地上。打退了一批，又涌上一批。日军在督战队的威逼下，发了疯一般向山上进攻。

　　日军连续不断的进攻使14团1营伤亡很大。在这种情况下，陈锡联将769团3营教导员叫了过来，对他说：你带上一个连，从侧面打一下，减轻一下1营的压力。

　　3营教导员孙泽高带着9连运动到日军进攻的侧翼，向日军猛扑过去。日军完全没有防备，纷纷向山下溃逃。

　　日军没有想到已经快“顶不住”了的八路军，怎么会突然又从侧翼杀出一彪人马。

　　八路军也没有想到，就在日军已经完全失去控制，纷纷向山下溃退时，突然从山下向山上射来一串串重机枪的子弹。

　　日军的督战队将枪口对准了正在冲锋的八路军战士。正在带领战士冲锋的孙泽高就是在这时中弹的，他中弹后再也没有起来。日军稍加喘息，又组织了新一轮的进攻。枪声、爆炸声构成的交响曲已经演奏了近3个小时了。突然1营阵地上的声音弱了下来。

　　在演奏中独领风骚的机枪声没有了正在向山上进攻的日军似乎也听出了这种变化，利用八路军火力减弱的机会，向山上猛冲。

　　正在指挥所里观察战斗进展的卢仁灿也感到了这种变化，他同时还看到了二三十个鬼子正在向山顶爬来。

　　他只说了一句话：“机枪手，跟我来！”就冲了出去。一营长慢了一步，没有拦住。

　　距阵地只有几米了，再经过一个缓坡就到了，这时，一颗子弹飞来射中了卢仁灿的右肩。卢仁灿顿时摔倒在地，他对机枪手说：“赶快进入阵地，把鬼子打下去。”

　　机枪手带着仇恨进入了机枪阵地，他看着就在眼前二三十米远的日军，一边大喊着，一边把机枪直打到枪管发红。

　　双方在西峪掌村附近激战近3个小时，日军包含炮兵中队长中岛在内的40余人被歼，其余狼狈逃窜。

　　经过白天的两次失败，片山已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不得不将阳泉城内的日侨集合起来。

　　大部分日侨是来发战争财的。有些人刚刚发了些财，准备返回日本，一听到要被集合起来准备打仗，心想这回恐怕要“无言的凯旋”。

　　他们拿出最好的衣服，有些甚至写好了遗书，满脸的庄严肃穆，纷乱中透出“准备就难的景象”。

　　21日晚片山得到的消息更使他坚定了攻占狮脑山的决心。片山从消息中得知阳泉以东地区尚无问题，阳泉西边的无名桥梁、辛兴镇、坡头、测石、落磨寺镇各据点，均受到八路军的攻击。

　　22日晨，片山将日军、日侨、伪军共200多人组织在一起，向狮埴山发起攻击。正面不行，侧翼攻击；侧翼不行，迂回包抄。

　　片山接受了前两次失败的教训，这次没有从正面进攻，而是经燕子沟向狮脑山东北高地迂回。

　　为防八路军的伏击和侧击，片山釆取了火力掩护、控制要点、逐步前进的方法，向防守狮脑山东北高地的14团2营阵地发起了攻击。

　　经过一天的激战，片山仍然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双方仍然在前一天的战斗分界线对峙。

　　虽然狮脑山没有变化，但是整个正太路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片山毫无进展的一天里，129师在正太路西段，又炸毁了几座桥梁、破坏了几十公里的铁路，卷走了几千米的电线。

　　越说大家心里越清楚，各级指挥员对下一步的打法也逐渐地在心中清晰起来。屡战屡败，使片山恼羞成怒。他枪毙了两个退缩不前的日侨，给进攻的日军下了死命令——如不拿下狮脑山“统统死啦死啦的。”

　　23、24日两天，倾巢而出的日军，在猛烈的炮火的掩护下——这次不仅有地面炮火的支援，还有空中火力的支援，向狮炳山又发动了多次进攻。

　　炸弹的气浪将地上的石子、尘土、树枝等统统掀到天上，然后又跟下雨似的，哗哗地落下来。

　　负责观察的战士发现，从飞机投下的炸弹中，有一些没有爆炸，而是呢咆地冒着烟，闻过以后还有些头昏、恶心，他迅速将这一情况向旅部作了报告。

　　陈锡联一看，知道鬼子又在投毒气弹了，他立即命令各营，将毛巾沾湿，捂在嘴上，迅速作好防毒准备。

　　为了对付日寇的毒气弹，有些战士甩出手榴弹，用手榴弹爆炸后的气浪驱散毒气烟雾。其他战士一看效果挺好，立即效仿。在和鬼子的战斗中，八路军经常想出一些土办法，来对付日本人的洋玩艺。

　　在师脑山激战正酣时，8月24日，师里的一封电报，改变了385旅的任务，同时也就完全改变了狮脑山争夺战的格调。

　　这封名为《令正太破击必须再坚持半个月》的电报，明确要求385旅除一小部分继续在狮脑山一带游击侦察外，主力则转为破路队。

　　25日，为继续扩大战果，385旅奉命由预备队转为破路队。除留14团两个营及769团6连继续扼守狮脑山、西峪掌、冠山阵地外，主力则外出转移破路。

　　前面已经提到，多田骏上台后，就依托公路和铁路，对根据地实收紧绞索，因此在八路军领导人看来，破路甚至比攻城掠地还要重要。

　　总部在8月8日发布的《关于百团大战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明确指出“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是看破坏正太路之程度而定”，也就等于明确地告诉了各个作战区：无论歼灭多少敌人，拔掉多少据点，最终还是要看破路程度来衡量完成任务的好坏。

　　以破路为最终目标的作战在领导的武装斗争中还是不多见的。在各种各样的电报、指示中“以歼敌为主”的话倒是能够经常见到。

　　在最高的军事目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中，也是将“消灭敌人”放在第一位的。

　　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背景下，在八路军深入敌后作战的独特的环境里，为配合正面战场，打击敌人，将破路作为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是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的。

　　为此，总部提岀了“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座桥梁”——“三不留”的口号。

　　有的作战区又在“三不留”的基础上加上了“不留一个隧道，不留一支电线杆”而变成了“五不留”。有的政治工作者还在“三不留”、“五不留”后边加上一句更加生动、鲜明的口号：“破一里铁路等于消灭一连敌人”。

　　这就使拿着锄头、绳子来破路的群众马上就变成了拿枪杀敌的战士，荣誉感一下子就激发出来了。

　　口号还有很多，都很有特点。像“铁路是主要敌人”、“毁灭铁路就是消灭敌人”、“毁敌破路，让敌人用脚同我们赛跑”、“毁敌铁路饿死敌人”、“毁掉铁路好缴敌枪炮”等等。

　　战后很多老战士在回忆文章中经常用“万人破路”来形容当时的破路场面，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在晋察冀军区，仅冀中一个分区就动员了10万以上的群众配合对平汉路、津浦路、德石路、北宁路，以及境内的公路交通和沿线敌据点，进行广泛的反复的破击。

　　共毁公路、铁路500多公里，炸毁桥梁20座，毁机车一辆、车箱49节，收缴电线师所在的晋冀豫解放区，战役第一阶段就动员了7万多人。人民群众的力量，也使日军感到空前的恐惧。关于这次作战情况，第4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片山回忆：

　　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村民正如“空室清野”的标语那样，几乎逃避一空不见踪影，并且主动积极协助八路军。

　　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老百姓监视并转报给八路军，但日寇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八路军的行动变化无常，在一地仅住数口即行转移。

　　在险峻的山岳地带，八路军游击行动非常灵便。与此相反，日军的行动由于用马驮运行李辎重；部队及个人的装备过重，比起轻如猿猴的八路军来显得十分笨拙。

　　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回顾一下的一段话，这时可能会感触更多。在《论持久战》中指出：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曾经学过这篇文章，但没有学好。当白崇禧看到这篇文章后，迅速送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不愧为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他一下子就捕捉到了这篇文章中战略和战术部分的光彩。

　　蒋介石还不得不佩服哲学的思辩和臻密的逻辑。但蒋介石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句话他不知是没有看到，还是看到了但却无可奈何。如果是后者，那就是一种真正的悲哀了。

　　铁轨铺在铁道上，就是日本鬼子的帮凶；把它抬回根据地，就是好钢材。根据地亟需钢材。

　　八路军总部在太行扎下根后，1939年八路军的兵工厂迁到了位于太行山脊的黎城附近的黄烟洞岩谷之中。经过不断发展，黄烟洞兵工厂已经可以月产几百支枪了。

　　但更加困难的是兵工厂经常无米下锅。造枪造炮需要钢材，没有钢铁，兵工厂就如同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为此，总部在《正太线战役政治工作指示》中对搬运钢材有功的人员还欲予以奖赏。

　　“注意各种资材，如粮食、钢、铜、铝、铅、仪器、炸药、汽车、发动机、重工业工具、机器、化学品、医药等之获得与运输，对此类工作有功的，亦酌量给赏。”同时还指示了破坏铁路的方法，“拆下后一部搬走，一部用枕木架起烧弯并乘势用大锤打扁。”

　　八路军的仗是越打越精。以前破路时，只把铁轨扒开。后来发现日本人修复铁路的能力很强，八路军用一天时间扒掉的铁轨，日军修路队只半天的时间就能接好。

　　再后来，八路军学精了，“以一物破坏另一物”，将枕木架起来，把铁轨放在上面烧，枕木烧光了，铁轨也变成弯弯曲曲的了，修复起来困难极大。

　　即使这样，八路军在技术上有时仍欠些火候。据第8独立混成旅团参谋泉可畏翁回忆：

　　此次事件后，由九州紧急派来权威的矿山技术专家，经现场视察后，其看法大致如下：

　　“新井的各项设施是被放火烧坏的。因此，起重机及选煤机等各种机器，都是因被火烧过而损坏。如火灾后突然冷却（救火时放水或下雨等）机器即变脆弱不能使用，幸而未遇骤冷，修理后尚可使用。

　　但是鬼子也不得不承认，从山沟里走岀来的八路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路是越修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