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凡宇,周总理凝视着中国地图,看着这蜿蜒绵长的天山,他紧皱眉头,占领了中国1/6土地面积的新疆,
新疆面积大约在166.5万平方公里,盛产的棉花、石油资源更是丰富,但新疆人民手握财富,却依旧穷得吃不饱饭。
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杨勇,趁着李达同志视察新疆的时候,向中央提出了一个改变新疆的提议——修建公路。
周总理看后直接上交给毛主席,但要在天山修公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所有人都知道,出不去,新疆永远也发展不起来。
次年的4月,毛主席在文件上大笔一挥道:“要搞活天山,可考虑让部队到新疆修路。”
于是,1300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现武警交通第二总队),从内陆奔赴险境。
为了修建这条独库公路,数万名官兵在悬崖陡壁上开山劈石,身处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奋战了整整十个年头。
先后有168名筑路官兵倒在了这条公路之上,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开辟了被外人看作无法逾越的天山险途,为造福人民、为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那么,当初为何要修建这条独库公路?在修建独库公路时又发生过什么动人的故事呢?
对新疆地理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一条天山横亘在新疆中部,将新疆的区域分割为南北两大区域。
由于交通不便制约了新疆的经济发展,新疆的土特产运不出去,内地的资源运往新疆也是困难重重。
在独库公路通车之前,连接新疆南北的公路只有一条,从独山子到库车需要向东绕道乌鲁木齐,全程长达1000多公里,石油、棉花等物资很难运送出去,输送到新疆的物资也是一路艰辛才能运到目的地。
除此之外,戍边部队的给养保障困难,由于交通不便已经影响到了国防建设的稳固。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交恶,中苏边境摩擦不断;美国增兵越南,直至越战的爆发;中国和印度两国因为边界纠纷导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周边局势的紧张程度逐步升级,这使得我国对国防建设越发地重视,备战工作逐步升级。独库公路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可是在修建这条公路之初,很多外国人就曾指出,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修建一条高等级公路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人类工程,并且即便建成也是毫无意义的。
1974年6月,工程兵第四工区138、161、168团接到命令,分批进入新疆,开始了独山子至库车路段的修筑任务。
在筑路之初,没有任何道路可言,在群山阻隔的情况下,只能是填埋炸药,一点点地爆破,清理出空地,开出“便道”。
筑路官兵的大部队再穿过在崇山峻岭中开出的“便道”到达驻地“将军庙”,集结完毕后再开始“老虎口”的筑路工程。
对于亲历者来说,脚下几乎无路,可以用“心惊胆战”来形容。车辆行驶在“便道”上就像是悬在半空中一样。
在最窄的地方,汽车后排的四个轮子会有一个悬空通过。在车子的右侧是战士们劈开的道道石壁、左侧则是悬崖峭壁;由于宽度不够,车辆只能单向行驶,并且每隔一两公里才有一个会车地点。
集结点“将军庙”是奎屯河在“老虎口”拐弯处的一个河套,日积月累形成一块较为平坦的高地,因此处有一个古代建筑的痕迹,后人便将此地称作“将军庙”。
在天山腹地,到了六月积雪仍然没有完全消融,寒风刺骨,筑路官兵只能刨开冰雪扎下帐篷,作为临时居所。
而眼前的“老虎口”区域,在整个独山子至库车路段施工过程中被称为卡脖子的地段。
从这一区域的原始地貌上看,有着上下高差达200多米的绝壁,以90多度的倒坡直插奎屯河底。在勘探地形后,这段无法立足的路段只能在筑路图纸上被标成了虚线。
在当时,防护手段只是给每一位战士配备了一个防尘口罩,在一米高的导洞里,风钻喷出的粉尘让人几乎无法正常呼吸,也睁不开眼睛,以至于很多参与风钻打验工作的筑路官兵都患上不同程度的肺部疾病。
而那些不具备用风钻打眼的地段,筑路官兵只能贴在悬崖峭壁上,一手拿着钢钎一手抡着锤,慢慢打出炮眼。
每次爆破之后的排险工作是最危险的一环,坚硬的岩石在炸药的力量下变得十分松散,这就需要在推土机进场前把松动滑落的岩石撬落,这些都依靠人力而为,稍有不慎就会命丧于滚落的巨石之下。
由于当时筑路官兵手中只有小推车、铁锤、铁镐、铁锨等这些简单的劳动工具,工作繁重程度极大。
可尽管如此,这些二十出头的年轻战士们,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硬是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打通了“老虎口”,没有一人叫苦、叫累,退缩、埋怨过。
这其中,值得永远记忆的是在“老虎口”的施工工程中,永远留下了一个青年人的身影。
在这批筑路官兵的队伍中,三机连的推土机手杨北城,就长眠在了“老虎口”下的奎屯河里。
1975年8月7日,杨北城像往日一样,开着推土机把前一天放炮炸下的石渣从路基上往河里推。
从路基到奎屯河有将近四十米高的落差,推土机每推下一铲石渣,在山风的吹动下,尘土和碎石渣就会形成一片尘土,在驾驶室里可以说能见度几乎是零。
突然,推土机下的石头有些松动,有往河里滑动的趋势,坐在驾驶室里的杨北城已经感觉到了不妙,他开始奋力地倒车想要保住推土机。
其实,在这时他立即从驾驶室里跳出完全可以逃生,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想保护住推土机,因为他知道,这台推土机对施工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可最后连人带车掉进了冰冷的奎屯河。
筑路官兵们呼喊着,奔向咆哮的奎屯河边,可是河水无情,吞噬了这个年轻人的生命。这一年,杨北城年仅22岁,入伍刚刚两年。
杨北城坠河后,团部迅速找到了北海打捞队,想要找到烈士的遗体,可是经过几天几夜的打捞依然一无所获。
他站在“老虎口”, 呼唤着儿子杨北城的名字,心中没有一句埋怨,将巨大的悲痛藏在了心里 。
离开部队时,杨北城的父亲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他想把儿子穿过的一件皮大衣带回去,作为儿子杨北城留给自己的一点念想。
“天天都在想他…”杨宗胜老人眼中含着热泪,用双手轻抚着看着烈士牺牲证明书里“杨先荣烈士”几个大字。
由于当时信息不畅通,有些战士牺牲后未能及时与家人联系,被安葬在了天山脚下的乔尔玛烈士陵园。
据统计,在独库公路铺筑过程中,先后有13000名解放军官兵奋战在筑路一线,两千多名官兵在施工中受伤或致残,168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数字直观地揭示了独库公路修筑时的残酷。
在乔尔玛烈士陵园里,有一个叫做陈俊贵的守墓人,从1985年开始,已经在这里坚守了37个年头。
他之所以要在天山脚下扎下根,做一个守墓人,用陈俊贵的话说,是因为一个至死也无法忘记的“日子”。
在当年,陈俊贵所在的部队被安排参加独库公路的修建任务后,很快就进驻到了天山脚下。
1980年4月,一场特大暴风雪侵袭而来,让陈俊贵所在的部队的1600名筑路官兵被困在驻地,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要求班长郑林书,副班长罗强,战士陈卫星、陈俊贵下山,到42公里外,位于那拉提的团部寻求支援。
就这样,班长郑林书带着陈俊贵和其他两个人,拿着一部电话机、一支手电筒、两壶水和全班仅剩下的十多个馒头,扎进了风雪当中。
在暴风雪中前行十分艰难,四周一片迷茫,无法辨别方向,他们四个人就只能沿着电线杆摸索着往前行走。
1980年4月9日,距离那拉提的团部还有6公里远,他们四个人就再也走不动了。此时,随身携带的馒头还剩下一个。
班长郑林书对着身边的战士说:“仅剩下的一个馒头,干部和党员都不能吃,陈卫星也不能吃,他是一名老兵,要有风格;这个馒头只能留给新兵陈俊贵,让他吃了馒头,去团部通信,大家才能获救!”
剩下陈卫星、陈俊贵继续咬牙坚持着继续前行,最后两个人只能在雪地上匍匐爬行。
很快,被困的1600名筑路官兵也得到了救援。陈俊贵因为严重的冻伤,被送往了医院得到了救治,但留下了残疾,之后被评为二级残废。
一年后,已经娶妻生子的陈俊贵带着妻子和儿子返回了天山脚下,为班长郑林书、副班长罗强在内的168名为筑路而牺牲的战友们守墓。
在之后的很多年里,陈俊贵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每到深夜他总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反复地埋怨自己:“我怎么就能把最后一个馒头吃了呢?”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一名合格的战士。
“只为风雪之夜的一句誓言,为我们守住了心灵中的最后阵地。”这一句话回忆了陈俊贵一生无法忘记的那一瞬间。
这句话更能说出几十年坚守在乔尔玛烈士陵园的陈俊贵,靠着一股坚定的“意志”。
这两句话是“感动中国”评选典礼上,给予陈俊贵的两句寄语,这也是对他半生所作所为的最大鼓励。
守护着为铺筑独库公路而牺牲的168名战友,守护着脚下为之奋斗过的这条路。
独库公路从1974年开始动工,到1983年9月正式通车,修建了整整十年。
它北起独山子,终点为天山南麓的库车市,全长562公里,独库公路贯通后,使南北疆路程由原来的1000多公里缩短了近一半,它是中国公路史上的一座丰碑。
2022年6月10日,有“中国最美公路”之称的独库公路宣布恢复通车。因为大雪封山,独库公路一年中的大半段时间都处于封闭状态,一般在每年的6月至9月才会开放。如果中途遇到突发天气,还会随时封路。
作为全国闻名的网红自驾公路,在公路开通的那一天,数千辆车同时出发,这些自驾游爱好者穿越戈壁、草原、雪山,领略独库公路沿途“十里不同天,一天看四季”的神秘风采。
如今,随着媒体的竞相报道,无论是选择自驾游的游客,还是在网络中,知晓的独库公路人数越来越多,了解到了独库公路背后的往事。
人们在欣赏这条“中国最美公路”时,不仅领略了道路沿途的无限风光,还接受了一次精神上的饕餮盛宴。
独库公路能有如今的风姿,当然要归功于上万名筑路官兵当年的付出,他们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岁月、血肉之躯、甚至年轻的生命,谱写出了一段段动人的挽歌。
青山处处埋忠骨,独库公路更像是一条“意志”之路。筑路官兵们当年凭着十分简单的筑路工具,在山岩上凿出了道路,跨越了一道道无法逾越的山峦,终止了,望山兴叹的旧日悲歌,这一切都源于筑路官兵的强大“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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