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长夫人的戒指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路线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欧洲地区。

　　与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相比，草原丝绸之路分布的领域更为广阔，只要有水草的地方，就有路可走，故草原丝周之路的中心地带往往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

　　草原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形成、发展和繁荣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一个辉煌时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一直被视为对外交流的经典，对研究中西方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

　　从纺织原料使用的角度来看，古代世界可分为四个纺织文化圈。第一是东亚地区，以中国黄河流域为代表，其中主要是使用丝纤维级葛麻、和苎麻。第二是南亚地区，以印度为代表，其特征是使用棉纤维，包括草棉和木棉两大类。第三是地中海地区，包括欧洲、西亚和北非，主要是纺织纤维和亚麻、羊毛。第四是美洲大陆，主要集中在南美，使用羊毛和棉花做纺织短纤维。

　　因此，在世界各个地域之间，由于服饰衣着原材料的原因，直接影响着服装的取向与文化生活。大家知道人类对于棉花的种植应用是很晚的时间了，原生棉最早生长在印度埃及和美洲地区，公元五世纪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大约九世纪传到西班牙，十五世纪时候棉花才传入英国。

　　//2020年在山西夏县师村遗址发掘出四枚距今6000年的石雕蚕蛹，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石雕蚕蛹之一。

　　所以中国丝绸以鲜明的特点，独立于世界纺织文化之林。在上古传说中，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取丝。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推测，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期，中国便开始养蚕。真正能够说明蚕茧得到利用的是，1926年在山西省县西阴村发掘到距今约5600--6000年的半个蚕茧。后来，考古工作者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中又都发掘出了一些古老的丝织品。这为人们研究丝绸起源提供了实物。

　　殷商时期，纺织品在文献上就有记载，如帛、绢等。秦汉时期，经济大发展，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生产丝绸，主要分为卷、绮、锦三大类，出现了有地域特色的齐纨、鲁缟与卫锦。锦不但是高贵的衣料，还是艺术品，它的出现是中国丝绸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西汉鎏金铜蚕为西汉的文物，1984年在陕西石泉县前池河出土，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到了汉代，由于纺织结构、染织技法的不同，出现了很多种类的丝绸。在汉武帝的西进政策下，大量中国丝绸通过“丝绸之路”向西运输，贸易的推动使得中原与边疆、中国和东西邻邦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达到空前的繁荣。

　　经过魏晋南北朝发展到唐代，中国丝绸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蚕桑的发展重心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进而使“丝绸衣披天下”。被称为三大名锦的古代四川蜀锦、苏州宋锦、南京云锦是丝绸中的优秀代表。某种意义上来说，丝绸代表了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

　　丝织品是工业革命以前世界主要的国际贸易物资，其编制技术需要复杂的工艺，曾被中国垄断数百年。中国的技艺有多高？素纱衣是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这件纱衣长128厘米，袖长190厘米，仅重48克，折叠后甚至可以放入火柴盒中。可以说是清若烟雾、薄如蝉翼。它是西汉纱织水平的代表作，为世界纺织工艺所罕见。

　　在商代，桑蚕业就形成了一定规模，蚕桑生产与粮食五谷相提并重。战国时期，丝绸业生产的专业分工更加明显，一些技术做到了世代相传、家族传承。汉朝时建立起了官营丝绸业。起初中国严密控制着丝绸织造业和养蚕业的技术交流，并禁止其流向外国。但朝鲜在中国移民的协助下，于公元前200年成功实现养蚕技术的突破。此外，公元前500年到前300年，西域和两河流域与印度成功实现养蚕。不过罗马帝国则是在550年左右才得到蚕种并发展养蚕技术的。

　　//在新疆丹丹乌里克遗迹出土的一幅绘有“东国公主传丝”传说的木板：一位公主在帽子里偷偷地隐藏来自“东国”的蚕卵，成功西传。这个传说故事在玄奘《大唐西域记》、《书•西域传》中都有所记载。

　　由于地缘的关系，最先用丝绸的是中亚地区，然后是西欧大陆，最后才是英国。昂贵的价格和华美的质地，使丝绸成为了身份的象征，一些国家甚至颁布法令限制平民阶层使用丝绸，使它成为有钱也买不到的稀罕物。丝织品还一度成为佛教虔诚的象征，为圣母玛丽亚和耶稣像披上丝质长袍以显虔诚和尊敬。

　　为得到丝绸，国外还发生过“丝绸之战”，罗马帝国联合突厥攻打波斯人，就是为了争取丝绸的“独家代理权”，这场战争持续长达20年之久。

　　其实在丝绸之路以前，中国的丝织品已扬名外邦。在《旧约》中就两次提及丝绸，称之为“最美丽的织物”，而这种美丽大抵只应天上有。

　　作为丝绸之路的核心技术，不仅是物质的交换，两千多年来一直作为世界最大的稀缺资源，中国的丝绸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它持续的吸引力，尤其是它独特的文化产业，保持了国家的地位和地域经济的繁荣，它改变的不但是东方的文化，也改变了西方的文化。

　　中国四大发明：纸、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其中印刷和纸实际上最早是由丝织品而派生出来的。缫丝完后，剩下的小绒毛摊叠在一起，就能在上面写东西，形成了中国最早的纸张。在西汉马王堆墓里发现的印花丝织品，有很多大面积是多彩套印的，它比唐代雕版印刷品要早近千年。因此可以说，丝绸上的凸纹版印花是后代雕版印刷术的鼻祖。此外，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也直接促进了指南针的实践和完善。

　　宋元时期，中国纺织工具如缫丝车、纺车、踏脚织机、提花机及其生产技术传入欧洲。欧洲吸取了这些技术并做了许多机械革新，在此基础上，近代欧洲的纺织工业革命慢慢兴起。

　　主讲嘉宾李家骏教授还系统介绍了中国历代服饰的演变，从战国时期的“胡服骑射”，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穿的裈裤，再到长袍、裙子，并解释了服饰上的颜色、花纹、图案在不同朝代的明确定义，重点介绍了官吏服饰，比如有的朝服是由蒙古学习印度的莫卧儿王朝演变而来的，说明文化交流经草原慢慢互相传播。

　　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与自然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理环境中，沟通东西方交往极其困难。环境考古学资料表明，欧亚大陆只有在北纬40度至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有利于人类的东西向交通，而这个地区就是草原丝绸之路的所在地。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汇的核心地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链接点。

　　在夏商阶段，草原丝绸之路初见端倪。比如，有记载说，简狄在古代中国传说中是商朝始祖契之母。“狄”就是对北方或西北草原地带游牧民族的称谓。历史上还流传的很多关于周穆王西征的故事，这说明早在公元前近千年，西周已与西域各国、中亚西亚的广大地区有了文化交流。

　　对于草原丝绸之路来说，大宗商品交换的需求起源于原始社会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北方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牛、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产品，而缺少纺织品、手工制品和粮食。中原是以农业为主的，盛产粮食、麻、丝及手工制品。这种相依相生的关系，在草原上形成了文化交流的基础。

　　其中，马不仅是人类重要的家畜之一，用于生产、生活、交通、军事，它还与一个王朝的军备强弱、国势盛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汉唐盛世，养马的规模很大。所以汉代大力开拓丝绸之路，与发展养马业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根源。

　　此外，其产生的重要原因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迁徙”的生活习俗以及部落之间的战争有关。由于秦汉战争和自然灾害与部落战争，匈奴逐渐衰败，其中北匈奴西迁至欧洲，南匈奴南下附汉，这是影响世界的重要历史事件。南下的结果是中原汉王朝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与巩固。西迁的结果是引起了欧洲的民族大迁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匈奴族的南下与西迁，实际上是将蒙古草原地带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强有力的连掇与拓展，与漠南的沙漠丝绸之路形成亚欧大陆南北两大交通要道，丝绸之路逐渐形成带状体系。

　　//粗犷原始的人面雕像，是阿勒泰地区尚未受到现代居民侵扰的珍贵遗存，他们曾经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过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并且在千余年后的今天还保留着若干承载人类文明的奇迹。摄影/郝沛

　　随着唐朝对漠北草原的统一，草原丝绸之路有了拓展。漠北草原游牧部落在回纥率领下归附唐朝。647年唐朝以铁勒、回纥诸部设置六个都督府和七州，置邮驿，总六十六所，号为“参天可汗道“，使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再一次得到了开发与拓展。契丹建立的辽朝，使草原丝绸之路更加贯通，辽朝与西方国家的往来主要依靠草原丝绸之路。辽的纺织品是辽与西方交流的大宗产品，这使得辽代通往西方的交通路线成了名副其实的“草原丝绸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在蒙元时期发展与繁荣达到顶峰，全国有驿站1519处，有站车4000余辆，这些站车专门运输金、银、宝、货、钞帛、贡品等贵重物资。此时最为著名的商贸城市是元上都，马可·波罗在1275年来到元上都，回国后写下了《马可·波罗行纪》向西方详细介绍了中国生活和礼仪等，其中有的章节写到了丝绸。

　　明清时期，以晋商为代表的商业文明为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明朝时期北方草原地区战争迭起，明王朝被迫关闭边境，加固长城，草原丝绸之路一度阻断，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阻滞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以后，丝绸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80年到1990年的十年间，中国丝绸产量从3.6万吨上升到了5.7万吨，增长了1.58倍。消费量也从4亿多米到了12.2亿米，增长了3倍。丝绸生丝的出口占贸易额的80%，绸缎占50%。

　　古老的丝绸正在焕发着新的青春，中国丝绸如今出口180多个国家。虽然中国是全球丝绸原料的主要出产国，占的比例超过70%，居世界第一位，但缺乏高知名度和占有率的品牌，还停留在产业链前端，主要卖的还是丝，是初级加工，远未实现其应有的经济和文化价值。

　　当今的“一带一路”为全球均衡可持续发展增添了新动力，也提供了新平台。“一带一路”涵盖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助于推动全球的均衡可持续发展。它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着眼点，促进经济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宏观政策协调。“一带一路”的建设还有助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顺利实现。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中说：“丝绸之路曾经塑造了过去的世界，甚至塑造了当今的世界，也将塑造未来的世界。”中国丝绸产业经历了千年的风雨历程仍然辉煌灿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代表中国灿烂悠久的文化，在世界仍享有很高的声誉。作为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今天的“一带一路”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经贸合作体系，必将会行稳致远。

　　主持人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助理、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认真听完嘉宾分享后深受启发，认为草原丝绸之路相对其他的丝绸之路有非常独特的地缘优势，并结合最近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总结了几点感受。第一是开放合作很重要，丝绸之路从来都是由很多段组成的，中间要经过很多政治势力，没有合作就很难把整条路走通。第二是要注重经济，重视商业力量。在丝绸之路上，表面上看中国能得到很大利润，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因为中国商人并不多，多的是中亚人、游牧民族。这跟中国传统重农轻商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一定要坚持经济合作，发展商业。第三，中国高端丝绸产品的进口量非常大，中国瓷器远远不如欧洲瓷器卖得贵，中国茶叶名气远远还不够，这说明中国在产业的品牌、技术和传播上都面临很大的缺失，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嘉宾张干夫老师提问，草原丝绸之路的衰落与历史上地缘政治、国家的纷乱是否有紧密联系。与会嘉宾就此问题各抒己见。郑宇劼认为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古代人类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会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民间的力量不容小觑。他进一步论证，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或者海上丝绸之路，这其中的转变，实际上更重要的是生产方式、贸易方式的转变。比如大航海时代，可能最大的启发是近代走向海洋的概念，重点不在于一些战乱的阻断，而是人类自身的很多转变，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贸易方式。

　　嘉宾宁欣教授通过历史、经济、军事等角度，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与造船技术的发展、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以及整个东亚大陆格局的变化、商品运输成本考虑都有关系。她还对比“一带一路”和古代丝绸之路的联系与区别，认为古代丝绸之路是带有附着性的，甚至很多时候物品的交流并不是通过商品交易，而是通过战争、掠夺。但“一带一路”是有战略的，实际上是突破世界的格局。这说法得到了郑宇劼的赞同，古代中国从来没有主动谋划过所谓的丝绸之路，更不用说从商业上谋划，但今天的丝绸之路是我们主动谋划的，这是不一样的。

　　嘉宾段建仁先生讲到前几天从福建永春回来，那里2016年发掘了一个古窑址，使得我们古代瓷器的发现年代提前了200多年。今天听李教授分享的“草原丝绸之路”，回顾了包括海上丝绸之路在内的四条路线。让段先生感触很深的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如何从丝绸之路的历史中得到启示，在中国的营商环境中，真正落实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原则。

　　嘉宾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助理、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改革研究所所长刘国宏博士提到了两个丝路研究应思考的问题：一是为什么中国曾拥有古丝绸等领先和影响世界的科技，到近代却落后了？正如李老师介绍当下丝料产量绝对全球第一，但品牌影响和文化价值甚至不如古代丝绸。二是古丝绸之路是一条商业贸易、人员交往之路，但商业到底有什么价值？对丝路商业的理解，目前我们全社会还缺乏深入的讨论和思考。他认为，丝路研究要关注“硬的”，也应关注“软的”，包括制度、文化等因素；商业、市场可能是古丝路兴盛的最持久动力，商业不仅交换产品，也带来持续的人员、思想、信息、技术等交流。深入研究和建设丝绸之路，还要继续地挖掘它的深刻价值，引发全民的新一轮有益思考和行动。重提丝绸之路不应仅仅是买卖产品的概念，如果不走出这样一种观念，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可能还得探索更长的一段时间才能找到未来。

　　银湖沙龙的发起人之一—南洁律师最后作总结发言，她代表银湖沙龙感谢李家骏教授带给大家的精神盛宴，同时感谢所有与会嘉宾的积极发言。她感慨，人只有在总结既往发生事物的过程中才能知道引领自己未来的方向，关注历史才会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