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布里官网1977年——87年，10年间,在沽源农村贩养牲口，养牛、羊、驴、骡，贩养牲畜，离开沽源回老家时牛羊成群。在发展牧业之余，还到内蒙古牧区做小买卖补贴家用，赶老倌车到蒙古地卖烟酒茶糖等日用品。

　　1977就开始养羊贩牛，是很有胆识和魄力的事儿。改革开放之初，老人准备大干一番，受到家人的激烈反对以及自己年纪已老，老人的生意一直没有做大。举个简单的例子：60时代，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老荣家生活极为艰难，长子15岁就参加劳动，其他儿女尚年幼。生产队的工分无法满足一家人的生活，老人四处奔波来维持生计。因为家庭孩子多，口粮自然不够用，所以“赶羊趟子”挣工钱补贴家用。赶羊趟子，就是为蒙古牧区生产队把羊群赶到坝下牲口市场，是牧区生产队临时雇佣的“羊倌”，挣工资，不参与牲畜的买卖。拿今天的话说，标准的“农民工”。那时主要从锡盟牧区徒步赶到张家口。

　　畜牧业对常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来说比较陌生，没有经验。老话说：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传统观念中，养殖业是高风险产业，一旦发生疫情或其他意外，很可能全军覆没，血本无归。

　　最要“眼力”的是买牛，买的好不好也决定了这一趟的盈利多少。那时的锡盟牧民，一户养牛不过四五十头，羊不过四五百只。多从牧区收小犟牛，但沿途的牛就良莠不齐了。贩牲口的进货与其他行业不同，“货物”不是一个产品一个档次，因为每头牛都是不一样的，要买上好牛可不是件容易事儿。贩牛人常说“买出秀气才能卖出秀气”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收牛也需要付出很大精力，每次至少需要四五天。那时的农民贩运户，每次贩牛都不多，一般十来个，少的时候四五个也得走一趟。那时“贩牛”，几乎都是徒步赶牛，不像后来装车拉货。徒步赶牛，既节省了运费开支，又不致运输途中“掉膘”。

　　贩牲口这种买卖，利润并不是很大，却是有挣有赔，付出的辛苦也远远超过其他行业。最苦的活就是赶牛，要大早起来把牛赶到滩里吃饱，早晨天冷，人腿上都是露水，时间长，老了都是腿病。赶牲口和拉货不一样，遇到好草滩就需要停下来，一路上走走停停，一天最多能走五六十里，天大黑才歇息。

　　毕竟牛是活物，“早餐”“晚餐”很重要，但人可遭罪了。早晚穿皮袄，到中午，须把棉衣脱去。今天徒步背包客，最大的困难恐怕是风吹日晒、烈日炙烤的痛苦了。那时雨淋、日烤、风餐露宿几乎是家常便饭。碰到村庄则住店，如果路上荒凉，野外搭帐篷是平常事。今天的干粮最次的也是馒头了，那时可吃不上这种“细粮”，通常是莜面做成的“合饼子”之类。所以，“贩牛”挣的是辛苦钱，这种“苦差事”，也只有意志最坚强的人才能坚持下去，家里的亲戚朋友也陆续打了退堂鼓，所以同伴是固定的几个人，包括老人的三女婿。

　　从内蒙古牧区徒步赶牛到大柏老，单程需要半个月时间，行程800多里，可以说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有的时候起点在锡盟最北端的旗县，终点要跨过延庆，往返需要一个多月。特别是在蒙古牧区，人烟稀少，城郭皆无。又因此处多系沙漠，风沙骤至则填路埋人。夏天头顶烈日、脚履灼沙；冬天朔风劲吹、天寒地冻；春秋两季，风沙骤至，天昏地暗。

　　从锡盟到坝下，须穿越浑善达克沙地。茫茫戈壁滩，在一百多年前就考验着旅蒙商的生存能力。正如当年库伦办事大臣陈纂在旅行日记中记录了真实生动的感受：“绵绵斯道，几不逢人。自米盐薪水，无不咸备。百里逢井，数日不见人为常数。水味则苦咸而外，腥且嗅，浊且涩，犹宝如玉液……五月中旬以后，至中元日，无风不异赤道。若艮地狂飙，披裘不及，则冷如隆冬。”（《蒙事随笔》）

　　路线就是古代废弃的老驿路：从内蒙古牧区-太仆寺旗-平定堡-西辛营-莲花滩--阳坊-赤城-样田-尚家堡-青罗口-黑峪口-大柏老，进入北京。有时也走椴木梁经独石口到赤城。走哪条路是由畜牧水草和季节而定的。需要细说的是,无论是莲花滩走东坝到，还是小厂经椴木梁到独石口，坝头是山区与草原的天然分界线。“过此则朔漠，（上坝后）平川如掌，天气陡凉，风物大不同矣。”大坝划南北，也割寒暖，是明显的气候分界线。元人有记录：过偏岭（今椴木梁）上坝后，头不可梳面不可洗，冷极也。那时滦赤线还没有开通，赤城-雕鹗-后城，还不好走；样田-后城这条路反而更近些。如果能在赤城或是张家口的市场上交易了，路途、时间都能少些，但最短也需一个星期时间。

　　那时的牲畜交易，不但受“左”的思维禁锢；还存在地方保护政策，为了防止牲畜外流，外地买牲畜要经畜牧局批准，搞硬性搭配和限制。除了交流会的交易税之外，收牛还有税官堵截。在养殖方式上，直到81年秋，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深入推进，牲畜才分给农户养。

　　那时，哪里有集市，农民贩运户就到哪里去。张家口、赤城、大柏老、顺义小营，是“买卖人”经常要去的地方。七八十年代的交流会，牲畜交流最为火爆。

　　80年代初，是赤城牲口市场最辉煌的年代，年交易量都在4千头以上，年成交额百万以上。80年赤城就办起了常年牲畜市场，80年成交大牲畜5881头，成交额178万元。1981年全年成交量18234头，成交额564万；82年全年成交量22878头，成交额816万。81年、82年位居全区首位。卖主多是本县以及口外沽源、崇礼、宝昌等地的农民贩运户。买主来自天津武清、天津宝坻、北京延庆、北京朝阳、冀中廊坊等100多个县。每年七月初一赶大桥会（交流会），市场最火，牲畜市场就在今东龙桥下。每天上市牲畜2000多头，每日成交量250-300头。

　　通常坝上“起会”（集市）要比坝下晚些，因为气候和时令的原因，每年七月份，是坝上沽源天气最好的季节，也正是农闲季节，还是大牲畜膘情最好的季节。每年七月十五日起会赶集，会期半个月。牲畜市场就在平定堡南村。七八十年代每天走几车到十几车牲畜，成交量大得惊人。

　　延庆县大柏老的牲畜交易市场后来居上。大柏老是个比咱们张家口地区乡政府驻地还要大的村，719户，2258口人。自1991年起，大柏老几乎每年都会请河北梆子剧团为村民献上精彩的戏曲演出。戏曲文化节上也招来了很多小摊贩，最初形成的是牲畜交易市场，演变到今天的日用品集市，他们沿街摆摊，方便了附近数千的村民购买生活用品。那时，无论是平定堡、赤城还是大柏老，无论哪里赶集，都会请剧团。沽源赤城通常是请晋剧团，属于北路梆子。

　　牲畜市场悄然诞生的八十年代，沿袭了张家口地区清代就形成的交易习俗：牙纪。牙纪是游牧民族与中原交易之间，为促进双方成交而从中获取报酬的中间人。当年无论是大境门外的茶马互市，还是张库商道，市场交易没有明码标价，买家、卖家双方对市场行情把握不是很准，语言也不便沟通，需要“牙记”从中介绍指点促成交易。客商和“牙子”在袖筒里讨价还价，“牙子”两边忙活，刚从买家这边抽出手，又伸到卖家衣襟下边两手详谈。成交价多少只要他们三人知道，无语的牲畜买卖就这样成交了。

　　贩牛这个行当，竞争逐渐激烈。后来，大柏老周围出现了500个“牲口贩子”跑市场的局面。

　　说起贩牛，就绕不开大柏老。该村现在是以奶牛养殖而闻名，七八十年代起步时养殖的却是肉牛。

　　就从我姥爷的好友唐成厚讲起。在大柏老，村民最敬重的就是他们的村支书唐成厚，“没有唐成厚，就没有养牛村”，老唐是大柏老村民致富的领路人。村干部率先垂范、身先士卒。早在80年秋，支部书记唐成厚亲自带队远赴内蒙古牧区。从那时起，老人跟老唐成了至交。老唐开始是养牛大户，持续发展到88年，建起了百头肉牛场。老唐的事迹在89年1月23日《北京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并配有漫画，题目是《“牛贩子”唐成厚名震塞外》。

　　大柏老的饲养方式主要为“异地育肥”，从内蒙古等地购入“架子牛”，集中于川区农户养殖，经3个多月育肥即可出售。饲料以农副产品下脚料为主，粗饲料以玉米杆、酒糟为主，实行拴圈式育肥法。延庆县自80年首次向香港出口肉牛16头，到1990年，共出栏肉牛7910头，存栏肉牛3695头，累计饲养1.1万头。

　　老人的另一个合作伙伴是闫堂栓，也是大柏老肉牛养殖第一大户。自八十年代初开始,他边承包土地,边饲养肉牛。1991年，个人投资20万元，在村西的荒滩上建起了第一个农户肉牛养殖场，创办了北京鹏富牧业有限公司。闫堂栓成了年存栏肉牛500头、出售肉牛300头的养牛大户。此后10年,他先后向外商出售优质肉牛2015头、肉马506匹,获纯利100多万元。大柏老村鼎盛时该村年存栏肉牛达5000头，出栏3600头。

　　98年大柏老转型养奶牛。大柏老村上世纪70年代开始奶牛养殖，到现在村里有5个奶站，几乎家家养奶牛。该村的奶牛产业化不仅带动了农业结构调整，也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一条好途径。经近30年的发展，大柏老村的奶农成为多家名牌奶企奶源。2004年3月,大柏老村退休老书记唐成厚为了保护奶农的利益,带领了诸多奶农集资成立了延柏大柏老聚八方奶牛合作社,把原来的大户经营主体变为合作社经营主体。奶牛合作社办公地址设在交通便利的旧县镇大柏老村西，注册资本124万元，有30名员工。2003年，该村人均收入就已达到18103元，成为当年北京市百富村之一。截至到2004年4月，该村奶牛存栏已达8200头，户均拥有奶牛11.4头，人均拥有奶牛3.63头,成为名副其实的京郊奶牛第一村。

　　现在营销学科有句常讲的话：经商最难的是第一桶金。与很多其他农村个体户一样，老荣家也是在这样艰难辛苦的条件下完成的原始积累。但不同的是，直到老年才赶上改革开放，直到耄耋之年才完成原始积累。1987年，老人年过花甲，当时有几个选择：一是到大柏老养牛，扩大规模，当然这是比较好的选择。直到九十年代、2000年之后，老唐以及那些已经发家致富的养牛户朋友多次邀请我姥爷到大柏老养奶牛，因为年事已高、儿女不支持，养牛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二是到赤城或平定堡做买卖。三是回独石口老家养老。我姥爷选择了后者，但还没完全闲着，顺便还开个门市部。

　　作者简介：澄怀观道，本名任向军，赤城人，1982年生，供职于通信业；文化学者，致力于地方史志研究多年，曾在《人民邮电》《通信企业管理》《张家口文史》《张家口历史文化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及文学作品数十万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