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满屋之我是韩智恩11月1日,朝阳区延静里中街,马路中央一处隔离栏已被车辆撞得变形。新京报记者 黄月 摄
11月1日,刘家窑地铁站附近的广场入口处,竖着数十根地桩。新京报记者 黄月 摄
为规范停车,在窄路中间装隔离栏,结果一个月被撞6次;专家称城市管理“简单执法”易生新问题
为拦住摆渡三轮,100余米的路面被钉上了78根地桩;为了使“停车行车有序”,宽约5米的道路被装上隔离栏。
近日,记者在刘家窑地铁A出站口发现,尽管路面地桩“林立”,但摆渡三轮仍在地铁口排起长队。70余根粗细不一的地桩,反而成为市民通行的障碍。
而在朝阳区延静里中街,短短600米的距离内,新装的护栏有六处被撞毁,其中一处更是被拧成了“麻花”。居民称,路太窄,设置隔离栏后,司机在会车时容易碰到栏杆,一个月内已有6辆汽车撞上栏杆。
专家认为,相关部门在城市管理中以简单的“堵”来代替解决办法,往往会滋生新的问题。
刘家窑地铁A口外,是一个微型市民广场。广场东侧一出入口,沿途立着78根地桩,犬牙交错,粗细不一。“一不小心,晚上经过时就会撞到小腿。”市民李先生称。
广场入口处15平方米左右的路面上,分布着30根三种粗细的地桩,分成3排交叉排列。这些地桩高约半米,最粗的直径约20厘米,最细的仅有5厘米。
据附近治安岗亭的民警介绍,这些地桩属“不同批次”,其中最粗的是一个月前被插进去的。
除入口之外,沿着广场的人行道也分布着各种地桩,其中数根半米高的地桩被插在盲道上。记者统计发现,包括一些已被锯断的残桩,百米长的广场人行道上共有78根地桩。
因为这些地桩,行人从地铁站出来,想要走到街道上,必须得“跨栏”。“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附近的一名保安称。
“怕黑车进来揽生意嘛。”治安岗亭的民警称,“地铁口这么多三轮,插几根地桩防止他们开进来。”
据附近一保安介绍,为了“拦住黑车”,曾有好几拨人来这里打过地桩。每次黑车司机都会想办法锯断或拔除一些地桩,继续通行。
该保安表示,因为天桥下的地桩比较细,黑车司机便从底部将其锯断,仅剩约5厘米高的底部残留在地表,车辆可以自由通行。
日前,刘家窑地铁口旁,9辆摆渡三轮在广场上一字排开,招揽生意。在广场内一过街天桥下方,有一处地桩已被人为“拔掉”,黑车从此处出入。
有市民称,一个月前曾目睹有人“拿打桩机突突地打地桩”,这些人均未穿着制服,不知道是哪个部门的。
记者随后拨打丰台区城管局的电话,一工作人员在查询后表示,这些地桩“不是我们建的”,建议找街道办和市容委。
“那里有地桩?不清楚啊,要不你问下城管科吧。”东铁匠营街道办的工作人员说。
随后,记者又先后询问东铁匠营城管科、北京市路政局以及丰台区市容委,对方均表示并未建过地桩。
位于朝阳区的延静里中街长约600米、宽约5米,路两侧均为居民区。一个多月前,居民发现道路中间多了条隔离栏。
然而,这条隔离栏表现出严重的“水土不服”,周遭的居民对它也是怨声四起。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条长不足600米的隔离栏,已被撞伤六处。
10月30日,记者在延静里中街发现,隔离栏“歪歪斜斜”躺在路中央,有6处被撞变形。这些伤口,有的偏向一侧,形成波浪状。有的则被挤得变成了蛇形,使本就不宽的道路更加局促,轿车开到这里只能勉强通过。
除了被撞击之外,还有的隔离栏被人拆掉搬走,形成豁口,一些汽车从此处拐进小区或掉头。
附近水果摊老板称,这些豁口是被居民拆出来的,“很多人嫌这个(隔离栏)碍事,大家开车进小区什么的比较麻烦。”对于隔离栏的几处伤口,该水果摊老板说,基本都是夜里被车辆剐蹭的,“路本来就窄,车稍不注意就碰上去了。”
该道路所属的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办事处证实,这些隔离栏是他们于一个多月前放置的,目的是为了“使道路的停车和行车更有序”。
一名工作人员称,该段道路两侧小区长期以来停车位不足,不少居民选择将车停在路边,车辆最多的时候,甚至还有汽车停在路中央。因此,才放置了隔离栏,想借此防止居民乱停车,也迫使行车有序。
但记者在现场看到,延静里中街道路两边依然停满了私家车,原本双向四车道的道路因此只剩两条车道可通行。隔离栏的存在,使得原本就拥挤的道路显得更加狭窄。
有居民质疑,并不是每条道路都适合安装隔离护栏,对于路面狭窄、人流量大的道路,可以通过多派交通协管员指挥、安装红绿灯等方式来实现行车有序。
市民焦女士称,昌平区立汤路,路侧有大型超市与商场,每天人流量都很大。曾安过隔离护栏,但护栏常把过往车辆剐伤。后来交通部门移除了隔离栏,方便路人穿越,随后又施划斑马线、安装红绿灯等,事故发生率迅速减小,路况就好起来了。
“这反映出相关部门在社会管理上还是被动式的作风。”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晖说,这种作风的表现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用以往的管制性措施来应对新问题,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赵晖教授表示,“黑车”和“停车”都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新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如果简单进行“堵截”式的治理,反而会给公众造成新的不便利。赵晖教授认为,城市管理不能简单套用行政手段,相关部门不应坚持以行政手段“大包大揽”,应改变思路与作风。黑车和停车等问题和公众切身利益紧密相连,政府决策前应科学调研,最重要的,要适当“权限下放”,“协商治理”。所谓权限下放,是指直接关涉公众利益的决策,要主动调研、听取公众意见,尽量采取协商方式,让公众参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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