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月魔力原标题：同日本一样，中国向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型很可能只是一种数学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再平衡 via.《人口大逆转》

　　《人口大逆转》这本书描绘了一个不太乐观的前景，也就是较高的通胀率，较低的资金回报率以及受伤的广大储蓄用户。

　　在全球债务水平高企的背景下，恢复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估计还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一次的刘易斯周期会比预想的结束的更晚，造成的损害更难以平复。

　　 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必然会降低实际产出的增长，除非生产率出现意外的飙升。

　　 我们坚定地认为，全球从通缩倾向转向严重通胀倾向的可能性将增大

　　 由于事前（预期）的储蓄和投资行为，经通胀调整的实际利率，特别是收益率曲线长端利率可能会上升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人口的巨大逆转将在短期内导致通胀和利率攀升

　　 中国通过加入WTO获得了非对称利益。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凭借最惠国待遇进入美国市场，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以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速度减少。以上两个方面使得中国劳动力快速与全球资本和全球贸易融合，给正在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中受益的世界刮来一股更强劲的顺风。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廉价，劳动力昂贵，而新兴市场经济体通常与此相反。为了快速积累资本，资本成本要么下降，要么被故意扭曲。

　　 中国通过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固定汇率以及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独立于全球货币环境来应对“不可能三角”难题。“不可能三角”是指一个经济体必须从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独立这三个因素中选择其中的两个，三者不能兼得。

　　 其次，居民在国内面临金融抑制，他们的储蓄先转移到银行，再转移到国有企业。他们支付的隐性税收被用来补贴国有企业的增长。

　　 换句话说，低利率实际上是对家庭的征税。由于家庭储蓄由银行汇集，再流向国有企业，这种“对家庭的税收”实际上变成了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银行是其中的通道。

　　 由于中国国内金融抑制导致家庭储蓄率更高，使得中国的总储蓄额较高，足以为国内投资提供资金，推动国民储蓄高于投资，维持经常账户顺差。

　　 各国央行认为从1990年开始实行的通胀目标制取得了成功，这其实是对全球人口趋势的误读。各国央行对控制通胀、市场波动和金融稳定能力的过度自信，导致了缺乏监管的房价大涨。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一直在减少（图2.5），反映了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为工业区提供似乎永无止境的劳动力供给的国内人口迁徙，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在拐点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无法再通过人口迁徙的方式产生净经济效益（下文将进一步讨论）。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人口逆转正值社会潮流转向反全球化之际。这意味着全球不再鼓励实物资本持续流入中国。

　　 相比于向内寻求增长，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个外向型举措更具前景。更具体地说，中国将向其他经济体出口潜在的过剩产能，这些过剩产能主要源于中国国内对基础设施的有效需求不足。

　　 （1）全身心追求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2）放松管制促使民营部门发挥更大作用，以及（3）通过削减过剩产能和降低杠杆率以提高生产率，改变国有企业的角色。

　　 其消费增长和满足消费的服务业正在取代投资在经济中的作用，开始在因结构调整而增长放缓的经济中发挥引领作用。

　　 同日本一样，中国向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转型很可能只是一种数学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再平衡。

　　 相反，银行对发放给国有企业的贷款进行了“永续化”处理，使得这些企业能继续运营。因此，“僵尸”企业在中国的存在，至少一定程度上受到社会和政治约束的影响。

　　 总之，中国消费的发展前景要微弱得多，但生产率会有更强劲的反弹（尤其是那些积极减少不良资产和贷款额的国有企业）

　　第一，中国将不再是抑制全球性通胀的力量。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人口压力和刘易斯拐点意味着通胀压力将成为现实，并让我们措手不及，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的经济从未遇到过的情况。

　　第二，与人口老龄化和消除金融抑制有关的储蓄减少，将导致经常账户出现逆差。正如前面讨论的，资本账户可以推动经常账户重新实现顺差，但目前不清楚中国家庭财富的流动、“一带一路”倡议融资和外国在华投资在相互抵消之后的净流动结果是什么。如果没有中国早期经常账户顺差形成的持续的“向上”资本流动，这种曾支持了美国和全球债券收益率（以及资产价格）的资金流动将出现逆转。

　　第三，中国引入提高生产率的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能力，取决于国内能够推动的重大创新。由于不再能得益于外国公司的技术转让，再加上中国企业收购外国技术型公司的政治敏感性，技术的有机改进将更加困难。

　　 我们认为，人口向更多老年人和更少工人发展的趋势，会扩大而不是减少对房屋储备的需求。这将支持对住房及其相关产业的投资。

　　 这将一个人口稠密、劳动力贫困但受教育程度较高、治理和组织相对高效的国家与拥有更高技能水平、更多财富和资本的西方发达经济体联系在一起。

　　 不仅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会垂直于自然失业率，而且由于长期的人口、政治和经济力量，自然失业率的位置也在不断地、系统地变化。

　　 在国内自保能力最差的制造业，开始从三方面提高生产率。第一，冻结资本存量的进一步增长，然后慢慢减少劳动力投入。在此过程中，每个工人的可用资本（生产率的粗略衡量）慢慢开始上升。第二，制造业生产开始缓慢向海外转移。第三，选择将哪些活动转移到海外：日本企业将设计和高技术含量的生产部分留在国内，将生产线上机械程度高的部分转移到海外。

　　 老龄化经济体试图从国内和国外解决人口问题。在国内，老龄化经济体有三种选择：第一，利用技术来抵消劳动力对生产函数的负面冲击；第二，提高劳动参与率，让人们工作更长时间；第三，发达经济体可以利用一些海外劳动力，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力。

　　 我们认为，在未来10年，甚至再下一个10年，印度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将超过中国。

　　 全球经济杠杆率的上升是利率正常化的最大障碍，更广泛地说，是经济正常化的最大障碍，而人口结构变化最终将实现这种正常化。

　　 特别是，量化宽松政策和对商业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付息采取的“地板模式”（floor system），二者的结合意味着，由这些存款支持的货币量化宽松部分的有效期限为零。

　　 减轻实际债务负担的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是（预期外的）通胀；

　　 对原土地价值征税，而不是对整体不动产（土地加建筑）征税，将有效降低单位土地的税额，从而刺激投资开发，加快新房供给。

　　 无论央行当前的宪法地位如何，央行在本质上是政治机构，央行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有利的人口结构和迅猛的全球化是过去30年快速增长以及低通胀与低利率背后的主要（非全部）原因，那么预测未来30年增长放缓、通胀和名义利率上升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认为人口和债务是相互冲突而不是相互调和的两个因素。随着通胀率和利率在人口因素的作用下上升，债务水平不可持续的经济体或经济部门将一个个地倒下。债务冲击毫无疑问将引发一定时期的低增长，甚至衰退和危机，正如2018年土耳其和阿根廷的遭遇，同时还有周期性的低通胀和低利率。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正如许多战争的后遗症一样，答案是通胀飙升，通胀很可能在2021年超过5%，甚至达到10%左右（假设疫情在2020年底得到控制，而控制疫情花费的时间越长，随之而来的实际经济活动和通胀的恢复就越弱）。

　　 第三，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已经从对外输出通缩的国家，转变为现在更加中性，未来通胀会越发严重的国家。

　　 输家将是储户、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以及那些主要金融资产为现金的公司。在财政上，保护养老金的实际价值不受通胀侵蚀将不再可行

　　 通胀将大大高于我们的政治领袖能容忍的名义利率水平。非金融企业和政府中的过度债务将被高通胀稀释。由于在全球化逆转和就业人口下降的情况下，实际增长放缓，负的实际利率很可能是出清经济所必需的。即使各国央行会对更高的通胀感到不安，它们也必须意识到，债务水平的持续高企仍使经济十分脆弱。如果它们试图在这种背景下提高利率，将面临政治上的阻力，甚至可能威胁到它们的独立性。只有当债务恢复到可承受的水平时，才可以加大对通胀的治理力度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