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听爸爸的话轻小说2011年12月-2012年5月，笔者前往北京、山东、黑龙江进行了调研，围绕宗教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冲击，采用访谈和座谈的方式，进行了调研。在北京，到宣武门天主教堂、海淀区的一所神学院、大兴的一座基督教堂进行了实地参观和访谈。

　　当今的特点是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感的模糊并由此而导致的生活意义的丧失，是理想和道德源泉的枯竭。诚如吉登斯所说，“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我们应该依据对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道德问题的压制来理解这种现象，但它拒绝任何答案，生存的孤立并不是个体与他人的分离，而是与实践一种圆满惬意的存在经验所必须的道德源泉的分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双重变革时代。变革与转型孕育着生机和创造力，推动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也经历着社会巨变中传统主流价值的失范，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信仰紊乱问题。在中国内，“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课题组的调查显示：

　　在当前，主导信仰已经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逐渐淡化。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和“北京青年发展报告”的调查结果均表明：“拥有金钱和财富”替代了“为一种崇高的信仰奋斗”，选择“为奋斗”的比例只有8.8%，选择“入党入团”的比例只有2.9%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作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大型社会调查，其中有一道“有无信仰”的调查题，被调查者回答“有信仰”的只占28.10% 。 课题组的另一调查显示为：

　　在主导信仰出现淡化的同时，拜物崇权倾向日益凸显。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信仰的特点突出表现为：一是对金钱的无限崇拜。2010年3月，英国路透社和另一机构合作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抽样的23个国家中，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的民众最相信“金钱万能”，并列成为世界第一“拜金主义”国家。两天之后，中国的“环球网”跟着这段消息，在网上发起了一个“中国是第一拜金主义国家吗”的调查，结果有八成人选择了“是”;在接下来的调查中，有约六成网民承认自己是拜金主义者。2010年6月下旬，广东的18位亿万富豪通过网络和报纸等媒体选妻，不到一个月竟有5万多靓女报名参选，这足以说明社会对金钱的崇拜。二是对权力的畸形崇拜。相当一部分人深信，权能带来利，两者之间是成正比的，升官就能发财，掌握权力越大,，所能享受到的利益也就越多。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因买官卖官、收受贿赂被判处无期徒刑。他就是这样认为：“千里来当官，为了吃和穿”;“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他看破红尘，对妻子的悄悄话是：“权有多大，利就有多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对一些省市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有近1/ 4 的人追求“做官”， 超过1/ 3 的人追求“出名”。

　　由于当代中国处于极度变化的时代，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导致社会信仰问题方面普遍缺乏理想信念，功利主义思想比较严重。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也开始显现。市场经济发展造成的最大悖论，就是在促成人的解放的同时造成了人的物化，在促成人的独立的同时造成了人的孤立。“原子化”、“碎片化”成为现存社会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尽管竞争把各个人汇集在一起，它却使各个人，不仅使资产者，而且更使无产者彼此孤立起来。”这种孤立的个人只能感受这颠倒的现存，而无法改变现存去开拓未来;只能直观以致屈从现实、或在道德愤慨和幻想中超越现实，无法真正面对现实去改造世界。

　　由于宗教对于现实生活具有补偿功能，社会对于宗教信仰比较虔诚，容易从宗教信仰中获得安慰。笔者的一个亲戚内退后感到非常孤独，也无所事事。后来加入教会后，感到有皈依感，教唱诗班儿童唱歌曲二十多年，感到很充实。湖北京山县沙村的基督教徒曾玉香曾向人讲述她信教的原因：“(我)60多岁时瘫痪了，躺床上，拉都拉在床上，儿媳妇喂吃的，吃不下。信徒把我拖到她们家里，喂给我吃的，大小便都她们弄。他们天天喂我鸡蛋(羹)吃，像喂小孩一样，我吃不了，也不喜欢吃，他们就说：“耶稣要她吃吧!”我就会吃了。以后站立什么的，都是他们祷告耶稣要我怎样怎样，我就都会了。在信主的家里，(就是)孙志芬家，过了20天，就完全好啦，走回来的，别人看到都买账，奇怪得不得了，好多人就跟着我信了。”

　　2012年3月26日笔者在黑龙江省绥滨农场与教堂执事长付宝英进行了数小时的访谈。这个执事长原来为一下岗职工，初中文化水平。她告诉笔者，她信教的原因是信教使她丈夫病好了，使她女儿找到工作，她说她信教后感到很充实，还说许多教徒信教后孝敬父母、邻里关系好了。笔者在教堂中观察发现，下岗职工、退休职工是这个教堂信徒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交谈中，她还建议我们国家将基督教设立国教，我们国家就安定和谐了。她还举美国例子来说明。笔者问这些信息从何而来，她说从网上看的，特别是看了北京科技大学赵晓教授的文章。

　　宗教热的出现与我们对宗教问题的忽视也有关系。一是对党的宗教政策缺乏宣传普及，特别在基层，对宗教讳莫如深，很多地方不管不问，任其自由发展，只要不出事就行，这导致信教的人越来越多，宗教势力发展很快。绥滨农场教堂执事长付宝英对笔者说，她们教堂正资助三名学生在神学院学习，她们教堂信徒已经达几百人，筹资几百万元盖了非常漂亮的教堂。二是对宗教知识和宗教教义非常不了解。在调查中发现，许多人对宗教“不了解”、“将信将疑”。这为少数人歪曲教义创造了条件，造成一些人支配了教徒。三是对宗教的作用缺乏足够的重视。一旦教徒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无法收拾。

　　信仰关乎人的生命，是对人的生死问题的终极判断。有了信仰，个人的生命就可以同某种群体的生命联系在一起，获得集体化存在，短暂的生命就可以同某种不朽联系在一起，获得永恒化存在。一旦确立某种信仰，个人的生命就获得了意义，信仰上的意义。基督教最根本的就是抓住了个人的来和去的问题，生与死的问题，暂时的个人与不朽的上帝的关系，暂时的尘世生命与永恒的天国存在的问题。当年的革命志士，确立了的信仰，把个人的生命同人民的解放联系起来，把短暂的生存同的远大理想联系起来，即便是在敌人的屠刀面前，也无所畏惧，因为他已经在信仰层面上获得了不朽的生命。

　　但是，当前，中国的信仰体系出现了很大问题。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信仰体系在几次大的冲击下，越来越暗弱，难以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共同信仰支撑。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体系，遭到巨大冲击，尽管在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仍然作为信仰体系而倡导，但在社会大众乃至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当中，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力量、精神维系力量却极大地削弱，以至于在当今中国出现了大量的“两面人”现象，口是心非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少数，人格分裂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传统日益被冲淡，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日益被冲淡，而物质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则大为盛行。这同30多年来我国经济改革的学理基础很有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学家从西方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实用主义伦理学作为理论基础，因此提出的思路和论断往往忽略人的社会性存在、社会发展这个根本目标，而演变成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取向。以物质积累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标准，以财富多少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社会的物质化，导致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日益枯竭，信仰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要素的多元化，生活方式和精神文化日益多样化，各种宗教文化从日益多样化的精神生活中获得社会资源。

　　社会转型时期，原有结构解体，传统法则失范，变革加剧，人心失衡。价值的窘困与情感的冲突，形成过渡时期社会心理的无所适从和抑郁沮丧。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艰难探索中，成功者与失落者都纷纷回归传统宗教文化，从神秘主义的信仰中，寻找精神寄托或超能力的解脱，使各种精神信仰文化获得蓬勃发展的空间。宗教文化在民众信仰市场上取得越来越多的份额。中国社会出现了宗教热。这些年来，我国宗教发函有加速的态势，主要特点是：大众化、知识化、年轻化、世俗化。境外宗教渗透呈现主体复杂性、活动计划性、范围广泛性、形式隐蔽性、手段现代性、态势进攻性、目的欺骗性。经过调查，发现宗教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这首先表现为宗教类别繁多，世界上的几大宗教在我国基本都有组织和影响。笔者自2006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以来，因为工作关系，最近6年在全国跑了十几个省，发现在许多地方，最漂亮的建筑就是教堂。在从浙江萧山机场到杭州市区的路的两边，上面有十字架的建筑比比皆是。在河南省临颖县南街村这个“小社区”的旁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清真寺。北京大兴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对面是两座可以与教育行政学院建筑媲美的非常醒目的基督教堂。

　　目前，我国四大宗教教徒的人数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发展最快。据网上披露，全国基督徒人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0多万，发展到2010年的8000多万(另一说为一亿三千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92%，比8026万中国人还多三四百万，而且还以每天上万人的速度增长，使我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巴西的世界第三大基督教国家。贵港市三塘镇长兴村，现全村一千三百人，1978年前仅有不到10%的村民信仰天主教，现85%以上的村民是天主教徒，教堂比学校还建得漂亮，每到圣诞节比春节还热闹，但最令人揪心的是在读中小学的孩子都加入了天主教，虽说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对未成年的孩子来说，这是在跟中国、社会主义争夺下一代。 现在信教的人包括各种各样的人，社会各层次都有信徒，越是下层信教者就越多，其中也包括一些党员干部。笔者2012年3月在黑龙江省绥滨农场的一个教堂调研时，在交谈中得知，这个教堂有不少党员干部，其中有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干部。

　　中国百姓对宗教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信教是一个敏感的事。这几年，经过“脱敏”，宗教不再是一个神秘的话题。有调查显示，目前多数大学生对宗教持宽容态度。一个调查表明，尽管“不信仰基督教、对基督教及其文化没有兴趣”，但仍有70.6%的大学生肯定基督教具有“丰富社会文化”、“有利于中国人理解西方”、“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在被问及“对信基督教的同学采取何种态度”时，不信仰基督教的大学生中80%以上认为“属于个人私事，不予干涉”。调查者还发现，至少在大学生这个群体，意识形态对基督教的压力基本上不存在。另外一份调查同样证明，绝大部分大学生(90%以上)对于身边有宗教信仰者持理解态度。而且，信教在一些人看来，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海淀一个神学院的看门老人非常高兴她女儿成为神学院学生，中国农大经济管理学院的一个学生被教会培养成为牧师远派拉美后在同学中引起不少人羡慕。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一位学者到西藏调研后发现，在西藏不少地方，家里有一个孩子在寺庙里当是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更有甚者，由于不少藏族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致使不少牧民宁愿孩子辍学到寺庙里去做事，也不愿孩子继续读书。

　　进入新世纪以来，宗教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大学生中信教的人数比例呈上升趋势。2009年教育部的一个研究“青年大问题”的课题组选择北京三所高校和京外一所高校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信教的占21.9%。2009年在中央民族大学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回收的832分有效问卷中，信教的学生约占22.2%。这些调查虽然主要反映北京高校的情况，情况也不尽准确，但大学生信教的约来越多是不争的事实。

　　最近几年，随着外国人到中国工作和学习的增多，特别是在海外学习多年的留学生回国数量的急剧增加，家庭教会在一些大城市出现并迅速增加。特别是散布在大学校园及周边的家庭聚会点发展很快。这些家庭聚会点对在校大学生构成很大的吸引力，成为一些信教大学生参加宗教活动的主要方式。据调查，家庭教会点一般比较隐蔽，到这些家庭聚会点参加活动通常需要同学、朋友或认识的人带领。一般而言，大学或周边的聚会点的带领者多为租住在校园里的留学生或在华工作的外籍人士。有研究者对以北京的两所高校大学生经常参加的家庭教会的资金考察发现，“由外国人出资并负责组织聚会点的情况是在很多高校基督徒团契或家庭教会中确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个研究者还对一个家庭教会的人员功能结构及其活动方式和内容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观察了教会中的带领者外籍人士(主要是一所大学的留学生、外教和其他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的态度和行为，认为他们是“受命于本国的专门对华传教的某些差会，经过培训，有备而来”。笔者在中国农业大学工作时就被邀请参加家庭教会。

　　最近一些年，在中国农村出现了一些新兴宗教。山西的线]该教在山西临县的流传大约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主要途径大概传自陕西的佳县。据有关部门估计，目前真神教的信众尚有一万人左右(全县人口近50万)，分布在各个乡村，特别是距离县城较远的偏僻乡村。真神教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信仰上以真神为独一的最高存在，认为真神就是上帝，上帝就是耶稣或耶和华，反对偶像以及所谓神圣场所的崇拜。(2)以亲友相传为传教的主要方式，以家族皈依为信教的基本特点。通常，只要家庭中有一个信神的，则全家都信，具有明显的亲缘性和地缘性。(3)教内有比较专职的布教者，也有一定的分片管理模式，但结构较为松散，表现为一种简单的群体形态，即初级群体、小群体的形态，组织性发育不成熟，但人际关系比较亲密。(4)早期活动较为神秘，“瞒外不瞒内”;现在业已基本公开化，成为乡村社会公开的秘密，只是对政府有关部门尚存戒心，即所谓的“瞒上不瞒下”。(5)入教的原始动机，一是治病，二是改变贫苦的生活，能天天吃上饭，三是消灾治病，求安祈福，其中治病是最为主要的动因。(6)信徒多属农村社会中的，如老弱病残、孤寡以及其他一些不如意者。(7)退教自由，退教者中绝大多数是由于没能得到治病或消灾的预期效果。(8)宣传爱人、和睦和忍让，反对、贪财和偷盗，且言行一致，这方面在当地口碑较好。(9)戒命教规的部分内容与传统乡村礼俗格格不入，这是最受非议的地方。真神教的信徒一般不参加红白喜事，不随礼，不收礼，不上坟，即便自己的亲人去世也不哭，不参加丧礼。过春节也不放鞭炮，不贴对联，不进庙，不上香。(10)活动日趋公开化，且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变通性，如早期热衷于宣传的灾异说现已很少提及，信真神得永生的信念得到新的诠释，由拒绝交纳公粮到履行各种义务等等。(11)从教义层面而言，具有比较明显的基督教异端色彩，与基督教系各教派如新教、天主教等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12)对正统的基督教、佛教等持批评态度。

　　首先，占领村中的道德制高点。基督教关于、喝酒和打骂人等各种禁令，在享乐主义盛行和道德风气滑坡的村庄，无疑能捕获因道德约束缺乏，而深受其苦的老人的心，也能博得深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政治精英们的同情。当地人常常在批评基督教搞迷信(治病)的同时，肯定基督教的一个好处，“起码教人做善事”。有村民开玩笑说，行善就能与党的政策保持一致，也说要和谐。村中的老书记也曾跟教徒孙志芬打招呼，问她能否将本组最不孝顺的悍妇拉去“学习”，“信教兴能管住她”。道德犯罪是无法在法律上惩治的，当村庄中传统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标榜行善的基督教成为唯一可以尝试着借助的力量，基督教无疑也可能成为村民信赖的制约力量。

　　其二，关心村庄中的公益事业，扩大教会的正面影响。村教会的负责人孙志芬经常在公开场合，过问村干部村务。她曾在路上高声询问村书记修桥款的事情。连接9组和10组的桥梁常被冲毁，她责问书记，据说是10万元的拨款，为什么到后来只有5万，以至于现在的桥梁不经用。村民们觉得她敢说，也愿意去关心，算是比较正义的。

　　其三，改造历史和对现实再解释。在基督徒的学习中，讲道人常将西方的侵华史，篡改成宣教与反宣教的历史，而不是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汶川地震则是上帝对不信教者的惩罚，是对自称为龙的传人，而否认为上帝之子者的惩罚。他们还以基督教从西方传来，借西方即是先进的伪命题，来宣扬基督教的正确性和合法性。

　　新兴宗教主要在一些偏远农村出现。这种宗教的出现与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的发展变化有密切关系。自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家庭、个人能力的局限暴露无遗，特别是对于那些劳力不足、老弱病残的家庭而言更是如此。面对利益至上、金钱至上主义的冲击，面对人情淡漠、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面对市场的巨大风险，落后地区群众感到自身的无奈。面对艰苦的物质环境，一些农民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上面，希望能借助于虚幻的世界来缓解自身的无力，改变自己的处境。而现实中一些正统宗教特别是佛教，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僧人、寺院也纷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参与经营活动，甚至默许江湖游医以“挂靠”的形式租居寺庙，坐收提成等等，利益开始变得比信仰本身更加重要。为了迎合人们的需要，一些寺院实际上也越来越流俗化、功利化，像开光、抽签、占卜、乞子、治病等等，本质上与世俗迷信毫无二致，只不过一个在地摊街头，一个在寺院，场所不同而已。由于大多寺庙疏于管理，僧尼之招摇撞骗、不守戒律的事件屡屡发生。僧尼之伪、之劣、之花、之滥，大大损害了原本清净而神圣的佛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新兴宗教在农村应运而生。

　　民间信仰兴盛。民间信仰是一种原生态的乡土文化。它不具有制度化宗教形态的坚硬外壳，但具有泛宗教形态的内涵因素。在中华民族广袤的大地上，民间信仰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民众基础，至今仍生生不息。近些年，民间信仰出现兴盛局面。在湖南、湖北、河南、广西等地的一些农村，一些群众把中国的已故领袖当作神来祭拜。笔者在湖南、湖北发现一些农村给盖庙宇，逢年过节进行祭拜。2012年春节，笔者在湖北省襄阳市郊区的一个寺庙里，庙主把的像与观音菩萨的像放在一起。笔者前往河南省新乡县刘庄村讲课时路过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七里营公社所在地，发现当地百姓把当年视察棉花的地方盖了一个小庙宇。里面还摆了一个的塑像。

　　中国宗教体系有两种基本形式：制度型和扩散型。民间信仰可归为扩散型宗教。 20世纪60年代，美籍华人学者杨庆堃教授从社会学视角，考察东方文化的宗教体系，提出一种独具匠心的宗教类型学。杨庆堃教授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指出，中国宗教体系存在两种基本形式：制度型(institutional)和扩散型(diffused)。他认为，制度型宗教对宇宙人生有独立的神学阐释，包含象征物(神祗、灵魂及其形象)和崇拜仪式，有独立的神职人员组织，诠释神学观念和从事崇拜活动。而扩散型宗教没有系统的经典教义，更没有严格的教会组织，它的宗教信仰形态表现为，将宗教要素亲密无间地扩散到世俗社会制度之中，并无明显的独立存在。正是通过这种扩散形态，宗教因素渗透在中国主要社会制度和乡里基层组织生活之中，使民众与宗教保持着密切的接触。

　　中国民间信仰源远流长，至今仍宫庙林立，成为地方区域性文化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后出现民间信仰的复苏与迅猛发展，这折射出地方乡土文化的生命力。在一些地方地区，从繁华闹市到穷乡僻壤，不论是街头巷尾，还是犄里旮旯，到处都有宫庙或神龛。民间信仰的场所遍布沿海山区、城乡各地,至今为止难以确切统计。

　　民间信仰拥有众多的信众，其数量大大超过“五大宗教”信徒的总和。由于民间信仰的弥散性，缺乏规范的教义和仪规，信众无需办理繁琐的入教手续，信众的数字难以确切统计。各种调查报告的抽样分析不一。

　　根据福建省民宗厅调研组的报告，在闽清县，“全县30万人中，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的人达9.2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0%。其中经常参加民间信仰重大节庆活动的人有4.6万人，占民间信仰人群的50%。”此次调查抽样文本为信众500人。性别结构：男性约占30-40%，女性约占60-70%，女性多于男性;年龄结构：老中青各占三分之一;职业结构：工农占90%，知识分子占10%;文化结构：初中以下占80%，高中(含中专、中技等)以上占20%;社会结构，既有“贫困人口”，也有“达官显贵”;党派结构，“员、共青团员参与人数呈上升趋势”。据调查，有些地区的员(包括领导干部)，“离退休后，多数到邻近宫庙“任职”，自称“发挥余热”。

　　民间信仰的崛起，表明中国社会存在强大的信仰需求。 民间信仰以祖先崇拜和圣贤崇拜为核心，代表一种“尚本”的寻根意识。从古至今，大多数民间信仰蛰伏在社会基层，经常遭到当局查禁，但根深蒂固，生机不绝，每逢风调雨顺，依然枝繁叶茂。从古至今，中国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的信众交织重叠，其功利实用的信仰心态是趋同的。这是因为民间信仰在基层社会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有一定的正面社会功能，如心理安慰、社交娱乐、互助救济、强身健体等等。民间信仰缺乏“制度化宗教”的彼岸性、超越性，信众有着强烈的现世性、功利性目的，这恰恰说明民间信仰何以拥有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农村家庭经济功能全面恢复，数十年来弱化的宗族势力重新活跃起来。由于集体经济的解体，农村基层组织调控能力的弱化，有血缘的宗亲成为村民社会互助的首选对象。

　　当代社会复兴的宗族组织，已随着时代发展产生变异。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如：实施土地国有制度，没有宗族地产等因素，当代宗族组织的重建，已非传统的阄分方式，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力，而多为合股方式、和约字宗，具有一定的亲和力，是一种松散的弱势结构。“联宗睦族”的主要目的是为振兴地方经济。有族规中确定，“其宗旨是团结海内外宗枝宗亲建设四化，振兴中华。”

　　任何民间信仰的形成和发展，都伴有种种神祗显灵的传说。解放军烈士显灵的故事，表现出当地民间社会的价值趋向。神灵是依照民众的想象制造出来的，反映当地民众的意识观念。其核心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即崇拜先贤，护佑民众。当代民间信仰承袭了群众神化仁人志士、寻求护佑的传统，反映出大众文化、道德、价值追求和群体认同。

　　中华民族的民间信仰，充满着积极入世的人文精神。立足现实，崇拜神灵也是对现实幸福生活的期盼。广大民众祭拜民间神灵，期望得到神灵的护佑，慰藉心灵，消灾免祸，治病避邪，发家致富，仕途腾达。它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断地丰富着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考察表明，民间信仰之所以具有感召民众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世俗性，即浓浓的人文关怀。应抛弃轻视民众世俗价值的贵族化精神倾向，尊重普通民众的生命欲望和精神追求，理解民众的世俗情感、愿望和行为，提升民间信仰中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通过现代社会的世俗化途径，使民间信仰的精华，成为广大民众精神生活的积极因素。

　　民间信仰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求福观念特别明显。民众祭祀各路神灵，制造繁复的数术，其最终的目的是从中祈福免祸。民众在崇拜某个偶像时，就意味着将赐福降祸的权力轻易地赋予某个神灵，这与基督教宣扬上帝拥有唯一审判权的教义截然相反。

　　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持续快速发展，关帝作为财神的经济功能日益显赫。在中国许多公司和个体经营户的厅堂里，都可以看见关帝的塑像。

　　民间信仰作为扩散型宗教形态，具有通俗化、生活化、随意性等特征。各种民间信仰的活动广泛地融汇于民俗娱乐活动之中。

　　自古以来，民间信仰神灵的诞辰庆典就是地方的民俗节庆。每逢神诞祭祀，殿内举办祭典，殿外搭台演戏，或抬出神像巡游四方，浩浩荡荡，娱神自娱。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生存之神的依附逐渐淡薄，民间信仰的“宗教性”日益淡化，民俗性日趋增强。以往以奉祀神明为主的庙宇，社会功能越来越多样化，如社团集会、宗亲聚会、文化娱乐、公共交际等。在厦门地区，许多村庙在神灵节日开展各种文化民俗活动，并主动请政府相关部门予以引导。

　　许多基层政府积极引导民间信仰走向现代民俗文化。例如：莆田县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把部分民间信仰宫庙改建成文化室。全县17个乡镇，385个行政村有半数以上的村，将原来的民间信仰宫庙、家族祠堂改建成文化室(站)。其中西天尾镇的17个村全部建起文化室(站)。有一份调研报告写道：“西天尾镇溪白村党支部牵头，群众自发集资数万元，把昔日香物缭绕的庙宇，改建成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先进文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阵地文化室。每天早8点至晚10点村民在这里阅读书报，吹拉弹唱。每逢节假日各村文化室(站)都开展十音八乐汇演，自编自演有现实教育意义的文娱节目，琴棋书画比赛。这里也成了小学生寒暑假娱乐学习的好场所，大大丰富了农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民间信仰作为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存能力。民间信仰活动大都具有区域性、松散性、季节性等特征，且一般规模较小、影响外延有限。只要疏导得法，难以聚集为动荡社会的力量。

　　当代民间信仰是整个社会生态的组成部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信仰场所能否成为地域文化网络的连结点，其信仰活动能否有助于慰藉民众的心理需求，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积极引导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应当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议题之一。

　　要根除陋习，移风易俗，要采取春风化雨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理性思维。恩格斯批评布郎基主义对有神论采取的简单粗暴方式，深刻地指出：“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

　　民间信仰是制度化宗教创生的母胎和扩散的温床。它不仅与儒、释、道等传统宗教文化血脉相连，也与五花八门伪似宗教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信仰这种扩散型的宗教形态以有神论为基础，其中巫觋文化浓重等复杂因素，成为各种新兴膜拜教派的社会温床。而当代中国的哲学基础之一，是与有神论相对立的无神论。无神论是构成当代社会主流文化指导思想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民间信仰与执政党倡导的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潜在的紧张关系。

　　民间信仰是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原生形态，可能成为引发各种非法活动的诱因，一些民间信仰的宫庙追逐奢华，谋求暴利，挑战世俗权力的影响，与当代社会倡导的新风之间，潜在着紧张的关系。在民间信仰发达的地区，一些民间信仰的宫庙金碧辉煌，敬神活动铺张奢华，浪费大量的社会财富。一些宫庙追逐赢利，争权夺利，财务管理缺乏制度规范，管理者中饱私囊。一些民间信仰的祭祀活动，超出当地的社会生活水平，敬神的费用远远超过政府公共事业的收税。

　　对于民间信仰的兴盛，关键在于积极引导，兴利除弊，使其发挥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逐步消除其消极面。

　　现实的宗教热，带动了宗教学术热。不少宗教学研究者在研究中，不知不觉将立场站在替宗教辩护立场。诚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随着宗教热的兴起，一种精心呵护宗教文化的学术倾向也逐渐升温。有一些人士极力推荐某种宗教文化，将其诠释为道德的源泉、民主的根基，甚至是科学的前提。还有一些权威人士大力倡导宗教神学，并积极推动这种宗教神学成为国家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术方向。这种思潮已经开始影响政策制定和舆论导向。”

　　在宗教学术热中，一些研究者对近代中国的传教士的活动给予高度评价，丝毫不提传教士这些活动的真实用意，存在历史虚无主义倾向。一位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在为其学生的博士论文《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作序中指出，“也不能以虚无主义的眼光看待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前驱者改造中国农村的善良愿望，他们为理想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还有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仍然是我们至今在农村工作中可作为借鉴的历史遗产。”但是在这篇序言中，这位历史学家一句话也没有提及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消极作用，这恐怕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在研究教会史时，走上替传教士完全翻案的立场。许多研究者在研究近代中国教案时，将教案的发生说成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产物，是中国农民盲目排外的结果，根本忽视近代教案从根本上说是西方文化侵略的产物，是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胡作非为的产物。这些研究者完全否定中国人民反对教案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对义和团运动给予彻底否定。在研究教会大学历史时，夸大教会在传播近代文明中的作用。在研究传教士时，一味地强调传教士的文化作用。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回忆录的翻译者在《译后记》中写道：“主席一句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使司徒雷登这四个字与美帝国主义牢牢捆绑在了一起，成为罪恶的代名词，这是一种历史的偏倚和人心的荒凉。”这位翻译者还这样评价司徒雷登：“第一，他是一位道德高尚的基督徒，怀有博爱世人的胸襟，从不将仇恨妄加在任何人身上。第二，他极为热爱自己的事业，无论是作为传教士、作为神学院教师还是作为大学教务长、驻华大使，他都竭力将自己的心血倾注其中。第三，作为传教士和教育家的司徒雷登，并不适宜做外交官。第四，抛开政党纷争不谈，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这位译者将司徒雷登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态度只是简单地说由于司徒雷登的政治偏见所致。

　　2011年12月笔者在广东花都参加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60年研讨会上，山东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教授极力替“一贯道”辩护，说20世纪50年代“一贯道”是错误的，要替“一贯道”平反。

　　学术界的宗教研究持续升温客观上为提升宗教的社会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学者研究指出，国外宗教势力通过“英语角”、外籍教师家庭聚餐等活动，灌输宗教信仰。一项对北京市数十所高校的大学生抽样进行的“北京市大学生宗教信仰”问卷调查发现，大宗教的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和西方宗教势力的有意渗透。这项调查显示，在对“在你接触过的外国人或境外人士中，是否遇到过向你宣传宗教的人”这一问题的回答中，选择“有”的比例为45.5%。

　　在现代社会，信教是一个人的自由。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就公民个体而言，信教是个人的私事，国家和政党不应该过问。但是一个国家信教的人越来越多，这就不仅涉及到对宗教依法管理的事情，对于执政党来说，就构成了强大的影响。从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来说，宗教热的出现，有以下及几个方面的影响：

　　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因为人毕竟是一个精神动物。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皈依。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信仰的权利，每个执政的政党也有提倡公民选择什么信仰和要求自己党员信仰什么的权力。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指导思想。中国要求自己的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远大理想。中国在国家和社会层面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个人能否有不同的信仰，能否同时有多个信仰。现在学术界试图把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进行分开，论证一个人既可以是宗教徒，也可以在世俗层面有自己的政治信仰。这种情况在一些西方国家也存在，在一些个体身上也存在。但是从人的终极信仰来看，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是否能截然分开，而不矛盾。从世界几大宗教来看，任何一种大的宗教在信仰上都是排他性的。从中国民间宗教信仰来看，中国百姓确实存在功利性信教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有多种信仰。但从中国现实来看，从调查来看，许多宗教徒在信奉某种宗教时，都对马克思主义持排斥、否定的态度。就是某些民间信仰，也对马克思主义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可以这样说，社会民众信教的越多，对主流意识形态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信奉的就会越少。从信仰的角度，宗教存在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争夺群众的问题。课题组的调查显示：

　　现代社会是一个思想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从宗教热带动的各种社会思潮看，一些思潮在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近几年来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争论，表面上是一种学术争论，实际上涉及到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问题。如何看待宗教本质，宗教是否为麻醉人民的鸦片，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当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因为与现实中的宗教现象和宗教政策联系在一起，就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一些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名义上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实际上贩卖的是自己的私货，打着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而一些宗教学研究者名义上在进行宗教学术研究，实际上已经站到为宗教辩护的立场，成为一些宗教势力的代言人。至于一些研究宗教历史的学者，以还原历史面貌的名义，重新评价中国近代宗教史，颠覆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基本观点，否定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从历史上挖去中国的执政合法性。如果按照有些学者的观点，过去对教会大学的做法、对传教士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这样中国革命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被否定了。

　　因宗教热激发的社会思潮在群众中已经引起了思想换乱。一些调查发现，信教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改变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信教大学生在国家爱政治、民族利益和价值观等方面的选择，显现了比较多的消极倾向，在思想倾向上存在消极性。例如，对于“金钱是人生幸福的决定性因素”的说法，选择同意的无宗教信仰的大学生的比例为18.8%，而信教的大学生的比例则为32.1%，比前者高13.3%;选择不同意的无宗教信仰的大学生的比例为62.2%，信教大学生的比例是49.5%。比前者低12.7%。课题组的调查也说明了这一点：

　　这种思想换乱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笔者在中国农大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谈到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的正义性，当场一个信教的学生就站起来替传教士辩护。

　　由于信教的越来越多，其中包括一些党员干部开始明里暗里信教，这危胁到执政党的基础。

　　笔者在新疆调研时，发现在南疆的一些地方，由于一些党员干部坚持不信教，致使在信教的群众中很孤立，乃至无法开展工作。一些极端宗教势力公开让不信教的所谓“维奸”死无葬身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党员就采取了对分裂势力争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或明里为党工作，实则替宗教势力工作。听新疆的同志介绍，这些年一些分裂势力闹得这么厉害，与一些党员干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随着社会上信仰宗教的人增多和对宗教认识的日益多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员参与宗教活动、与宗教界人士建立密切私人关系的现象逐渐增多，有的党员实际上成为宗教信徒。信教的人增多，使得一些党员干部对宗教抱模糊态度的人非常多。北京一名牌中学德育处主任在接受课题组时就明确表示宗教热很正常，越南、古巴员都可以信教。

　　在2012年的一次读书聚会上，一个著名党员学者公开对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的《党员不能信教》一文提出质疑，认为该文不利于社会和谐，会导致党分裂。

　　不少思想政治工作者认为党员可以信教。一些研究者甚至提出采取“开放与宽容”的政策处理党员信教问题。该研究者在向政府建议中这样写到：

　　鉴于党员信教现象已经出现，在一些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中甚至比较普遍，而信教停止的命令又难见成效，一些学者提出要总结越南和古巴等国的经验，创造中国党员“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不冲突的新模式，做到政治上忠诚与宗教内遵纪守法相结合，有利于传统的“政主教从”模式下的信息通报、参与式监督和管理，使党员在信教时仍然能够发挥“联系群众纽带”作用。

　　由于信教群众的增多，在信教群众与非群众之间因为信仰不一致和利益的冲突，就形成矛盾。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一些农村，一些群众把教会当作维护利益的手段，依仗教会教友众多而对不信教群众采取威胁态度。笔者在新疆调研时，听当地同志讲，在南疆，一些教徒欺负不信教群众。这种情况让笔者想起了近代中国教案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教群众与非信教群众发生矛盾，而教会一味袒护信教群众，日积月累，致使矛盾激化，最后演变成政治事件，前者之鉴，应该引起人们注意。

　　一些教徒由于沉迷于宗教世界，导致现实中人情的淡薄，引起了一些矛盾。笔者的一个亲戚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为教会无私贡献近二十年，每次见面都极力夸赞信教的好处，将她女儿事业上的顺利归之于她信教，她女儿现在也信教。实际上她女儿之所以在事业上一帆风顺，是因为她的亲戚的大力帮忙。但她不感谢她的亲戚，反而感谢“主”的保佑，让亲戚非常有意见，两家关系出现矛盾，在一个城市半年都不见面。

　　一些教徒不事生产，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导致一些矛盾的发生。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一些热衷新教的群众，甚至少数党员干部，沉迷于宗教世界，不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取幸福，而将希望寄托于来世;不将个人有限的财富去谋求发家致副富，而献给寺庙;不让子女接受现代教育，而把未成年的孩子送到寺庙。在西藏有些地方，寺庙数超过了乡镇数，僧尼人数超过了在校学生人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习五一教授调查显示，在昌都地区的丁青县，有乡镇15个，学生1072人，而寺庙却有55座，僧尼2951人，僧尼占全县的人口达5.39%。

　　近一些年，境外一些敌对势力，把宗教作为对中国进行“西化”和“分化”的工具，插手中国内部宗教事务。而中国内地教堂也急于想获取国家宗教势力的支持。笔者在黑龙江省绥滨农场一个教堂调研时，发现教堂的执事长在交谈中多次表达与外部宗教势力联系的愿望。

　　在一些边境地区，特别是在新疆和西藏，分裂势力往往利用一些信教群众，来进行破坏活动。2011年笔者在新疆沙湾县三道沟村与参加农业部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的一些南疆的维族村干部交谈中得知，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中许多喀什、和田地区的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农村青少年，受分裂势力的蛊惑，在乌鲁木齐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新疆的一些干部还向笔者讲了一个事例，在7.5事件中，一个维吾尔族少年，把一个汉族的八十多岁老太太杀死后又把肠子掏出来。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社会通过教会和整个私有制来影响群众。”[2]面对宗教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应该采取系统的办法来应对。笔者结合调查中了解到的情况，提出以下建议和对策。

　　理想是中国人的最高理想，是人的最高信仰，也是中国人极力向全国人民倡导的远大理想。正如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3]强烈的布热津斯基也不能不承认：“不仅仅是对人们所深切关注的问题的一种情绪激昂的回答，也不仅仅是自以为是的仇视社会的信条，它还是一种通俗易懂的思想体系，似乎对过去和将来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见解。因此，对于头脑简单和头脑复杂的人都同样具有吸引力：每一种人都会从它那里获得一种方向感，一种满意的解释和一种道义的自信。”[4]宗教热之所以在中国社会出现，就是因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渺茫论”、“是乌托邦”的思潮。这个思潮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使中国社会出现了信仰真空，为宗教热的出现提供了基础。为此，我们要有效应对理想的挑战，坚持远大理想，这要从党内做起，从党员领导干部做起，从中央领导干部做起。

　　最终实现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理想是有现实性的，它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是扎根在历史进程中的，不能把它看成一个一百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后的目标，否则就不可能成为人们的理想。在马克思看来，不是一种理想状况，而是一种改变现状的运动，是一种现实的工人运动。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有了一个国家制度的基础。列宁还讲过，道德，不是社会的道德，而是员的道德。如果全国八千万党员都按照道德来行动，它还会是虚无缥缈的理想吗?它肯定是扎根在现实中的。雷锋就是我们现实的战士的一员。每个员要扎扎实实地奉行和实践道德。所以，从道德层面、从制度层面、从实践层面来说，都是现实的。当然的最终实现，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要过急。但是的因素，每天每时都在我们身边发生，而且在不断积累，我们正不断地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向，这是确定无疑的。

　　近年来，随着社会上信仰宗教的人增多和对宗教认识的日益多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员参与宗教活动、与宗教界人士建立密切私人关系的现象逐渐增多，有的党员实际上成为宗教信徒。与此同时，社会上乃至党内出现一种声音，认为应该“开禁”，允许党员信教，还罗列出党员可以信教的种种理由以及党员信教的诸多“好处”，甚至指责不允许党员信教与宪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相违背。事实上，我们党关于党员不能信仰宗教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从未有过丝毫动摇。这一原则是党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的。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应保持清醒认识，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这一原则。

　　员不能信仰宗教是中国的一贯原则。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而宗教的世界观无一例外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在哲学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分野是根本性的，无论对个人还是政党而言都无法调和与兼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一开始就在与宗教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不仅指出宗教赖以产生的物质的、现实社会的根源，而且指出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解放，必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指出，“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运用于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实践，指出，“我们的党纲完全是建立在科学的而且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上的。因此，要说明我们的党纲，就必须同时说明产生宗教迷雾的真正的历史根源和经济根源。我们的宣传也必须包括对无神论的宣传”

　　中国一贯坚持反对党员信宗教。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1982年，在领导下制定的中共《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指出：“我们党宣布和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当然不是说员可以自由信奉宗教。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对我国公民来说的，并不适用于员。一个员，不同于一般公民，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员，毫无疑问地应当是无神论者，而不应当是有神论者。我们党曾经多次作出明确规定：员不得信仰宗教，不得参加宗教活动，长期坚持不改的要劝其。这个规定是完全正确的，就全党来说，今后仍然应当坚决贯彻执行。”1990年，在与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代表座谈时指出：“宗教世界观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人是无神论者，人的世界观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员不但不能信仰宗教，而且必须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宣传科学的世界观。”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指出：“员不得信仰宗教，要教育党员、干部坚定信念，防止宗教的侵蚀。对笃信宗教丧失党员条件、利用职权助长宗教狂热的要严肃处理。”2006年，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中国人是无神论者，不信仰任何宗教”。在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和2010年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再次重申要坚持员不能信教。

　　那种认为不允许党员信教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之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借“公民权利”的名义取代对党员保持思想先进性的要求和履行党员义务的责任。当一个公民志愿加入中国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无条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就意味着他根据公民所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自愿选择了不信仰任何宗教。根据同一项自由权利，他当然可以重新选择信仰宗教，但这就表示他中止了、逆转了“思想入党”的进程，仅余形式上的“组织入党”，而这对于他本人和党组织都不再具有实际的意义，相反对党组织保持思想、组织上的统一是有害的。如果一个党员积极参与宗教团体生活和传教，甚至利用党员身份保护、推动非法的宗教活动，党组织就应及时采取措施，使其退出党员队伍。这既不是“歧视宗教”，也不是“强制不信仰宗教”，只是一个政党对不再赞同其指导思想的个别党员给予必要的组织处理而已，从宪法和党章的角度都无任何可指摘之处。

　　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将侵蚀涣散党的肌体，导致党的分裂。第一，如果允许党员信教，那么就是允许党内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世界观并存，有神论与无神论并存，这势必造成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动摇和丧失，在思想上、理论上造成党的分裂;第二，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就等于允许一些党员既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又可以皈依于不同宗教人士的门下，接受各类宗教组织领导，五大宗教及其他宗教在党内各成体系，这势必在组织上造成党的分裂;第三，如果党员信教，则势必成为某一种宗教势力的代言人，一些地方将出现宗教徒管党的宗教工作的现象，利用政府资源助长宗教热，也不可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宗教，党的宗教工作将从根本上动摇。

　　总之，如果允许党员信教，将使中国从思想上、组织上自我解除武装，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蜕变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这种主张是对中国意识形态的严重挑战。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无神论的唯物世界观和积极人生观，占有重要地位。党中央一再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科学无神论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个时间以来，有种舆论，力图把科学无神论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剔除出去，这是危险的，既不符合人类历史和当代的世俗化潮流，也与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相悖。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被扭曲为一些人替宗教辩护的工具。应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科学研究，学术上允许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探讨，但政治上一定要禁止一些人假借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来为宗教寻找理论依据，特别是一些国家公务人员，要慎重对待宗教，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针对无神论研究和宣传被严重边缘化的情况，应该大力加强无神论研究，在全社会营造宣传科学无神论的氛围。

　　一项调查表明，多数大学生拥护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但对国家管理宗教事务的法规了解不多。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成长的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党员对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科学无神论不了解的现状，应当把他们作为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教育的重点，鼓励他们自觉加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无神论的学习。

　　针对当前一些老同志比较严重的情况，对于他们，全社会除了关心他们的物质生活，也要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尽量避免他们受社会宗教环境的影响而在思想上逐渐滑向宗教。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中，无产阶级政党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解决执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经验，同时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正确认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国际问题的关系。处理宗教问题和处理政治问题是一致的。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是解决宗教问题的基本途径。

　　第一， 必须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紧密联系政治问题、国际问题来认识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是当前中国的一个潜在的大问题。在一些社会群体中，主流意识淡漠，封建迷信抬头，活动频繁，信仰严重缺乏。必须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加大宗教阵地的建设，加强对宗教组织的管理，普及宗教知识，消除神秘感和恐惧感，积极发挥宗教教义的劝善惩恶等作用，将宗教引导到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来，与社会主义相适应。

　　宗教工作无小事。要立足于战略的高度，将宗教问题放在党和国家社会发展的总体战

　　略和国际关系新格局中定位和研究。宗教信仰虽然是个人的事情，但宗教从来就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体系。宗教作为社会组织，既扮演过积极角色，也发挥过消极作用。不能认为少数人的信仰无关大局，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自然消解。宗教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社会力量之一，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既提供过正值的社会资本，又提供过负值的社会资本。在实际生活中，因宗教问题(特别是由宗教问题引发的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所涉及的人群数量。它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推动和破坏，并由此造成的精神鼓舞与情感伤害，都远远超出了信仰它的个人和群体，对整个社会有着超越王朝更替和社会转型的影响与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问题。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宗教成为各种势力竞向争夺的旗帜，宗教问题成为热点问题，成为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国际问题。伴随全球化进程，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他国内政。正如2000年《世界宗教与精神领袖千年和平大会宣言》所指出的：“我们的世界被暴力、灾难、战争和各种毁灭行为所破坏，而这些行为常常被说成以宗教的名义。”

　　正确处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国际问题的关系，要认识到宗教问题的重要性，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国际问题密切交织而显现出来的特殊复杂性。处理宗教问题和处理政治问题是一致的，必须采取积极稳妥慎重周密的态度，既不能把宗教问题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问题、国际问题，又不能把宗教问题视为与政治问题、国际问题无关的“个人问题”。要尊重宗教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既不能用行政的力量消灭宗教，也不能用行政的力量去发展宗教。严格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任何宗教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都不能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

　　正确处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国际问题的关系，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充分发挥宗教爱国人士的积极作用。爱国宗教人士是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信教群众和教职人员的桥梁，是协助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联系信教群众，办好教务的重要力量。长期的实践证明，党和国家只有政治上真诚团结合作，才能在信仰上互相尊重;只有在信仰上互相尊重，才能有效地加强政治上的团结合作。

　　正确处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国际问题的关系，要正确区分和处理宗教方面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宗教问题主要表现为群众问题，多为思想问题，宗教工作本质是群众工作。要通过提高信教群众工作的本领，防止宗教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国际问题。

　　第二， 必须从我国宗教实际出发，完整准确地理解、运用并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正确地认识宗教问题。这是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前提。

　　宗教是人类社会长期存在的现象。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问题的群众性和特殊复杂

　　性，这三个特点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是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前提。宗教问题“关键是群众性”，“根本是长期性”，困难在于“特殊的复杂性”。诚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宗教是一种很难定性、不易评判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它与人类文明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联系，并造就出众多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和具有崇高道德力量的伟人;另一方面，在人性的偏执、社会的罪恶、种族的仇视中，也经常能看到宗教的阴影，宗教又常常成为社会动荡、冲突甚至战争的助力。”

　　完整准确地理解、运用并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要做到同志提出的对宗教问题的“四个全面认识”：全面认识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深刻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心理根源，全面认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全面认识宗教问题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因素相交织的复杂状况，全面认识宗教对相当一部分群众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现象。这“四个全面认识”是对我国长期处理宗教问题经验的进一步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只有做到“四个全面认识”，才能正确地认识认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国际问题的关系。

　　完整准确地理解、运用并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要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

　　第三，必须长期坚持中国关于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解决宗教问题的基本途径。

　　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是处理宗教问题的重要原则。实践证明，全面正确地理解这个政策，坚决贯彻执行，并保持这一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就能有效地处理好宗教问题。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政治权利，是我们党维护人民利益、尊重和保护人权的重要体现，也是最大限度团结人民群众的需要。公民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或不信仰宗教自由，不得歧视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公民在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必须履行自己的法律义务。

　　要坚持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这是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途径。宗教不仅仅是个人信仰问题，也是具有社会组织(宗教团体)、社会设施(寺观教堂)和社会活动(有广大信教群众参与的宗教活动或其他活动)的社会实体，必然会产生宗教事务，因而必须有社会规范制约，并由此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法制。历史实践证明，宗教只有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不同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相冲突，才能为社会所容纳、接受和尊重，与社会和睦相处，才能真正贯彻宗教信仰自由。党和国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有效地克服了原来主要依靠政策手段管理宗教事务的不足，保证了宗教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是党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具体体现，是处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国际问题的有效途径。

　　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这是处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特别是国际问题的基本保证，是维护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有效举措。在全球化的大势下，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在宗教问题呈现出国际化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向我渗透，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积极地开展宗教方面的对外交往的同时，坚决抵制境外敌对宗教势力控制我国宗教的企图，坚决打击宗教极端势力，这是处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特别是国际问题关系的一条基本经验。

　　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是处理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国际问题关系的根本目标。无产阶级专政处理宗教问题的历史经验，归根结底，就是正确处理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实践证明，违背宗教自身发展规律，立足于消灭宗教的路子来处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国际问题的关系，是行不通的。有效的经验就是：承认宗教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正确评价宗教的社会作用，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克服宗教的消极作用。

　　正确认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国际问题的关系，才能防止国内宗教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发展为国际问题，才能防止被敌人利用，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处理宗教问题上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证明，民族和宗教无小事。全党和全社会都要充分认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要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防止被利用，警惕国际敌对势力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西化”、“分化”的突破口。“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5]因此，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要做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4] 〔美〕兹.布热津斯基著：《大失败》，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