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垫冲击测试仪一个土地被征收的村庄，因抢工程生意引发村民斗殴；九名村民成为“黑社会”成员，陷入“打黑”漩涡，命运亦随之改变

　　2010年12月27日，龙西村村民纪志恭、纪水限、纪勤力、纪志强、纪荣章、纪梓材、纪伟超、纪亚荣、纪松鹤等九人，因组织、领导和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一审获刑。其中，被认定为带头者的纪志恭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罪，聚众斗殴罪，强迫交易罪等，被厦门市同安区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涉黑的罪名，以及由此而来的重刑，令几乎所有龙西村村民感到意外。龙西村村委会主任纪奖励感到“压力很大”。他皱着眉头问，村里这帮孩子平时就是“打打闹闹、不太争气”，怎么一下子就成了“黑社会”？

　　如今，这些因“涉黑”命运改变的青年及其家庭，正在等待2011年3月即将到来的二审。

　　纪建通一直无法将儿子纪志恭、纪勤力与“黑社会”挂上钩。他的60余年人生都在这个厦门海边的小村子里度过，对于“黑社会”的惟一想象来自香港电影，“戴墨镜、穿黑西服，大背头溜光光的，还拿枪”。

　　在纪家相册里，出生于1980年的纪志恭国字脸、浓眉毛、略微凹陷的眼睛，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穿着蓝色的POLO衫和阿迪达斯球鞋。在村里一个年轻女孩的记忆里，纪志恭平素不爱说话，为人温和，不喝酒不抽烟，“追他的女孩很多”。

　　几年前，中专毕业后，纪志恭曾在同安区城区开厂，后来工厂倒闭了。接着，他便在一个公司里做销售，据说“业绩不错”。2008年，纪志恭回到村里，和哥哥纪勤力、堂弟纪水限、远房兄弟纪亚荣、纪松鹤，以及纪水限的同学纪梓材、纪志强、纪荣章等人一起“做工程”。

　　除了纪勤力，纪水限、纪亚荣等人刚刚初中毕业，出生于1986年与1991年之间。

　　所谓“做工程”，就是给村庄附近的工地提供沙石等建筑材料。这是龙西村不少人都争相参与的生意。

　　在这个福建沿海的普通小村落，全村共有570余户、1750余人，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姓纪，存在或远或疏的亲戚关系。逢年过节，村民们按照不同的谱系，分别前往村里五家纪氏祖屋祭祖。

　　纪志恭、纪水限等人拜祭的是同一祖屋，他们的家庭住址抬头均是“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龙西村龙窟西里XX号”。即便距离最远的纪志恭、纪志强两家，也只相距200多米，有事喊一声都能听见。

　　厦门市同安区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称，“2008年底以来，为控制同安区洪塘镇龙西村一带工地地材供应，被告人纪志恭先后笼络被告人纪水限、纪勤力、纪志强、纪荣章、纪梓材、纪伟超、纪亚荣、纪松鹤等人”，“形成人数较多，结构、层次较为明晰，分工明确的较稳定的犯罪组织，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在洪塘镇龙西片区阻挠工地施工，强行提供地材，谋取经济利益”。

　　事实上，导致纪志恭等人被捕的导火索，是他们与当时龙西村党村支部书记纪炳权、村民纪添寿、纪省福等人的三次聚众斗殴。

　　由于争夺龙西村附近工地地材供应生意，以纪志恭、纪炳权为首的两派人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第一次争斗发生在2009年11月15日。当地的一名派出所工作人员还记得，当晚，纪水限、纪志强、纪梓材、纪伟超等人每隔几分钟便致电纪炳权，要求“分配一下村里的地材生意”。直到第二天凌晨5时，他们一共“打了几百个”电话。

　　当时，纪炳权在同安城区的一家茶室玩牌。他一怒之下，在第二天清晨7时左右，带着40多个“小混混”，开车回到龙西村。双方混战中，啤酒瓶、石头、水管刀飞作一团。

　　纪志恭的奶奶方芋圆回忆，她看到孙子揉着眼睛从卧室跑出去。几分钟后，她连忙赶出门，看到纪志恭站在两伙人中间劝架，头上流着血。她急了，赶紧跑到纪炳权跟前，哭着跪下去：“不要打了，算了。”

　　双方最著名的“火拼”是天桥械斗。2010年1月18日上午，以及2010年1月23日中午，两派在龙西村天桥附近两次持械斗殴。警方材料显示，当时，纪水限、纪志强等人和纪添寿、纪省福等人相约在村口的天桥附近进行“决斗”。双方使用水管刀、汽油瓶、石块等，而纪添寿一方还拿出了一把猎枪，朝纪水限一方击发了一枪。

　　而在检方的指控中，这两场械斗，“造成装载机、土方车损失价值人民币580元，闽DS9027‘波罗’牌轿车损失价值人民币1000元”。

　　2010年3月5日晚，纪志恭、纪炳权两派第三次聚众斗殴。纪勤力的妻子目睹了当时的情状。夜里1点多，纪添寿、纪省福等八人开着两辆轿车来到纪志恭家附近。纪志恭家位于村中心的一间祖屋边上，是一幢三层小楼。路灯坏了，纪勤力的妻子听到声响，来到朝东的二楼阳台。在微弱的轿车灯光下，她隐约看到四个人每人扛着长长的猎枪，朝纪家走来。

　　几声枪响之后，出门“迎战”的纪志强、纪勤力等四人都中弹受伤了。另外一位村民描述当时的场景，“很乱，地上有很多血”。当地派出所一位民警证实，警方在凌晨4点多赶到后，从路上拾到几枚散弹，“大概是三四枚”。

　　当地的一名派出所工作人员将纪志恭、纪炳权之间的争斗，称为龙西村“年轻人和当权派的夺权”。

　　在龙西村，领头“做工程”的，分别是纪志恭、纪炳权、纪沈福和纪添寿，加上他们“手下的”，大概是80多人。其中，年纪较长的纪炳权、纪沈福、纪添寿是“做工程”的“老牌”势力，他们从施工队进驻龙西村后，就开始了这项活计，早已占据优势。

　　从2008年开始，纪志恭参与“做工程”，他获得了四个项目工地的生意，业务量属于“新兴”水平，但发展势头看好。自然，“年轻人”纪志恭等，渐渐威胁到“当权派”们的地位。

　　事实上，从龙西村被纳入厦门环东海域工业开发区的征地范围后，曾以种地为生的村民，命运的轨迹就发生了变化。

　　2006年，厦门市政府下大力气开发厦门环东海域工业区，这一工业区规划占据陆域面积114平方公里，海域面积91平方公里。其中，陆域规划面积的征地涉及厦门岛外集美、同安、翔安三个行政区，沿着滨海海岸线连成一片。

　　龙西村村民几乎失去了全部土地。2006年，村里被征农田1000多亩，村民按照人头每人分得“一次性买断费”3.4万元。如今，龙西村全村剩余210亩农田，人均约0.12亩，主要用于种植蔬菜、水稻。

　　在这个沿海的村落里，每年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并不多，为了寻找出路，不少人都在初中毕业后出外打工，或做小生意，一些嗅觉灵敏的村民则“盯”上了建设中的工业区。在村民口中，“向工业区中的工地提供砂石、土方或者其他地材”，在扣除运输费、劳力支出费外，依靠差价获取经济收入，被称为“做工程”。

　　一位当地知情人士透露，集美区、海沧区均曾下发文件至村里，称失地农民持村委会认证的介绍信，可与施工方签订建材供应合同。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保证开发区建设“有序”进行，也可以为村民提供创收机会。但是，据2009年8月上任的龙西村村委会主任纪奖励表示，他并未见过同安区有这一文件。

　　在龙西村和周边村落里，“做工程”奉行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能者得之”。若是一家施工队进驻本村工地，每位村民都可前去谈判，“谁有能力谁签，谁先谈成算谁的”。

　　这种“自由竞争”衍生出无序和混乱。很多时候，村民为了争夺生意，都会泡茶、递烟，和包工头搞好关系。做熟的村民，便可长期“垄断”某些施工队的生意。当然，一些年轻气盛的村民则会采用其他方式，比如通过威胁“不给我做，就赶你们出去”，或者打破工地的玻璃，或者弄坏脚手架。

　　在检方指控的一项罪名中，纪志恭一派被认为有“强迫交易”行为。2008年，他和一家工地签订合同时，每立方米砂石价格为25元/立方米。而到了2009年，由于市场价格变化，他擅自将砂石价格涨为35元/立方米。

　　当地的一位村民介绍，村民与施工方签订的合同中，对款项并未有明确的规定。一般来说，施工方对村民提供的砂石，按阶段付费，或者由村民全部垫付，最后一次性结清。一桩合同视施工进度而定，可能持续二三年，大的能赚上几万元，小的不超过几千元。两年下来，纪志恭等人有一单生意没做成，有两单还没拿到钱，到目前赚的钱不到10万元。

　　每一派“做工程”的队伍，都有比较明确的分工。警方材料显示，纪志恭这一派中，纪荣章负责砂石带车，纪勤力负责工地账目，纪水限负责收账、分钱。其他几个人“管理工地”，“经常到工地上转转，防止其他几派的骚扰”。

　　一个村的工程，一般不允许别村的村民进驻。但龙西村前村支部书记纪炳权常常谈下一些合约，交给相熟的朋友，或者招来“外村人”参与。纪炳权看起来瘦瘦小小，皮肤很黑，但一直是龙西村“做工程”中的老大，“家里安装了10来个摄像头”，一位村民说。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许多年轻人喜欢跟着纪志恭，是因为他“对人好，威信很高”。家里遇上拆迁，这些年轻人可以在纪志恭家免费食宿。即便纪志恭家里没人的时候，他们也能在客厅泡茶、聊天。

　　每逢过年过节，纪志恭都会给亲戚送礼，有一回，他给纪水限、纪志强等家里也送去了鹿肉。这些跟着“做工程”的小兄弟和纪志恭其他堂弟一样，也曾收到崭新的阿迪达斯运动服、现金红包。不过，他们斗殴的时候并未穿统一服装。

　　按照警方的说法，纪志恭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他常常劝说纪水限、纪志强等爱打架的年轻人，“没事就呆在自己家，别乱跑，手机要开着，不要乱打架”。纪志强、纪梓材等人屡次寻衅斗殴，赔偿费用、医疗费也都是纪志恭出钱解决的。

　　小村的斗殴，在村民看来“没啥大不了”的行为，在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法院出具的刑事判决书中，成为纪志恭一伙“有组织、有预谋、有分工、有统一服装，并获取不当经济利益”的罪状之一。除一名临时参与过斗殴的外村青年黄在祥仅被控聚众斗殴罪，纪志恭一方的九人被称为“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殴打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而他们“欺压、殴打”的群众中，就包括纪炳权及其伙伴们。检方的指控中，纪炳权并未被同案追究刑事责任，而纪炳权一方的纪添寿被以聚众斗殴罪、非法持有罪等罪名追诉，纪省福、纪荣议、姚跃进、纪生在等四人，则被以聚众斗殴罪起诉。五人在一审中均被判有期徒刑数年。

　　作为龙西村前任村支书、同安区人大代表，斗殴另一方的纪炳权在接受调查后，一直居住在同安城区。

　　纪志恭等九人的家属在一份申诉书中称，该案查办中“故意打压一方，舍大取小”，明显不公。他们质疑，纪志恭一方无论经济还是社会地位，以及“打架的气势和势力”都无法与“拥有”的纪炳权一方相比，他们如何能“称霸一方”？

　　2011年2月，厦门市同安区公安分局出具的一份信访回复称，“对于纪炳权涉嫌聚众斗殴案的问题，我局已于2010年12月8日向区人大常委会提请对纪炳权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许可申请”。

　　在一审中，纪志恭等九名被告人均对“涉黑”罪名予以否认。而近半年来，纪建通和其他家长，以及亲戚、朋友等，不断在厦门市政府、福建省政府门口拉横幅上访，横幅上写：“我们的孩子不是‘黑社会’。”

　　同安区洪塘镇综治副书记陈聪敏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省里、市里到同安区，均对这一案件十分重视。他也多次和镇里工作人员一起去纪志恭等人的家中做思想工作。

　　但村民们显然不服。一个村民这样形容：如果纪志恭这伙人是“黑社会”，那么龙西村所有姓纪的不是“黑社会”的家属，就是“黑社会”的族人，整个村子就是“黑社会”窝点。

　　村委会主任纪奖励也深感疑惑。2009年12月，他曾代表龙西村在洪塘镇领取“综合治理优秀村”的奖杯。“没想到过了没几个月，龙西村就成了污点村！”在镇里开会的时候，纪奖励被别的村委会主任打趣：“你带出一个黑社会啊！”为此，纪奖励跑了三次法院、一次公安局、一次检察院，“我想知道，他们一直在村里活动，打了几次架，怎么就成了黑社会呢？”

　　一名当地知情人士分析认为，纪志恭一伙充其量也只够得上“小地痞流氓团伙”，至于如何被演变成“黑社会”，和当地“打黑除恶”的政治任务有关。三年前，省里有关部门曾在会议上公开批评厦门打黑不力。

　　为此，厦门市决定加大“打黑除恶”的力度，其中包括将“打黑办”升级这样的“机制创新”。2010年10月，厦门当地媒体的一篇名为《厦门打击黑恶势力不显山露水 获全国“打黑办”肯定》的报道中称，“由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市打黑办的六名工作人员，分别来自法院、检察院、公安、边防、武警和司法六个部门。”

　　相比而言，全国其他地方的打黑部门，通常只是公安机关下的一个“兼职机构”。厦门市自认为这样的灵活机制“在全国领先”，但他们忽视的是，本应作为中立角色的法院也加入“打黑办”，这种“协同办案”模式与独立审判原则相悖，早已受到质疑。

　　“打黑是一项政治任务。”厦门市公安局的一名工作人员透露，每逢当地出现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恶性事件，公安部门都须上报至市打黑办，打黑办立刻介入。在前述的当地媒体报道中，厦门市打黑办副主任钟华勇就表示，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必须把他们消灭在萌芽中。”

　　纪志恭的二审辩护人、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林维认为，从涉黑犯罪的构成要件分析，纪志恭等人犯罪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他认为，厦门司法部门对“黑社会组织”的认定，已降低到一般犯罪团伙的标准了。

　　在龙西村，不少家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由于两个儿子纪志恭、纪勤力的被捕，纪建通一家的基本生活，只能依靠儿媳在城里做小时工支撑。纪勤力14岁的儿子再也不敢住在家里，他老觉得“有人要拿枪来打我们”；他还不敢上学，怕被嘲笑为“黑社会的儿子”。另外一名涉案者纪松鹤的妻子丢下两岁的儿子，打算离婚。

　　家属们担心，他们出狱后，如何面对伴随一生的“黑社会”罪名。当然，更多的人觉得，这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他们的刑期很长，出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呢？”而即将到来的二审，将决定他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