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东升升官记2015年就要结束了,从年初就停放在村庄里的几台打桩机没有移动丁点儿位置。整整一年,它们都没有接到任何建筑工程项目参与到城市发展和乡村再造当中。这些设备仿佛一个个躁动着青春的小镇青年那样无处安放,只好返乡,在风月中像青春一样慢慢生锈。

　　和它们捆绑在一起的还有乡村里的年轻人。事实上,在大部分时间里,乡村里的年轻人生活在城市以及城市的边缘。如果不是过去一年这些机械设备赋闲在家,他们会像打桩机对不同土地的适应那样,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随着对城市土地的熟悉而心生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渴望,并寻求一切可能离开乡村。

　　城市始终是属于陌生人的,由于陌生和生疏,到达城市以及在城市营生才无所畏惧。

　　对乡村的年轻人而言,返乡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那些把城市基础夯实的打桩机暂时被城市拒绝访问了,以此谋生的他们不得不放下荣光的记忆和昔日的热情,像逃离北上广的大多数人一样,回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乡村。不过,他们毕竟无法悦心自足,他们终究不愿意接受回到原点的本分,于是,任由设备在村庄里孤独生锈,一有机会,他们就离开乡村到城市去,听说他们去了东营、安徽、新疆……

　　这似乎是任何一个乡村都要面临的窘境,一种是人要出走,一种是机械不得不回来。尽管这些先进的生产工具由人操控,可是在经济趋势面前,一心出走的人又受制于这些不知所措的机械。就这样,他们彼此牵制,既不能确定理想的目的地在哪里,又无法把握远大前程还有多少距离。

　　某种意义上,乡村、乡村里的年轻人、打桩机、挖掘机等机械设备现在遭遇的两难处境是对城市化在乡村失败的一种非语言承认。不仅如此,这种失败还体现在对待乡村老人的态度上。虽然替换是时光的习惯,但是乡村里年轻人与老年人的距离越来越远。年轻人想要远走高飞,老年人只求平安无事,就像小野洋子说的那样——“在过去的乡村,人们会去请老人讲故事,老人就会认为他们需要记住自己知道的故事,好讲给别人听。但现在,我们不再听老人讲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