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希来近况作为映秀镇最著名的地震遗迹，漩口中学还是15年前的老样子——进门处，一个有巨大裂纹的白色时钟雕塑，时间指向14时28分。后面的教学楼像是扑面而来的怪兽，向前倾倒、楼面下压。它被当成地质灾难、震级破坏程度的展示物，保存至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有的用手机拍下倾斜的楼体，有的走到它的一侧鞠躬、献花。

　　高中毕业后，刘敏当了遗址的讲解员。作为亲历者，她需要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给外来的游客讲学校的原貌、地震的恐怖、同学老师的遭遇，以及自己被救的过程。但她通常无法完成讲解，创伤应激障碍会让她在讲解过程中忍不住痛哭。3个月后，刘敏改做其他职业。之后的十几年，她和大多数同学一样，结婚、生子，很少再回学校。

　　她是从映秀小学的废墟中爬出来的。这里是整个映秀伤亡最惨重的地方，也是映秀人心里最大的伤痛——黄思雨说，她所在的班上，有四分之三的同学在地震中失去了生命。而她自己则被砸断了左腿，在副校长、乡亲、解放军、华西医院医生的接力救援中，捡回一条命。

　　因为残疾，黄思雨一度很敏感，她甚至因此常常穿着裤子，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但在一些公益组织的帮助下，她慢慢发现，“世界其实是很友好的”。于是她选择通过运动打开生命的多种可能，参加了多次马拉松比赛，并在2022年的冬残奥会上参加了升旗仪式。

　　2023年5月，黄思雨和男友在都江堰举行了订婚仪式。这15年，刘敏和黄思雨这两个映秀女孩的成长、涅槃，或许可作为15年来灾区变化的缩影。

　　告别讲解员工作后，刘敏进入漩口中学地震遗址的次数不超过五次。她甚至极力避免从遗址前经过，“一想起当天的事情，想起当时救援的同学、被埋的同学，就难受。”

　　但其实，关于那天的记忆一直清晰地留存着——当时是数学课，老师在黑板上写下标题，讲了几分钟，房子就开始摇晃。

　　教室里也跟着有些混乱。那段时间，学校外面在修沥青路，常有轧路机作业。有同学说，一定是轧路机轧得太凶，都轧到房子了。老师喊大家不要闹，安静上课。但第二波更大的震动紧跟着来了，上下颠簸。刘敏看到，墙上的挂画、墙皮纷纷掉落。老师大喊“快跑”，但来不及了，教室门窗已经严重变形。墙体像被一只手撕裂开来，不断往下陷落。刘敏感觉像是在坐电梯，“突然失重下坠，头脑一下子晕眩了”。

　　刘敏在废墟里被困了1个多小时。楼体倾斜了，但并没有完全垮塌，高三教室里密集的桌凳和书籍涌向一边，压在学生们身上。刘敏的下半身被压得没了知觉。直到地震暂时停止，看到教学楼没有危险时，外边的同学开始爬进废墟救人。当时刘敏心想，救出去了也没有腿，跑不远。她对同学说，“我的脚没了，不要救我。”但当同学搬开桌凳和书籍，她意识到自己的脚动了一下，“我那种求生的欲望就来了，喊着，‘快点救我，我要出去’。”

　　因为高三年级在顶楼，楼板压力较轻，班上虽然有很多同学受了伤，但并没有人遇难。

　　下面的楼层就惨了。刘敏说，剧烈摇晃中，楼体颠簸和墙体开裂，四楼的很多学生直接跳窗，有些在跳窗过程中被垮塌的墙体砸中或掩埋，不幸遇难。

　　刘敏的弟弟当时上高一，教室就在四楼。刘敏被救出来后，赶紧去找弟弟，好在后者只有些轻微擦伤。那天，弟弟穿着一身新衣服。见到姐姐后，他说，“姐，我的新衣服烂了。”刘敏发现，弟弟浑身一直在发抖。

　　刘敏所在的班上之所以伤亡较小，还得益于一个巧合。5月12日当天上午第四节课是地理课，大家正在复习“地质灾害”内容。有同学提问：“老师，如果地震来了，该怎么躲才安全？哪些地方是不能躲的？”老师回答，“既然你们都说到这儿了，我就简单讲一下，如果地震来了，房子的四角是最稳固的，一定不要走楼梯，因为楼梯的结构比较脆弱。”

　　地震几个小时后，父母赶到学校。他们见到女儿的第一句话是，“（家里）房子没得了”——那是他们奋斗了大半辈子，盖起来的一栋小洋房。姐弟俩回答，“要是我们两个也没得了的话，那你们就什么都没有了。”

　　救援部队进来后，顺着岷江，用大型竹筏把一些学生运到都江堰。之后，他们被安排在西南财经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汪家拐校区复课。那年，四川省特地把高考时间推迟了一个月。刘敏说，“大家多少受了些心理创伤，没有心思考试。”她考上了一所大专，但母亲劝她，“女娃娃没得必要读大学，反正过几年就是结婚的年龄了。”

　　刘敏的父母一直在各处打工，收入不高。他们希望刘敏把受教育的机会留给小一岁的弟弟。考虑到父母在地震中受了腰伤，地震后建新房还要花不少钱，刘敏同意了。

　　映秀地震遗址建成后，刘敏成了映秀镇第一批政府培养的地震遗址讲解员之一。但因为地震导致的腰部二次损伤，她留下了后遗症——站立过久会痛，躺卧太久也不行，天气变化时也会疼痛。一天讲解员当下来，刘敏要承受巨大的身体疼痛；更重要的是，每次进到遗址里面，看到那些歪斜的建筑，想到里面的同学和老师，她就会崩溃，有时讲着讲着就会哭出来。

　　3个月后，她辞掉了讲解员的工作，到镇上的酒店上班，并认识了现在的丈夫。10年前，李敏结了婚，生了女儿，成了全职妈妈。

　　刘敏的人生原本也有其他可能性——2008年9月，当讲解员期间，她曾接待过一位深圳的企业家。听闻刘敏的经历后，企业家当场表示，可以资助她的学费和生活费，每月900元钱，大学毕业后，还可以安排她到深圳工作。但刘敏思量再三，决定把这个名额转给三个弟弟。其中两个表弟后来考上了大学，每个月都收到企业家捐助的300元。

　　现在想起来刘敏有些后悔当时的决定。“那时候心里是空白的，对自己的未来没有规划，没想过自己以后该怎么样，失去了这个机会。”这些年她开始意识到，根植在家族意识里的重男轻女思想的不对。生下女儿之后，她决定不再生二胎，“我就要把我的女儿培养好，以后上大学，不希望她再为别人做出牺牲。”

　　当年玩得好的同学，现在基本都在外地工作，有的当了公务员，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在公司上班。刘敏的一个表弟在成都地铁上班。如今大家联系得少了，少数同学因为地震的伤痛和阴影，再也没有回过映秀。但每年的5月12日，很多同学都会回到映秀，和大家聚聚或者去公墓上给老师献花。

　　当年的遇难者中，有个30多岁、即将当爸爸的男老师。同学们对他的感情很深。每到5·12，他们都会给这位老师的QQ发消息。“他当时就跟我这个年龄差不多。我们给他发信息，就会觉得老师还是像朋友一样在指导我们。”刘敏说。

　　她也对8岁半的女儿讲过15年前的事。女儿听了很难受，“妈妈真不容易（很幸运），不然我就找不到你了。”

　　刘敏的女儿在新建的映秀小学读三年级。“学校里经常给他们讲地震知识，组织学生做逃生演习，一旦地震（演习警报）响起，哪个年级该走什么方位，从哪条逃生通道出来，都是分派好了的。”刘敏说，常态化的预警演习，可以让大家以很快的速度逃到楼下空旷地带，“不会像我们当年那样，惊慌乱跑，发生踩踏。”

　　新的映秀小学，就在漩口中学地震遗址的50米开外，由深圳证券界捐建。刘敏和其他家长对目前建筑的抗震水平很有信心，“这个学校是受全国关注的，各方面都很好，学校很多老师的娃娃也在这里读书。”对于镇上新建的房子，刘敏也很放心。她透露，现在的房子修得很牢固，地基打了二三十米深，“就算再来个震级更大的，我们都不怕了。”

　　今天的映秀是个大型的地质灾害博物馆，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人气旺盛的旅游小镇。镇上划分为地震遗址展示区、商业消费区、居民居住区。“五一”假期时，商业区遍布着餐馆和旅馆，生意火爆。

　　但当年的伤痛也一直存在，就像她的腰伤一样，会伴随一生——刘敏的一个表妹和三个表弟都在映秀小学遇难。四个人里，只挖出来了一个。刘敏见过那些被挖掘出来的小学生遗体，“就像睡着了一样，身上干干净净的，一点泥土都没有。就是埋得太久，被闷死的。”

　　舅舅舅妈后来又生了孩子。“遇难的是妹妹，再生的还是妹妹；遇难的是弟弟，再生的还是弟弟。”家里人都觉得欣慰，“虽然他们遇难了，但是好像又投胎到了这个家庭。”

　　刘敏见到映秀小学被摧毁的校舍时，一时有些恍惚，“我都还在想，是不是轧路机把房子轧垮了”。她也亲眼见过挖掘的过程——有时候要把上面遇难孩子的遗体损坏，才能救出下面幸存的孩子。这让一些父母很为难。刘敏见到，一个妈妈的两个孩子都遇难了，她不同意损坏孩子的遗体去救下边还活着的孩子。被压孩子的父母说，“这个娃娃出来以后，可以认你当干妈”。出于做母亲的“共鸣”，她同意挖掘。最终，下边两个孩子被活着救了出来。

　　地震那年，12岁的黄思雨就在映秀小学上六年级。当时，她所在的班正在四楼教室上美术课。因为年龄太小，黄思雨根本不知道那是地震，她只是意识到，“房子要塌了”。混乱中，同学们哭喊着往外跑，“到处都是尖叫声、哭声，房子震动的声音，震耳欲聋。”

　　跑到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楼梯间时，黄思雨被绊倒。此时，整个房子倒塌下来，预制板砸在她的身上，“左腿被截断，顺着楼梯滑下去了”，但腿上还有一点皮肉连接着。巨大的疼痛占据了黄思雨的身体。

　　当时的废墟下，有一个洞口可以看到外边。黄思雨身体瘦小，她尝试转动身体，发现刚好可以钻出去。但一移动身体，疼痛就让她几乎要晕过去。

　　“就像在做梦一样。我花了几分钟去怀疑，这到底是真的吗？”借着微光她看到，自己的腿断了，流了很多血。透过“洞口”，可以看到5个同学，有的在哭，有的已经没了生命体征，还有一个学生在一旁躺着，肚子裂开了。外面的老师提醒大家，不要睡觉。黄思雨也鼓励这个同学“不要睡觉”。但后来，他还是死掉了。

　　黄思雨太害怕了，她心想，一定要出去。她试图往外爬，但连接的皮肉让她感到剧痛，禁不住用头去撞旁边的墙。然后，她拿起瓦片，把皮肤粘连的地方割断，一点一点爬了出去。爬的过程中，她还看到其他血淋淋的学生。因为失去了一条腿，她难以保持平衡，失血过多也让她虚弱无力，浑身瘫软。不知花了多长时间，才爬到外面。

　　“我是第一个从废墟里爬出来的。”黄思雨说，但她的左腿永远留在了废墟之下。

　　她记得，出去之后，爬过一个栏杆，副校长冲了过来，抱起她。“因为副校长还教过我妈妈，他就说：女儿，你怎么变成了这样？”然后副校长一直抱着她，失声痛哭。

　　黄思雨告诉副校长，得赶紧去救洞里的其他同学。副校长赶紧把她放到草地上，脱下西服给她做了简单包扎，又用红领巾勒住她的腿部止血。多年后，黄思雨一直很感念副校长的包扎。正是这个简单的医学处理，保住了她的性命。

　　5月12日晚上，四川下雨，大家在半山上临时搭的棚子里挤了一晚。雨水打湿了黄思雨的伤口。因为父母赶不过来，是8岁的妹妹照顾了她一天一夜。14日，直升机终于来了。为了让直升机看到黄思雨，乡亲们一次次把她高举起来，肩膀和手都磨破了，终于把她送了上去。

　　黄思雨记得，直升机上有很多人。由于她是最后一个上去的，只能躺在别人身上。别人一动，她的伤口就发生撕裂性的疼痛。她忍不住敲着副驾驶员的背，问什么时候能到。对方一直安慰她，“快了快了”。后来，她被送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救治。“拉到医院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臭了。如果是个小医院的话，我可能就没了。”

　　进手术室前，黄思雨已经有点胡言乱语。她对主治医生蒋欣说，“不要给我治，我治不起。你给我弄了，我也没钱给。”蒋欣心痛地说，“不用你的钱，我一定要把你治好。”治疗期间，没有亲友陪伴，只能自己签病危通知书。签完一张后她就没了力气，只能按手印。

　　黄思雨事后得知，班上约40个同学，只有11个活了下来，其中三四个都成了残疾。

　　2008年7月25日，黄思雨被送到北京装假肢，却因此又得了骨髓炎。此后，她又住院治疗近一年半，2009年年底才康复。

　　当年被送进华西医院后，由于一直没有亲属或寻人信息，医院以为黄思雨是孤儿，家人都已遇难。黄思雨告诉医生蒋欣，自己还有一个妹妹，医生回答，“会帮你努力找的”。因此，她每天醒来都会问医生，“找到了吗？”

　　彼时，来自全国的救援力量纷纷涌入四川，不少爱心家庭开始在医院领养孤儿，黄思雨也被列入了领养计划。那段时间，她看到了许多领养孤儿的报道。“地震过后我才知道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汇聚在一起的能量这么大。”

　　黄思雨在映秀的农村长大，父母一直教育她，万事要靠自己，不然将来吃不上饭。在废墟中割断皮肉，毅然决然爬出来，是因为她以为没人来救，只能靠自己。但在医院治疗时，听到别的很多小朋友讲，解放军叔叔怎么救出来很多人，她才感受到各方支援的力量。

　　有些支持甚至不分国籍——2008年8月，世界短跑冠军博尔特来到四川，向灾区捐款5万美元，并在一场活动上送给黄思雨一个足球，亲吻了坐在轮椅上的她。

　　2009年出院后，黄思雨进入都江堰一所残疾人融合学校就读。这所学校提供了完善的无障碍设施，坐在轮椅上的黄思雨感到很方便。地震后不久，在香港成立的公益组织“站起来”进入四川，为数百名在地震中受伤的残疾人提供免费的假肢。黄思雨也是受益者之一。2010年，她还参加了四川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游泳比赛。

　　直到到了聚源镇八一高中，她才意识到残疾人在生活中的种种不便——事事都比别人慢，许多体育、娱乐活动，她也没法参加。甚至每天放学后，等她到了食堂，都没有了好菜。有段一时间，她很敏感，“听到‘残疾’两个字，或者别人看了我一眼，我都觉得她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异类？”她因此常常穿着裤子，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加上骨髓炎反复发作，她的情绪一直很低落。

　　2017年高中毕业后，黄思雨考上了成都一所大专。在“站起来”公益组织的帮助下，暑假期间，黄思雨到香港玩了一趟。香港社会里无处不在的对残疾人行动上的帮助、语言上的鼓励、眼神中的善意，让她感觉到，一个残疾人也可以是正常的。

　　那之后她开始变得自信。在地铁上，如果路途不远，她会很坦然地婉拒别人的让座；她甚至会大方地让别人看自己的铁杆假肢，“我才发现，世界其实对你是很友好的。”

　　与此同时，她也开始积极拥抱世界，并爱上了运动。2018年，她参加了汶川马拉松，还到北京参加了全国助残日公益徒步，又在兰州参加了兰州国际马拉松赛，“参加比赛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能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正常人能做的我们残疾人也能做。”

　　2022年3月，黄思雨参加北京冬残奥会，成了升国旗迎国旗表演团队的一员。

　　2019年毕业后，黄思雨到深圳工作。一位她从2008年就认识的男生也到了深圳，两人开始建立情感关系。“以前只是普通朋友。后来发现，他为什么长成了我喜欢的样子？”

　　今年五一假期，两人在都江堰举办了订婚仪式。仪式上，没有人提到15年前的地震，一切看起来幸福美满——黄思雨一袭黑色长裙，摇曳的气球和鲜花中，男友牵着她的手表白，单膝下跪，给她戴上戒指。在众多亲友见证下，两人在“余生有你”的订婚书上按下了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