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星劫txt新浪如同任何一座大都市一样，纽约也在接连不断的改造中重新塑造自我，一次比一次变得更“现代”。

　　纽约的大规模城市更新运动始于1949年。美国联邦政府拨款支持“贫民窟清除”计划，大量老旧房屋、商店和街区被打上“枯萎”的标签——尽管什么是贫民窟缺乏清晰的标准——然后被推土机铲平。诸如此类的城市更新项目往往意味着年长的工人阶级社群损失惨重，数代人曾共同生活、欢笑的场所被城市官员随意裁决，当地社区成员却无力保护自己的家园，成千上万的穷人、移民等社会被迫搬迁。

　　这种城市更新的行事逻辑，遵循的是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拆除城市网格内的成片道路，打造“超级街区”，并用高楼大厦取而代之。如果说被誉为“功能主义之父”的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是该理念的始作俑者，那么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就是该理念在纽约落地的重要推手。摩西于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担任纽约市政府最重要开发机构的负责人。在位期间，他得到了众多政要和政府机构的支持，完成了大量公共项目的规划与建造，然而也正是这些公共项目使周遭居民付出了巨大代价。

　　纽约市政机构与居民的冲突，始于1950年代初期，以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为首的知识分子、社区保护主义者及时地挺身而出，捍卫穷人在城市更新中的权力，她的名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更是对上述城市更新理念的有力反驳。在雅各布斯的领导下，一场挑战摩西的草根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挫败了他主导下可能改变曼哈顿城市肌理的三个计划，并对日后的城市规划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5年1月，摩西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贫民窟与城市规划》（Slums and City Planning）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这样描述贫民窟的形成过程：

　　“它们始于现有建筑居民的过度拥挤，在很小的一片土地上，无良的投机者们不断加塞租客，却对光线、空气、卫生等居住和安全条件熟视无睹。一个本应舒服地容纳一户家庭的房子被几户人家占据，人们像笼子里的小鸡一样被塞进出租房里。一波又一波的新人住进这些贫民窟里，一旦有一代人获得了足够多的财富，他们就会搬走，被新一波对生活质量有更低标准、收入也更低的人取而代之。”

　　由此，他得出结论——“社区已经破败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除了完全清除以外其他任何尝试都值得怀疑。”

　　在1950年代，纽约确实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贫民窟问题。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与研究生中心社会学教授莎伦·佐金（Sharon Zukin）在《裸城》（Naked City）一书中对此有详细描述：

　　“旧城中村的经济基础正在逐渐消亡。受到税制和联邦政府的高速公路的吸引，以及从东部迁移至美国中西部的新兴消费者市场的诱惑，大多数重工业制造商迁移到了美国西海岸。小型制造商则迁至城市郊区或农村地区，那里的土地售价较为合理，技术工人的工资与城市相比也相对较低，而且员工也更加倾向于服从管理。工厂老板和投资者也厌倦了应对市政府的官僚机构和政治机器、老旧的街道和建筑，以及交通拥堵等问题。此外，城市周围的市场补贴了开建工厂的成本，并且变更都市区域划分，以满足工厂建设的需要。新兴产业从未考虑将工厂设在城市中，因为他们需要大规模的开放空间；他们形成了自己新的产业集群，有时位于机场或公路交汇处的交通运输枢纽附近，或是位于高校周边。随着工作机会的消失与枯竭，贫民窟的白人、拉丁裔和非裔美国工人也丧失了谋生之道。”

　　工作机会、经济来源和地产投资的减少，令工人阶级街区变得破败，并被打上“枯萎”的烙印，甚至被认为是贫民窟。摩西相信，唯一能够拯救城市的方法就是进行大规模拆迁。根据1949年《联邦住宅法》第一部分的规定，美国各城市能够将联邦资金用于荒废区域的拆除和重建，整个1950年代，摩西领导下的贫民窟清除委员会（Slum Clearance Committee）都在做恰如其名的事：以城市更新之名铲除成片的纽约社区。

　　彼时，摩西在公共建设领域大权在握，在权力高峰时期，他曾同时担任12个公职：例如自1924年起，他担任了纽约州州立公园系统主管；自1934年起，他担任了纽约市公园专员（New York City Parks Commissioner）和三区大桥及管理局（Triborough Bridge and Tunnel Authority）局长，该局创立于1933年，致力于监管连接曼哈顿、布朗克斯区和皇后区的桥梁建设；他还是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成员。

　　摩西的早期建设活动主要是在长岛。他在该地区的市中心建设了道路网，拆除了人口日益稠密的旧城市肌理，最终他将目光投到了华盛顿广场公园（Washington Square Park）——纽约市曼哈顿南部下西城的格林尼治村的中心地带。他打算在那一块绿地上建设一条四车道的马路，延长曼哈顿第五大道。

　　《卫报》的一篇文章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围绕纽约城市更新展开的争议，称为雅各布斯和摩西这两位城市规划界巨人之间“没有硝烟的斗争”。

　　雅各布斯在当时是《建筑论坛》（Architectural Forum）杂志编辑，她与她的家人自1947年起就居住在位于格林尼治村西部（因此被称为“西村”）的哈德逊街。1955年，雅各布斯收到了一张拯救华盛顿广场公园委员会印发的传单，注意到了摩西的马路修建提案。她立刻加入了委员会，担任起策略家和媒体-社区联系人的角色，并展现出高超的社区动员和媒体宣传技巧：她动员了社区内的大小支持者——从当地儿童到罗斯福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等杰出居民；她善于打造媒体关系，争取到了包括刚成立不久的《村声周报》（Village Voice）在内的独立媒体支持。同样住在格林尼治村的纽约市政治领袖卡迈尔·德萨皮奥（Carmine DeSapio）的支持尤为关键，筑路计划随后被城市评估委员会否决，摩西首尝败绩。

　　雅各布斯持续在媒体上发声，1958年，她在《财富》杂志上发表文章宣扬“熙熙攘攘的城市”的价值，这篇文章在日后被改写为《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在那本书里，她主张重视高密度的街区，重视城市人行道的“可见度”与新旧房屋街区的混杂，以形成有机的社区。她反对大行其道的、科学理性主义的城市规划方式，抵制大规模发展，提出应该以高水准的都市空间规划来鼓励社区参与。

　　“无论是迁移贫民区还是封闭贫民区，这两种方法都不能突破使贫民区永久化的关键环节——很多人过快地离开贫民区这个趋势。这两种方法只是加剧和加快贫民区后退的速度。只有非贫民区化才能解决城市贫民区的问题，而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改变了一些贫民区的状况……非贫民区化的基础是创造一个活跃的气氛，使得贫民区里的人能够享受城市的生活和人行道上的安全。最糟糕的是沉闷单调的气氛，这样的情况只能会使一个地方贫民区化，而不是相反。”

　　1961年2月20日——当雅各布斯正在撰写《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时候——纽约市市长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宣布华盛顿广场公园往南、位于第十一街、哈德逊街、克里斯托弗街、华盛顿街、莫顿街和西街之间的14个街区为荒芜地区，需要进行大规模重建。五日后，300名愤怒的居民聚集在位于哈德逊街和克里斯托弗街交汇处的圣卢克学校，成立了拯救西村委员会。雅各布斯成为了该委员会联席会长，立刻投入到保护社区不被连根铲除的工作当中。

　　雅各布斯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对社会决策流程的娴熟掌握。委员会调查了社区状况，收集各种档案资料来证明这个社区并不是贫民窟。虽然美国当局总是提前很短时间通知举行听证会，以阻止有组织的市民对抗，但雅各布斯在市政厅有线人帮助，总是能够在听证会上组织大批反对的市民出席并表达意见。另外，委员会还向市长瓦格纳提交了请愿书施压，后者在当年夏天面临连任竞选。面对行动分子的强大压力，他的态度软化，于8月17日公开赞扬格林尼治村的“小镇气质、居民区特点、当地色彩、丰富遗产和文化调性”，保证任何城市更新项目都将尊重“村子的传统”。

　　然而市政厅在10月18日依然宣布城市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西村的城市更新计划。雅各布斯带领着愤怒的市民冲进市政厅抗议，宣称负责西村改造的开发商David Rose有秘密交易。雅各布斯于次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公开了她发现的证据：在开发商的新闻通稿和在西村流传的一份支持城市更新计划的请愿书上，出现了同样不规则的字母R，明显是由同一台打字机打印出来的。请愿书的落款是1960年10月，远远早于更新计划第一次公开宣布的时间，并且在项目影响范围问题上极大地误导了当地居民。

　　瓦格纳的连任竞争对手、来自的路易斯·莱夫科维茨（Louis Lefkowitz）借机攻击瓦格纳，称西村危机是瓦格纳“笨拙领导力”的“又一证明”。在市长竞选日到来的前几日，瓦格纳宣布积极反对西村更新计划，住房和再发展董事会随即正式撤销了这一计划。1962年1月31日，城市规划委员会经投票一致决定撤销西村的“贫民窟”标签。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摩西还计划修筑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Lower Manhattan Expressway），该公路可能破坏苏荷区和“小意大利”区。根据《与摩西角力》（Wrestling with Moses）作者Anthony Flint的估计，“该提案总计计划拆除416幢楼房，共2200户家庭、365家零售店和480家其他商业机构会受到影响”。

　　雅各布斯再次挺身而出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这一次，包括波多黎各人、意大利人、知识分子、工人和传闻中的黑手党在内的当地居民与艺术家、历史保护者，以及参与华盛顿广场公园抗争活动的同一批格林尼治居民共同联手，再次挫败了摩西的计划。1969年——在雅各布斯举家搬迁至加拿大多伦多市的次年——纽约市市长约翰·林赛（John Lindsay）宣布放弃该计划。

　　半个多世纪后，纽约的城市发展话语已与雅各布斯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衰退——或者正如摩西和其他人所称之的‘枯萎’——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这段时期看起来势不可挡，但现在已经被新建筑、复兴的市中心，以及历史性地标的修护与再利用彻底击溃。‘贫民窟’一词及其密切相关的‘内城区’和‘种族聚居区’，早已销声匿迹，或者是被换成了‘低收入街区’或‘中产化街区’这些具有较少消极内涵的术语。”佐金在《裸城》中这样写道。

　　她指出，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专业人士及艺术学院毕业生——搬回纽约市内，来自全球各地的新移民汇聚，纽约贫富街区间的不均衡发展状态出现了转机，雅各布斯和摩西时代的恐怖之地，转变为了一种“目的地文化”、一种对城市“原真性”的追求，并迅速纳入消费社会的机制中。本地文化被包装成一座城市文化资本，包装成新经济时代的产业政策，成为城市在全球竞争中力争上游的重要筹码。

　　然而城市更新仍在继续。但在今天，越来越多市民参与到了纽约城市空间的利用的讨论中来。

　　596 Acres创办于布鲁克林，是一个致力于帮助城市居民参与土地管理、建设更加平等公正的城市的公益组织。自2010年起，596 Acres开始在纽约市地图上标注公有闲置土地，逐渐发现许多纽约街头的空地与形成于上世纪中叶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更新项目有关。

　　为了更深入地调查城市整体规划是如何长远地影响城市居民的，596 Acres制作了一张网络地图“Urban Reviewer”，将这里历年来的各个城市更新计划标注出来。地图上显示了超过150个城市更新计划，直到2008年仍然有新计划被批准执行。城市更新从未停止过脚步。

　　互动式网络地图Urban Reviewer显示了纽约历年来的各个城市更新项目。

　　纽约城市规划师Roxanne Earley撰文指出，纽约的城市更新运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城市更新项目大多集中于这座城市的有色人群聚集区，例如哈莱姆区和西班牙哈莱姆区、贝德富锡-斯图维桑特、布鲁克林皇冠高地、布鲁克林东纽约、布朗斯维尔、雷德胡克、南布朗克斯区、梅尔罗斯、牙买加、洛科威和下东区。“这些名字读起来就好像在给那些历史上一直遭受严重的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地区点名——从金融危机时撤销市政服务到持续至今的租客骚扰、房屋短缺和居民流失，”Earley写道，“试图清除或搬迁这些居民的行为太过明目张胆，以至于这些项目得到了‘黑人搬迁’（negro removel）的诨名。”因为将这些地区定性为“贫民区”，市政府进一步剥夺了当地居民的权利，使他们在城市中愈发边缘化。

　　看起来，在雅各布斯的抗争之后，纽约市政当局又重新捡起了摩西的城市更新设想——并且挑选了更容易下手的区域和人群。在后来关注城市更新的市民看来，这证明了雅各布斯的抗争史不应被遗忘。正如Earley所说：“纽约市的发展从来就不是毫无争议的，越多的本地声音能够加入讨论，我们就越有可能看到城市资源被公平公正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