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小说完本小时候就听长辈们说，我的玄祖父志先公曾于清朝末期，在此开馆教书，传道授业解惑。后来我上学了，又知道这儿出了一位了不起的革命者，是日照农民暴动的重要组织领导人之一。前些年，我曾陪同单位领导，短时间走访探望过村中的一位老员。

　　牟家小庄，宛如一片红红的枫叶，炫丽在脑海里，随着思绪的风，时不时地摇曳着，撩拨我探求追寻的心。

　　今年闰二月，春脖子长，寒气未尽。有报道，几天前，山西、山东、河南等省份的一些地区，下起来了这个季节少见的大雪，有的地方甚至降了冰雹。

　　5月8日，也就是农历三月十九，春末夏初，风和日丽。一大早，老伴建议去赶集。我打开百度，搜索本地有关信息，显示农历每月逢四、逢九两日，是牟家小庄大集。

　　于是，按照导航指引，开车出小区、上大道，20多分钟，便过了城南傅疃河大桥。只见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络绎不绝，聚拢而来。随着人流，我减慢行驶速度，尔后找车位停放宜当。继而，我们汇入人群、进入大集。

　　大集在原204国道西侧的一个大院子中，占地五六亩地的样子。里面已是人头攒动，各类货物摊位，按品种划分区域，有蔬菜、水果，有鱼肉、家禽，有糕点、小吃，还有衣服、花卉，等等，目不暇接。

　　我俩直接来到蔬菜区域，品种应有尽有：时令的韭菜、香椿、菠菜等，反季节的芸豆、油菜、青椒、茄子、蘑菇等，全都水灵灵的，新鲜可人。

　　老伴在嫩嫩的春韭摊前停步。摊主见有人驻足，便热情推介起来：“这韭菜好啊，是自己种的，味正无残留，开春头茬，刚割的……”

　　老伴像是没听见似的，低头端详着，又蹲下身来，用手轻轻地翻了一下，拿起几棵抖掉根部沙土，贴近鼻子嗅了嗅。

　　摊主继续不厌其烦地念叨着：“这韭菜好啊，春天里吃它，补肾补阳，祛阴散寒，化瘀活血，润肠通便，还能强脾胃之气，有益肝脏功能。买些给老人、孩子、孕妇吃，增进食欲……”

　　老伴仍然没有搭话，而是两手拢起了一大拃韭菜，连价钱也没问，就告诉摊主：“师傅，就这些，给我称一称吧。”

　　春寒还料峭，春韭入菜来。我在一旁看着，不禁想起“夜雨翦春韭，新炊间黄粱”的诗句，似是闻到了嫩韭炒鸡蛋的香美味道。

　　老板接过摊主用塑料袋装好的韭菜，然后扫码付款。我便与摊主搭讪起来：“老哥，集市这儿，离牟家小庄还有多远？”

　　“不远，不远。”摊主连声应着，站起身来，下意识地搓了搓手上的沙土，往西边指着：“你们出去大门，直着往西，一小会儿就到了。”

　　我们走出大集、驱车上路，西行四五分钟时间，来到了一个宽约七八米的南北水泥路口，石制牌坊式的大门高高矗立着，上书漆金大字“牟家小庄”。心里话：这派头，这气势，不一般啊！

　　左打方向，驶过大门，沿着宽敞的水泥路进入村庄，一番新农村景象映入眼帘，一股小康村气息扑面而来。

　　东西、南北两条主街交汇于村子的中心，花卉、绿植装扮着平坦整洁、四通八达的条条巷道，两侧是一排排红裙白墙青瓦的带有栅栏小院的二层楼房，整齐亮丽，特别有精气神。偶有轿车、面包车、摩托车驶入驶出……

　　“停车吧，下来看看……”老伴吩咐着。我将车停放在了街侧的一个泊位上。下车来，我四下张望了一会，心里确定着牟家小庄的所在位置：向南偏西，应该是我的老家涛雒上元，大概相距四十余里；看向东北，大概离我新家所在的新市区不到三十里地。她与许家园、盘石庄、傅疃、河套、石嘴等村毗邻接壤；新改建的204国道，从西北而来，经村北至东而南下；古老的傅疃河，载着日照水库那甘醇玉液，路过村后往东偏南而去。这儿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交通便利，“风水宝地”矣。

　　这时，一位老者骑着电动轮椅车，正沿着大街由东缓缓而来，在离我们不远处停了下来。

　　“真好啊。”我借机向老者打听起村子的情况。老者好客，大名牟敦辉，今年高龄九十，身板硬朗，说起村子的过去与现在，滔滔不绝。

　　远古时期，因傅疃河水回旋冲涮，致使沙土历久淤积，形成了低洼平坦的河床。后来，不断有先民到此拓荒、谋生……

　　至唐开元年间，人们在河道南岸搭茅筑棚暂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开垦劳作，播收轮转，在耕耘着这片肥饶沃土的同时，还栽植了树木、竹子，夏天纳荫乘凉避暑，冬日折枝燃柴取暖。由于土地膏腴，其中所栽植的白果树、红枫树、国槐树长势茂盛，成了小小聚落的鲜明标志。日子一长，乡民们称此地为“三棵树”。

　　在漫长的岁月中，因洪水泛滥、战乱相继、朝代更迭，聚落一直处于兴废之中，唯有“三棵树”根深蒂固，日益繁盛着。

　　牟氏谱牒记载，牟家先祖牟元公于明初，承袭“武略将军”之职，为防卫倭寇从海上侵扰，奉命带兵由胶东栖霞，迁至日照边关驻守。日久，其后裔散住本地各处，其中一个支系因祖上在“三棵树”附近置地一宗，搬家至此，繁衍生息。

　　传说，牟家靠近“三棵树”盖了两栋套房四合院，民称“老宅子”。再后来，他们又陆续建起类似房屋六栋，用料上乘，布局讲究，东西厢房相衬，正房立有明柱，凿艺基石，青砖砌墙，小瓦盖顶，飞檐翘梢，彰显着北方富足人家那气派与风范。

　　明成化年间，另有尹氏、殷氏、刘氏、孙氏相继由江苏东海徙居于此，结庐为邻，以农为事，庄村规模由之扩展。因牟家是富户，土地多、家业大、最丰裕，且来得又早，故称牟家小庄，取代了原来“三棵树”的传统称谓。

　　关于“三棵树”，人称“村史通”的牟敦辉老人介绍，分别伫立于村中东西大街的南侧，略呈东南西北走向。春天里，国槐树和白果树嫩芽萌发、叶片舒展，两团新绿生机勃发，引人注目。每到秋季，枫树那片片火红的叶子，微风中宛如旭日映照下漂浮着的彩云，让行人禁不住驻足流连。可惜的是，1946年后，“三棵树”先后被伐。那白果树硕大规整，成人合抱四搂多，树冠直径16米有余，外请木工砍伐，耗时月余，先行搭架，卸却树冠，再绕树干解板，被粮食单位用于了仓储所需。

　　明末清初，受富家大户雇佣，前来干农活、杂活的“客家子”增多，民居也由村中心逐步向四周拓延。这些“客家子”的住所相对来说较为简陋，多用乱石垒基、粘土夯墙、麦秸或山草覆顶，内有灶炕，狭窄矮小，俗称“一把泥”。

　　到了清咸丰元年，亦即1851年，牟家在村子的西北处择地兴建祠堂，有大堂三间，供奉着先祖神龛，跨东西厢房，砖瓦结构，翘梢立脊，很是气派。两年后，经村人合议，建筑“三义祠”，同样是大堂三间，供奉着刘备、关公、张飞神像。其址位于旧时圩墙西门里的路北、祠堂的西南侧，民国中期拆除塑像，后用作执法判案的办公场所，坊间称曰“公局子”。

　　四年后的1854年，苏北有一支朱广田为首领的幅军进犯山东南部，逼近日照县域；又四年，活跃于鲁苏皖豫交界地区的捻军，突然闯入与日照搭界的赣榆青口，离牟家小庄也就八九十里地，焚烧房舍，劫掠财物。面对严峻形势，清道光年间进士、湖北督粮道、按察使加布政使衔的涛雒籍人士丁守存，回乡助力知县张书升、安东营千总郝元杰防御县境，并力倡据山结寨、筑圩建堡，以自保家园。

　　牟家小庄主事针对时局，紧急召集议事会，商定对策，一致决定：全村齐心协力，富家出资出粮，贫者出工出力，修筑圩墙安保工程。这圩墙南北300米，东西350米，外高7.5米，上宽2米，分设6个炮楼，垛口间架设带刺铁丝三至五根，置东西南三个大门，墙外开挖一周的宽4米、深3米的护城壕沟，在圩墙内侧再加造子城墙。

　　据说，当时建设圩墙时，还动员邻村相助，约定匪患时期，其居民均可入圩避乱。

　　牟老先生讲，至新中国成立前期，仍可见圩墙遗留的破壁残垣；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也能偶见圩墙的原始根基。

　　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了一个重要事项，那就是按当时房舍、街道、排水、汪塘、地貌等状况，对村庄布局作了首次初步规划：取直东西大街，并与圩墙东西大门相对，东南大街对应于南大门，明确各条街巷、胡同的基本走向与取线……以后各个时期的村庄建设，大致遵循了这次意向性规划。

　　在清朝末年、民国时期，牟家小庄新增王、李、张等姓氏，村子规模进一步扩大，不仅普通民房多了不少，而且富裕人家还相继建造了四幢小楼，均为砖石结构、单间两层，木制楼板楼梯，分别叫后楼、前楼、爱锦堂、东楼。于是，四乡民众称誉“小庄不小”。

　　如今，这四幢小楼中仅存“爱锦堂”，并于2005 年作为建筑类文化遗产，列入县级文物专项保护。

　　虽说牟家小庄曾经有过一次村庄规划，但受各方面制约，真正执行起来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因而，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他们村就没有一条平坦顺直的道路，房屋的建造和布局也交错零乱。为了让村民们能有一个安居乐业的舒适家园，1950年以后的历届村领导班子，都结合具体现状和村民需求，对村子的改造与建设进行过规划和调整。

　　在街道建设上，他们组织动员民力，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将村西道路取直拓宽，通行马车、地排车，成为西去的主要干道。“农业学大寨”期间，又修筑了西河大桥，联通拓宽了两边道路，使新买的拖拉机畅通无阻。

　　进入新世纪，村子在国家政策支持下，首先水泥硬化了长750米、宽6米的村中东西主街，又在2008年把所有的街巷都水泥硬化了一遍。次年，再投资上百万元，重新修建了南北主街，宽度达到双向通车标准，而且既有路灯照明，也有排水系统，两侧还铺筑了1.5米宽的人行道。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努力，牟家小庄人出行已非常方便顺畅了，过去那“晴天风起扬尘沙、雨天走过满鞋泥”的窘境成为了历史记忆。

　　在民宅建设上，他们坚持“生态型建村”理念，聚拢原来庄里和分散居住在村北等处的300多户村民，统一改造建设了高标准新居。

　　1970年前后，村里根据县里部署，首次启动新农村建设，由集体出工出资出物，在原宅基地或新划宅基区，最先集中改建或翻新了低矮破漏危房，以及年久的土板墙旧房。新建房屋都是青砖砌垛、白灰抹墙、麦秸粘顶，且山墙筑砖瓦梢、房檐镶两趟青瓦，在当时算是上乘住宅了。

　　1980至2000年前后，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们到了婚嫁年龄，迫切要求进一步改善居住条件。这个时期的新建民宅，不论是建筑材料还是建设风格，都发生了较大变革。1982年起，有了前挑檐板，俗称“小遮阳”，加宽加高，砖木结构，红瓦挂顶，水泥掩缝；1985年起，有了“大梁出头”式瓦房，门窗俱镶玻璃，同时村里划出用地3万多平米建设住房，发放“土地使用证”，还规定新建住宅5间为一处，以及统一的长度和高度；1988年起，有了“大遮阳”式民宅；1990年起，出现了正房5间，取中3间为正堂、两侧为厢房，俗称“跨盒”式民居，开始使用铝合金玻璃门窗，南平房与大门连接形成过道，乡称“过当”，并套建下石上砖的院墙，成为独立门户的可种菜养花的小庭院。

　　由于各家住宅建造的年代不同，高矮和宽窄不规则，水平取线也不统一，结果造成村落地势不平整、房屋排列不齐整，特别是老宅基地的存在，“村中空”现象凸显出来，并带来很多弊端。对此，牟家小庄新一届领导班子自2007年11月上任后，在走访群众、征求民意的前提下，经过村民议事公决，实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配套、一户一宅”方案，通过旧房拆迁置换方式，保持宅基地产权不变，让每家每户都享有180平方米楼房。

　　说了算，定了干。从2008年8月份，他们聚力第一期建设工程，拆除老旧平房45户，于9月份正式开工，于次年5月份竣工并迁入村民。第二期是2009年6月开始的，共拆除老旧平房67户，自8月开工建设，至2010 年2月竣工并迁入农户。于2012年3月，又动工一次性建设楼房208套，保证了全体村民都住有所居。有的老人住进新建楼房，激动不已：“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以前是怎么着也都想不到啊！”

　　经过三年多的持续努力，终于逐步拆除了各个年代搭建的传统平房，形成标准统一、排列有序、纵横成方、四套连体、户型典雅、独立庭院的二层楼房模式；与此同时，道路、电信、供排水、强弱电等生产生活设施，也全面配套覆盖了新村。

　　对牟家小庄来说，这是最具历史性、标志性的变化了，揭开了村庄发展史上的崭新一页，意义非凡！

　　是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来水电喇叭”，曾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而走进时下的牟家小庄，给人的深切观感是，已远远超出了过去人们的预期和企盼，确实让人心动和赞叹。

　　新农村建设，“不但要抓硬件，还要抓软件；不但要有新农村，还要有新农民。”

　　的确如是，居住条件改善了、优化了，如果居住环境还是依旧脏乱差，那必然大煞风景、大伤情怀。于是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便成为了牟家小庄历届村干部们在不同时期，改善优化生活环境的重要抓手，且一直牢牢地抓在手上、抓住不放。

　　那是新中国刚建立后的1952年，正值我国军民抗美援朝关键时期，美国飞机却偷偷地从3月的6至15日，多次侵入包括日照在内的山东沿海上空，竟然投下了难以计数的附有细菌病毒的昆虫。针对这一危及村民身体健康的罪恶行径，牟家小庄人积极应对，迅速开展以反细菌战为中心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清除垃圾，修建厕所，改良水井，消灭老鼠、蚊蝇、虱子、跳蚤、臭虫等“五害”，从根上让细菌病毒无处藏身，终使美帝的邪恶计划完全彻底落空。不仅如此，还在学校里开设卫生教育课，普及卫生科学知识，通过“便后一掀土”等措施，有效改变了日常不良卫生习惯。

　　在之后的若干年间，尤其是随着1956年农村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他们村固守“卫生是给自己讲的”朴素观念，村持续向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等“四害”宣战，利用腊月冬闲时机开展“大扫除、迎新年”活动，评先树优，争当模范，使街面、庭院的环境卫生达到“三洁”“四无”标准，成为了周边各村的爱国卫生运动样板村。

　　到了七十年代中末期，牟家小庄结合本村具体实际，以医疗卫生所为主导、“赤脚医生”为骨干、各生产小队为单位、全体社员为参与力量，建立形成了卫生防疫网络，组织推进以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改炉灶、改环境的“五改”，和以管水、管粪的“两管”为主题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最大限度地防控了各类疾病的发生发展。

　　一晃数十多年过去了，牟家小庄的爱国卫生运动，一如既往地进行着，时时保持，日日坚持。特别是新农村建设在村里落地后，建章立制，推进措施，固定专人清扫大街小巷，家家户户每日小扫除、每周大清除，村民们都养成了果皮不乱扔、垃圾不乱放、污水不乱倒、草垛不乱堆、车辆不乱停的良好生活习惯，使村容村貌始终如一地保持着清洁有序。

　　就这样，看似轻而易举、实则来之不易的富足文明美丽新家园，在牟家小庄人的共同奋斗中建立起来了，让参观者艳羡。

　　站在中心路口向东望去，是一排由巷道相隔的三座面街楼房。西边的这座是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看那门头招牌，有农资农机店，有百货超市，有康复医疗点，以及小吃部，等等。

　　再往东的中间这座，是主体三层、群房二层的办公楼，上挂由全国人大环境与自然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题书的锤铜大字“牟家小庄社区”；门厅里嵌挂着由原籍本村，现为《法制日报》社纪委书记、工会主席牟均鹏题写的“革命红地、和谐社区”八个流金锤铜大字。楼内窗明几净，各类办公设施井然有序，工作人员严谨细致地忙碌着。

　　在院子里，遇见一位刚打完电话的年轻女士，顺便聊了起来：“您就叫我小刘好了。”她个头中等，梳着短发，端庄大方，非常热情，也很健谈，向我们介绍着：

　　这儿是牟家小庄社政服务中心和红色记忆展馆，是2010年5月份开始启用的，实行“多村一社区”模式，辐射周边半径两公里范围内的岭二头村、东石咀子村、青墩村、许家园村、盘石庄村、申家楼村、付曈村等7个村庄，服务1800余户的6000多群众。

　　现在，社区组织体系健全，有党总支、团总支、妇代会，以及发展协调委员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根据要求，每日由各村两委成员轮流带班，配备9名专职人员，一者将民生、经管等19项经济社会管理权，由街道下放到社区；二者将党员发展、低保五保提报等10余项，由各村上收至社区，通过分类业务窗口，为社区内外需求者，提供面对面服务。另外，成立简易社区法庭，调处各类纠纷，受理群众来信来访，每年前置化解矛盾近百宗，成为了基层社会的重要稳定器。

　　我们正交流着，一位刚办完代办林木采伐事项的老哥，拿着批复材料从办公楼里出来，乐呵呵地自言自语道：“不孬，办事还挺顺当的。”

　　按照小刘女士的指引，我和老伴走进办公楼，沿着楼梯拾阶而上，来到顶层三楼的红色记忆展馆。

　　这个展馆是在当地党史部门的指导、协助下建立起来的，展现的全是牟家小庄的历史革命素材。在走廊和楼梯，遍见“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永远跟党走”等红色文化元素；在展馆门前的左右楼道，以村中建国前的老党员为主体，简介着她们的革命工作经历和事迹；在展馆内，以革命历史人物、英烈为主线个单元，讲述了“革命播火、旗帜引领”“日照暴动、英勇悲壮”“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继往开来、砥砺前行”的红色革命历史，引领和激励着后来者，永远赓续人的精神血脉。

　　走出展馆，深深的感受是，红色文化定格了牟家小庄的文化底蕴，成为了他们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和精神财富，并浸润到了他们的骨髓和灵魂之中。

　　牟家小庄之所以被誉为革命红地、英雄故里，是因为在这儿，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曾经发生了许许多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感人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正是一位位留下红色足迹的令我们后辈无比敬仰爱戴的大英雄！

　　九十年前的一个秋夜，革命的烽火燃遍了古老的日照大地，犹如一声惊雷霹雳，撼动着反动派的独裁统治。

　　那是1932年春，日照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特别是中共日照县委统一组织开展了系列反对旧制度、旧体制的斗争，农动像燎原烈火，在境内各地燃烧起来，贫协会、盐民会、佃户会、觅汉会、放牛会、匠人会、车伙子会等，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当时，全县已发展党团员500多名，建立45个党支部，斗争基础不断巩固和扩大。

　　就在这年的6月，手握军政大权的蒋介石，纠集嫡系和地方重兵，向我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压来，意欲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在这一背景下，经过三年艰苦卓绝工作的中共日照党组织，于秋时受命山东省执委决定：在日照起事，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开展革命游击战争，以实际行动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再次进攻。

　　日照农民暴动发起领导人之一的陈雷，原名牟敦雷号春霆，1907年1月出生于日照牟家小庄一个殷实家庭，自幼在本村上学，后到县城读完高小，于1925年赴济南，供职于专管耕牛业务的税务局。由于亲戚关系，结识了元老丁惟汾的侄子，也是中共山东省委早期领导人之一的丁君羊。

　　作为日照老乡的丁君羊，系涛雒丁家官庄人，又名丁基实、李易山。少时追随叔父丁惟汾就读于青岛、天津等地，后考入南开中学，1919年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毕业再考上海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班、大学预科班。三年后的初春，经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4至11月，作为共青团济南地方执委会候补委员、执委代理书记的他，参与领导了全省学生爱国运动；1927至1929年2月，先后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常委会委员、组织部长等职，其间率山东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

　　中共山东省委在1929年初遭受破坏，丁君羊遂调入中共满洲省委，历任宣传部长、常委会委员、组织部长兼妇女部主任、职工委员会书记等职。1930年4月被捕入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营救获释，赴德留学，从此。

　　当时，经丁君羊介绍，陈雷又认识了中共一大代表、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邓恩铭等同志，接受进步思想，走上革命道路。他又将本县在济南求学的安哲、郑天久、丁观海、李平章、郑修廷等进步青年引见给了邓恩铭他们，不久在济南成立我党外围组织“少年日照学会”。

　　曾任北海舰队扫雷舰大队某舰副航海长、山东省食品和包装机械工业协会秘书长的陈雷之子陈扶江介绍：

　　那时，父亲他们“每星期都会在齐鲁大学集会一次，主要学习马列主义，读《宣言》《新青年》等杂志上的有关文章，以及鲁迅的小说等。”

　　他还披露：父亲常利用回乡探亲的机会宣传革命，把《向导》《新青年》《宣言》《初步》等刊物，推荐给熟识的进步知识分子，将革命火种悄然播撒在家乡的土地上……邻村的范景蘧、郑平等知识青年，就是在这个时期先后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

　　1926年秋，正值风起云涌的第一次大革命，风华正茂而又血气方刚的陈雷，会同安哲、郑天九等同志，在党组织安排下奔赴大革命赤都——武汉，于1927年初参加农动讲习所，现场聆听委员讲演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随之光荣加入中国。

　　然而不久，军政大鳄蒋介石在上海挑起事端，发动了罪恶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事后月余，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革命、进攻武汉。陈雷和讲习所学员满腔义愤，在叶挺将军的指挥下，与工人纠察队一道，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紧接着，首领汪精卫也无耻地公开叛变革命，导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第一次大革命陷于失败，迅疾笼罩着中华大地。

　　在这严酷紧张形势面前，日照籍中共党员陈雷、安哲、郑天久，先后于1927年秋至1928年春，根据山东省委要求，相继返乡开展农动，组建成立中共日照县委，由安哲任县委书记，陈雷和郑天九分别负责党的组织、宣传工作。

　　此时的日照县境，连年遭受洪涝、干旱、蝗虫等灾荒，广袤农村凋敝不振，再加上封建势力压榨、兵匪强盗袭扰，广大百姓苦苦挣扎在生死线上。心怀革命抱负的陈雷他们，见此状况，心情沉重，分头深入劳苦大众当中，宣传为什么被压迫、被剥削，以及如何走向光明的革命道理，激发革命热情和自觉性。

　　为了麻痹反动派，作为年轻知识分子的人陈雷，在本村小学谋得了教师一职，同时借助家族影响力，经常参与当地上层社会活动，相机开展党的工作。1928年下半年，秘密发展毕梅久、孙可守等“觅汉”入党，建立起中共牟家小庄党支部，常在圩墙外北侧的自家场子里秘密开会、学习、交流。毕梅久在平日里，肩挑一副货郎担子，以零售或兑换豆油方式，活动在周边的夹仓、涛雒、城西、山字河、邵疃等地，也时常根据陈雷的安排，隐秘传送县委有关指示和党内精神。

　　经过数年的细致工作，陈雷又在牟家小庄及周边的平台、廒头、河套、傅疃、涛雒等邻村，发展李宗山、汪公法、王均彩、毕风久等23人加入党组织；同期，还在知识分子集中的日照县中学，秘密建立党支部，由牟家小庄人牟野云担任书记。

　　1932年秋，面对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开启纠集重兵再次围剿我中央苏区的罪孽行径，陈雷等中共日照县委领导人，决然执行中共山东省执委关于“日照暴动”的决定，数次秘密召开党代表会议，研究确定暴行动纲、暴动路线，成立鲁南革命委员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武装，于10月13日晚7时，兵分南北两路，以犄角呼应之势，在日照境域同时发起了农民武装暴动，震撼齐鲁，震惊华夏！

　　南北两路暴动队伍，分别选择商埠重镇涛雒、进出口岸王家滩作为主攻目标，具体行动是反动土豪劣绅，收缴他们手中的所有兵器，没收其土地、财物、粮食归农民所有……

　　南路暴动队伍分由陈雷和郑天九率领。那天傍晚，参加暴动的农民兄弟们，手执长予、大刀、棍棒，按约准时向牟家小庄村西大场集结。

　　当陈雷宣布暴动开始时，全场沸腾，欢声雷动。暴动农民潮水般冲进地主大院，收缴，翻缴地契，开仓放粮……就这样，被称为地主小庄园的牟家小庄，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改变了模样！

　　一鼓作气，他们又拿下周边的平台、安家湖、廒头、河套等大小村庄，拉起300多人的队伍，编为2个大队，辖6个中队，继续南下，欲取涛雒。途中，在攻打沟洼战斗时，牟家小庄员司胜成中队长不幸身中数弹，被追来的敌人俘获后残酷杀害。

　　郑天九亦率300多名暴动队员，解决了山字河、大小曲河、马家店、焦家集子等处的地主民团，聚集队伍南下，意在涛雒圩外，与陈雷部会合。

　　涛雒地处日照中南部沿海，东临海口，扼据要道，店铺林立，素有“小青岛”之称。镇内驻有强大的反动力量——县公安、盐巡、商团、民团等，装备200多条钢枪、2门迫击炮，并依托易守难攻的坚固城垒以期待援。清末捻军掠劫日照时，面对涛雒城圩，久攻不下，斗志殆尽，不得已弃之而走。

　　此次暴动，如能夺取涛雒，那么所需武器弹药、经费粮款等，就可得到有效补给，壮大实力，振奋士气，造成更大影响。

　　然而，在夜间攻打城圩时，约好的内应却一直偃息未动，而在将近天亮的档口，时任涛雒区委负责人却冒着生命危险，缒城而出，报告敌情：圩内反动力量已获悉我攻占涛雒计划，并于头天晚上悄悄加强了城门、垛口的防卫，正守株待兔！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迫使暴动队伍只好放弃原行动计划，果断调头向西进发。当天下午，占领了平家村、苗家村及周边村庄。所到之处，发动农民与土豪劣绅展开斗争，收缴地主武装，焚烧文书地契，分发粮食浮财，进一步扩大了队伍和声势。

　　北路暴动队伍在安哲指挥下，如火如荼，节节胜利，先后攻占王家滩、攻克两城镇，“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标语贴满大街小巷，还在两城大庙升起“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的旗帜，尤其是暴动队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

　　日照南北连日来的纷飞战火，使地主豪绅惶惶不可终日，县当局也惊慌失措，反动县长杨锦标惶恐不安、如坐针毡，吓得终日紧闭城门，调动所辖全部武装，日夜站岗值巡，并迫不及待地向山东最高长官韩复渠连连发电告急。

　　就在两路暴动大军即将按预定计划会合之际的17日深夜，侦察发现敌八十一师运其昌旅奉命纠集诸城、莒县、日照三地反动武装，将北路暴动队伍团团包围，情况万分危急。

　　陈雷、郑天九当即计议，立即停止北上，复回西南部山区，开展游击战，造大声势，吸引敌人，减轻北路压力。

　　暴动第五天，《大公报》发布军情消息：“日照共党于13日分头在该县北乡安家村、于家村，西乡山字河、邵疃、牟家小庄，南乡平家村、苗家村等处，同时暴动。一日之间，收缴数十村庄自卫，聚集……数千人……，鲁陆海军已同时出动往剿。”另《民国日报》也数度报道。

　　南路暴动队伍采用声东击西战术，在日照西南一带四处出击，先后袭击了沈疃乡公所、丁家院地主民团、击溃宅科地主武装……反动乡长袁金三吓得只身逃窜。各地反动民团、区乡长和土豪劣绅闻风丧胆，如惊弓之鸟，纷纷逃匿保命。

　　与此同时，他们抽调兵力向城关进发，扬言三日内必取日照县城，吸引调动了部分围剿北路暴动队伍的反动武装力量。

　　安哲趁敌分兵之机，指挥队伍迅速突出重围，开进山峦起伏、丛林茂密的五莲山和九仙山之间的老君堂地域，与敌周旋、战斗……但终因敌众我寡、敌强我弱，于10月25日，暴动总指挥安哲召开北路全体干部会议，分析敌我力量和斗争形势，认为继续坚持下去，于我极为不利，必将牺牲更多、损失更大，决定化整为零，全体同志疏散，转入隐蔽斗争。

　　这时，辗转苦战的南路暴动队伍，在敌人强势追击、围攻中，也已完全暴露于平原丘陵地带，处境愈加艰难。陈雷、郑天九接到北路已转入隐蔽斗争的信息后，立即召开骨干会议，决定为革命保留火种，斗争转入地下，以图日后再举。

　　不久，陈雷经党组织周密安排，由我隐蔽党员范景蘧秘密接应至日照南部重镇安东卫，扮作商人，换乘货船，护至青岛，后转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日照暴动的总体情况和得失利弊。中央根据各方面资讯，充分肯定了日照暴动的积极影响和政治意义。也从那时起，陈雷留任中央特科工作，战斗在隐蔽前线上，与明着暗里的各色敌人，机敏周旋，斗智斗勇。

　　范景蘧是1931年陈雷在邻村傅疃发展的中共党员，经常参加党组织领导的抵制日货及农动。他因涉嫌日照暴动，1933年2月被反动当局逮捕，先关押在济南监狱，后移押青州监狱，长达5年之久。在狱中积极配合党组织行动，参加绝食斗争，表现顽强。抗战爆发后，被营救出狱的范景蘧，曾动员十几名进步青年，意欲奔向延安、参加革命。虽未成功，但与中共鲁南特委接上了组织关系，返乡后积极开展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工作，特别是1938年12月在小曲河村新成立中共日照县委，并担任书记……1944年6月，因积劳成疾而病逝，卒年52岁。

　　当时，笼罩着日照大地，各级党组织连续遭到极大破坏，牟家小庄党支部被迫停止面上活动，特别是党员孙可法于1934年被抓押、路士金为掩护同志多次遭到搜捕，已暴露的毕梅久、毕风久、刘利锋、李宗昌等党员，为防敌人追捕，被迫携家带口辗转去了胶东烟台。

　　前日照市政协主席李守民主持编纂的大型史料《日照人文与自然遗产丛书·日照红色记忆》，简述了陈雷在暴动后的革命工作经历：

　　1935年去天津工作，任天津、北京、华东五省联络局负责人。1938年到延安学习，后任延安中社部工读学校校长、陕北边区保安处驻绥米情报站站长、陕甘宁边区交际处副处长。1946年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行政处副处长，山东救济分会秘书长。1948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秘书长，青岛市军管会委员兼秘书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兼秘书长，政协山东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山东省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山东省第五、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1991年8月病逝于济南。

　　陈雷生前曾回忆那段惊心动魄的日照农民暴动：从1932年10月13日晚起事暴动，到当月25日疏散隐蔽暴动力量，在短暂而又漫长的13天时间里，暴动队伍总共经历大小战斗30多次，有222名革命同志壮烈牺牲。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播撒了可以燎原的革命火种，唤起了千百万的劳苦大众，对中国革命产生着巨大影响。中共河北省委获知暴动消息，当即声援《拥护山东日照的新苏区与红军》。

　　日照农民暴动，锻造成长出一大批不畏生死、奋勇向前的人，也影响激励着无数的革命后来人，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地投向了伟大革命和进步事业！

　　1937年，是我中华民族向死而生的年份。面对日寇霸占我河山、侮辱我民众、劫掠我财富的悲惨时局，日照大地也和全国一样，展开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携手合作。

　　薪火相传。牟家小庄隐蔽下来的党员同志，宛如久匿泥土中的竹笋，喜逢春雨，萌动而出，在鲁东南特委帮助下，恢复了党支部工作，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光荣加入中共。

　　是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义无反顾，不畏抛头颅，甘愿洒热血，舍生战斗在这片火热红地之上。

　　由村子往西不到二里地是灵山堡，呈丘陵地势，海拔百多米，东南北三面一马平地，为傅疃河两岸的制高点。自1939年6月，日寇通过对鲁中地区大扫荡，趁机侵占石臼所、攻占日照城，抢占强占四边要道要地。1940年2月，日伪军在傅疃河桥头安设据点，把持着途经日照的海州至胶州公路。后来，鬼子看上了灵山堡的特殊地理优势，用加大控制和掠劫当地人民的强盗思维，于1942年11月胁迫强逼牟家小庄及周边民众做劳役，在灵山堡建造了炮楼和碉堡。

　　在鬼子建造这些据点过程中，牟家小庄党支部想方设法阻止延缓施工进度，秘密组织党员和群众配合区工队，或明或暗地一次次进行骚扰破坏，有时放火烧毁存放的建筑材料，有时趁着夜色拆掉了在建工程，有时故意制造与日伪监工纠纷……就是建成后的几年里，他们仍然继续安排党员、发动群众，时时留意观察敌人一切动向，或及时向上级报告，或快速联系区工队，寻找时机给予沉重打击。1943年3月的一次袭击行动，就重创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使其收敛了对周边村庄的盘剥掠夺。

　　有亲历者回忆说，抗日战争后期的1944年11月4日，我军在牟家小庄村内设立作战指挥所，滨海警备团在主力部队八路军老六团的配合下，严严实实地包围了村西灵山堡上的日伪军据点，同时采取围困、佯攻、打援等战术，在付疃的村南和村北两处设下埋伏，截击来自南面涛雒与来自北边城关的增援敌寇。

　　当天下午，战斗打响。由于敌炮楼和碉堡都建在制高点，加上日伪火力猛烈，我军围攻难度增大，爆破手一次次靠前引爆，均未成功。深夜12点后，原驻涛雒的日寇巡逻队7人，携带机关枪偷偷插入灵山堡，妄图增援被困中的日伪军，结果被我军打援连队全歼。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据点内的敌人见救援无望，又怕弹药、粮水不能相继，无法长期顽守，便于次日一大早，图谋向临近的夹仓据点突围逃窜，但还是被我军歼灭，彻底拔掉了日本鬼子千方百计安插在灵山堡上的这个所谓固若金汤的据点。

　　在这次战斗中，牟家小庄党支部发挥了重要作用，组织党员和群众踊跃支前，救护接送十几名阵亡、负伤的指战员，收集提供日伪情报，支援供应作战物资，烙煎饼、炕大饼、杀猪熬菜、劈柴烧水……送到战斗前线。

　　铭记历史，开创未来。2008年12月11日，日照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在牟家小庄，分别为1931年春建立的“中共牟家小庄党支部”旧址、1932年10月13日农民武装暴动的“日照县委城南活动中心”遗址、1944年11月4日攻克日寇据点的“灵山堡战斗”旧址，隆重举行了党史教育基地标志碑揭幕仪式，使之成为了党史宣传、革命传统、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

　　现在，每年“七一”“八一”“十一”等重大节日，一批批学生、军人、公务员、党团员、企业优秀员工等，来此接受思想熏陶、心灵洗礼。

　　牟家小庄还有一位非凡人物，便是名闻我党内外的牟宜之老先生。《日照人文与自然遗产丛书·日照红色记忆》中，对牟宜之是这样记叙的：其“曾用名牟乃是，字去非。幼时，曾随亲属在北京读书。1925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眼见大片国土沦陷，忧心如焚的他，起笔写下了‘神州哪许陆沉了，投笔从戎事国殇’的诗句。”

　　据1984年版《日照今古》之“人物春秋”栏目介绍，在日本求学的牟宜之于1934年回国，先在山东省教育厅乡村教育委员会工作，后就职于《旅行杂志》《山东日报》，大胆将反动统治集团的卖国求荣路线揭露出来，使其罪恶行径大白于天下，因而上了中统特务的黑名单，终被注销记者身份。

　　抗日战争爆发，满腔民族大义的牟先生，怀着拳拳救亡图存之心，前往八路军驻西安、武汉等办事处，极力要求奔赴延安、投奔革命，后被安排进入沦陷区开展统战工作。当时的山东省会济南已遭沦陷，省府迁徙曹县。

　　牟宜之风尘仆仆赶到这里，凭着与元老丁惟汾的亲戚关系，于1938年初当上了的乐陵县长。一到任上，有着侠义志士性情的他，走访当地乡贤和民众，获知日本商人在这一带公开贩卖兜售毒品，百姓苦不堪言，害得倾家荡产。于是，掌握大量罪证的牟县长，一举抓捕了这帮不法之徒。

　　在案件审理时，有日商气焰嚣张，公然咆哮：“我们是日本人，你们中国人管不着！”

　　牟宜之刚直不阿，愤起拍案，厉声斥道：“你们在中国的土地上贩毒，触犯了中国法律。我不但要管，还要杀你们这些家伙！”当即命人推出斩首示众，大灭了东洋鬼子的威风。

　　乐陵有个恶霸地主，不仅平日横行乡里、民怨深重，而且也私贩毒品，亦被定罪判处死刑。行刑前，其家族请人送来数万银元，央求县长赎罪，饶过一命。牟宜之断然拒绝，愤而怒道：“钱是人民的，要还给人民。人是要杀的，谁也休想买通我！”言罢，叱退说客。

　　当时，为了开辟抗日根据地，我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奉命率部进驻乐陵，经费捉襟见肘，指战员生活十分困难。牟宜之见状，便把那数万银元悉数转交了一一五师，还倾县府财粮积蓄，给以全力支援，特别是将县辖武装，直接改编为八路军泰山支队，并亲任支队长。就在这个时期，他被我党秘密吸收为特别党员。

　　乐陵县的军政变化，令时任山东省府主席沈鸿烈大为光火，带上人马怒气冲冲地赶来，拍着桌子，兴师问罪：“你牟宜之是我的人，为什么要听指挥？！”

　　牟宜之坦言驳道：“笑话，我怎么成了你的人？我是中国人！谁抗日，谁为人民谋福利，我就听谁指挥。你就是把手指拍断了，也丝毫改变不了我的主张！”这话，道出了中国人的良心。

　　事后，周恩来听闻了牟宜之在乐陵的一系列作为，非常感慨：“倘若在抗战伊始，中国有十几个牟宜之这样的举一县之人财物力，而投身革命的县长，就会极大地促进抗战事业的发展……”

　　1939年10月，牟宜之奉调晋鲁边区任鲁北行政委员会主任。1941年春，改任沂蒙区行政专员，同敌人周旋在山沟里。次年8月，转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参议室主任，不顾安危，深入虎穴，参与策动反正了日伪军王道、莫正民、张希贤部六千余人，功不可没。

　　日照市委组织部和党史研究室于2002年编纂，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日照党史人物》，简述了牟宜之抗战后的革命工作经历：

　　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野战军辽东军区司令部秘书长、政治部联络部长。北京和平解放后，任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他先后任济南市建设局长、国家林业部经营司长。在林业部工作期间，曾敏锐发现并上书党中央，大胆揭露出混入林业部，已担任领导职务的政治骗子李万铭。

　　年72岁的牟运胡先生，是牟宜之老先生的亲孙子，一直居住在牟家小庄。他说：“我爷爷是1975年4月29日在济南病逝的，骨灰于1980年移至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牟先生同时还是一位叙史诗人，为主义和信仰而歌咏：“革命壮志气贯虹、豪情万丈胆如斗”“投笔从戎事国殇”“冲锋在前奔而殿”“摧眉折腰非所能、秉性由来本傲岸”“心怀高洁谁与信、雨骤风疾若等闲”；尤其是面对权势与财富，他“衰衮诸公台省客、斗笛之人何足算”“和璧隋珠皆粪土、清歌妙舞不留连”；为解除百姓疾苦，他“愿将一滴玄黄血、化作甘霖洒大千”“苍生若有济、何惜老年头”。

　　《赏花》一诗，是老先生1972年闲居北大荒时的怡情而作：“最爱荒原赏野花，惹得春风赴天涯。云高边塞呻孤雁，风定寒林啼暮鸦。寥廓平沙千万里，寂寞炊烟两三家。黄昏落日犹不倦，独倚柴门看晚霞。”同一时期，还有《野菊花》：“荒甸生野菊，秋深花亦黄。无人曾欣赏，有意自孤芳。傲骨风前劲，本心霜后香。挺身立大漠，柔中方见刚。”

　　1975年的春天，牟宜之处于弥留之际，以诗《示儿》：“从来忧道不忧贫，德操无价胜过银。肩挑承先启后业，才涌惊天动地文。一腔热血说珍重，两袖清风亦率真。要居庙堂勤为政，退隐江湖善其身。”细细读来，意味深长，是他奋斗一世后对自己的人生总结，是他撒手人寰时对后辈的训诫遗嘱，彰显了老先生的家国情怀。

　　感慨之际，我心吟五律《牟宜之》，以表对老先生的敬仰之情：“生逢乱世间，命运亦相牵。总觅图存路，时吟复兴篇。上来随秉性，至去却强权。一世酬公意，求线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朝鲜人民遭受着残酷战争的蹂躏，并使熊熊战火燃烧至我东北鸭绿江畔。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英勇军人和热血青年的历史使命。牟家小庄“红色记忆展馆”介绍，当时就有村籍牟敦康、牟敦启、赵同利、牟莹、张继松、杨柏春等优秀青年奔赴朝鲜战场，其中牟敦康、牟敦启在对敌战斗中，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1994年版《日照市志·人物传》有记：“牟敦康（1928—1951），奎山乡牟家小庄人，1944年进入抗大第一分校学习，被选送到航空学校深造。1950年6月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空军第四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历任飞行教员、中队长、一○三一部队七团大队长等职。”另有史料介绍：

　　牟敦康少时先后在抗日小学、滨海中学学习，年仅十六岁就光荣参加了八路军，曾对战友们说：“当兵，就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中国人民报仇！”当时的抗大总校在红都延安，其第一分校亦称山东军区教导团，是设在全国的12个分校之一，以学习政治、军事和练兵为主，为部队和地方培养输送人才。

　　1951年秋，正是抗美援朝的重要关头，年轻而勇敢的大队长牟敦康带领三大队指战员，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奉命赴朝参战。10月4日，他率4架战机掩护志愿军轰炸机群，迎战前来拦截的号称当时世界最先进的20余架F-86美军飞机，一举击落了4架，其中牟敦康一人击落3架，特别在面对战斗机多处受创的危急情形，靠着过硬的滑翔驾机技术，机智勇敢地返回机场。9天后，在救援兄弟部队的战斗中，他再次击落敌机2架。年轻的中国空军在世界空战史上，初露锋芒，威震敌胆，直接戳穿了所谓美军的“空中优势”“不可战胜”等鬼线日，美军出动上百架战机，狂轰滥炸朝鲜后方铁路、公路、桥梁，以及各项军事设施。英雄牟敦康奉命再率三大队起飞迎敌，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当时，敌我双方参战飞机总量200多架，战斗异常激烈。牟大队长驾驶战鹰果敢出击，在打掉1架敌机后，发现兄弟部队的1架战机正被数架敌机缠住，便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左冲右杀，全力救援，以猛烈炮火打得敌机四处逃窜。

　　牟敦康歼敌心切，咬住其中1架，当追到鸭绿江和大和岛之间时，突然爱机被敌重创，通讯设备失灵。而此时的他，本可以跳伞脱险，但为了保全心爱战鹰，仍心怀侥幸地艰难操纵着……结果，在低空飞行中，再遭敌机炮火打击，最终不幸坠海，英勇就义，时年仅有23岁。

　　23岁，正是朝气蓬勃、血气方刚之时，多么美好的青春年华啊，在保家卫国的战斗中，无怨无悔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部队党委给牟敦康烈士追记一等功。著名作家魏巍和白艾，根据他的英雄事迹，创作报告文学《长空怒风》，高歌盛赞了我们最可爱的人！

　　2011年11月30日，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将军的夫人翟云英女士、牟敦康烈士生前的老首长，以及部分老战友家属代表、志愿军空军老战士、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空军领导的后代们，在京集聚一堂，隆重纪念六十年前为国捐躯、血洒异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牟敦康同志，深切缅怀他和他战友们的英雄事迹：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今天，第七批共117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相关遗物返回中国/117位英烈魂归故里/那一年，年轻的他们/从鸭绿江畔出发/一步步，向战场走去/他们知道/这一去，是枪林弹雨/这一去，可能壮士难还/可他们义无反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的安全和尊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民志愿军！”

　　“父亲……最近将接受新任务，有可能较长期间不能通信。父亲可不要挂念。多少年来，我很渴望着这种改变，决心在那新的环境中、战斗中作出好的成绩来，以回答党多年来的培养与自己的努力，我希望父亲听到我的好消息。尽管存在很多的困难，我将用自己所有的智慧与主观的努力去克服它，父亲当不用对我担心……此致，敬礼！敦康”。

　　这是英雄牟敦康烈士1951年，在风云激荡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写下的心声。儿子说给父亲的话，字字跳动着亲情血脉，句句浸润着报效鸿志。我们从中唯独看不到他对流血和牺牲的任何畏惧。

　　在牟家小庄，英雄的名字、烈士的事迹还有很多，宛如粒粒向阳葵里的种子，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生长出无数心向光明、心向、心向社会主义的株株茁壮蓬勃的向阳花——

　　村里有位德隆望重的司老太，虽然目不识丁，但深明民族大义。在早期人陈雷等革命志士的进步思想影响下，她年仅21岁的长子司胜成秘密加入我党组织，在1932年秋的日照农民暴动中担任中队长，冲锋陷阵，作战勇敢，不幸中弹负伤，后被穷凶极恶的敌人抓捕杀害，残忍地割下头颅，吊挂于日照县城圩墙之上示众。恶耗传来，母亲司老太怀着满腔悲愤，独自一人徒步来到城墙之下探望，泪往胸流，足顿城基，祭别爱子。

　　1938年，刚满二十五岁的次子司胜德，在司老太的教育支持下，决然踏上大哥未竟的革命事业，参加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日照县三大队，在革命的烈火中愈淬愈强。可一年后，在我军与日伪军的激烈作战时，英勇的司胜德亦负伤被俘。惨无人道的敌人竟用两根粗铁丝穿过他的锁骨，押解前往日伪军营行刑，最后悲壮捐躯。

　　司胜海出生于1924年，是司老太的第四个儿子，毅然继承哥哥们的遗志，于1945年成为了八路军十九团的一名战士，苦练杀敌本领，打击日本鬼子。日寇投降后，汉奸朱信斋之子朱德明残部，配合小股日伪顽敌，死守胶南泊里城。在山东军区11月24日组织发起的泊里攻城战役中，人民的好战士司胜海也壮烈牺牲了。

　　司老太的三位亲生骨肉，都为共同的革命事业血洒战场。建国后，党和政府按照烈属给予优待政策，但她老人家看到国土千疮百孔、经济尚在恢复，识大体、顾大局，谢绝相关照顾，尤其在极其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特殊时期，和广大妇女一道投入到生产与建设中，展现了东方女性那高贵品质和高尚风范。

　　范大娘被誉为“人民的母亲”。她是牟家小庄贫苦农民李溪祯之女，也是牟家小庄人民的骄傲。面对日寇张狂侵华，已经育有三子一女的范大娘，胸怀强烈的民族情感，舍小爱为大爱，送长子范崇仕参加革命，并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担任了滨海区渔盐工会会长，群众亲切称他“渔盐民工的领袖”。

　　后来，范大娘的丈夫和不满4岁的小女儿身患重病而先后离世。面对沉痛打击，她依靠做杂工维持家中生计，并于1939年再送二儿子范崇相参军，自己则秘密来往于敌占区和游击区，给八路军传递情报。不幸的是，两年后的1941年，传来了范崇相在作战中献出生命的噩耗。范大娘强忍悲痛，一如既往地为取得抗日最终胜利尽心竭力地工作着，于1946年光荣加入中国。也就在这一年，反动势力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盐民领袖范崇仕，被特务残忍暗杀。

　　为革命失去两个儿子的范大娘非但未被吓倒，反而化悲痛为力量，又将三儿子范崇仁送到了自己的队伍。1947年，滨海支前司令部政治部、日照县评功委员会授予范大娘“人民的母亲”光荣称号。

　　新中国成立后，范大娘担任本村和区里的妇女干部，不遗余力投身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1961年9月，因病去世。临终前，她嘱咐四儿子范崇运：“要教育下一代，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巾帼不让须眉。牟家小庄的大姑娘、小媳妇们，不论在哪个时期都表现突出，干起工作来，样样都冲在前面，不输男爷们。

　　记得2018年春节前夕，我作为日照银行党群监察部主要负责人，陪同时任党委副书记、行长闫鸣，受市委组织部委托，走访探望基层老党员——牟家小庄原妇救会副会长、部队离休老干部尹世平老奶奶。当时，她老人家正好100周岁，精神矍铄，身体康健，听说我们是代表上级党组织来看望自己的，显得特别高兴，满脸洋溢着春风，领我们在入住才几年的院中房内看这看那，话头也尤其多，总夸政策好、时代好、日子好。回忆起过去，她更有说不完的话儿：

　　俺是听着春庭老书记和日照暴动的故事长大的。在俺村，党的组织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就是在暴动过后的那几年里，面上虽然不见动静，但在私下里依然相互鼓着劲，传递着党的信息。日本鬼子驻扎在北边傅疃河桥头，以及西边灵山堡的时候，俺庄照常有党的活动，和日伪军明着暗着作斗争。有领导说，俺牟家小庄是革命的红堡垒。

　　老人家见我们听得认真，接着讲道：打跑了日本鬼子，咱这儿是解放区。为了把“解放女性”这个口号落到实事上，俺们妇救会抓住束缚了数千年妇女的裹足问题，在全村大搞“放脚运动”，挨家挨户上门说服动员，绝大多数姑娘、媳妇积极响应，都纷纷扔掉了裹脚布，成为能生产、能支前、能参战和上夜校、学文化的新时代女性。

　　尹世平老人还津津乐道地讲述了非常自豪的一件事儿：1947年的1月份，正是寒冬腊月里，快要过大年了。就在这个档口，将近400名子弟兵临时路过俺村。他们为革命为解放，整天价与敌人打仗，风餐露宿的，棉衣棉被都很长时间没有拆洗，有的都破碎了，露出了棉花来。我们妇救会就动员全村的姑娘和媳妇们，没白没黑地连着干了三天三夜，全都为指战们拆洗好了、缝补好了。也因为这件事儿，我们妇救会、识字班受到了上级嘉奖。

　　老人家的孙女尹晓燕介绍说：“尹世平老人是我的姑奶奶，生于1928年10月。年轻时工作起来，不知苦不知累，干部群众、老少爷们都佩服她、敬重她。1948年仅有20岁的她，就光荣入了党，当年10月又参加了解放军，曾任南京军区第886仓库指导员等职，是1988年离休后，回老家居住的。姑奶奶享受国家的百岁老人补贴，是去年因病去世的。”

　　这就是牟家小庄养育的英雄儿女！为了反抗侵略、反抗压榨，坚持民族大义，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从1944年起，全村共有16名优秀青年参军，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巨大贡献。仅在1946至1947的两年间，每年累计支前182人次，每个劳力年均2次，时间多为1至2个月不等，最长的4个多月。

　　从大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牟家小庄共有殷善海、牟敦启、尹世同、尹世迎、路奎茂、司胜成、司胜海、井茂贵、王先元、尹茂照、司胜德、张继松、牟敦康、牟敦鳯、李宗谷等烈士，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功在千秋万代。

　　其实，包括牟家小庄在内的傅疃河人民、日照人民，古来就不满剥削、不畏，有着英勇反抗的斗争精神。

　　史载，汉时琅琊海曲之地，即今山东日照市境，在傅疃河北岸，距牟家小庄不足十里之隔，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吕母，爱子育儿出任县衙游徽，掌管一方巡察缉捕职责。

　　在那年头，天灾人祸频发，百姓生活艰难，有很多缴不起税、纳不了粮的穷苦农民。土皇帝县宰便不问青红皂白，责令担负缉捕职责的育儿去严厉惩罚他们。育儿善良，不忍难为他们，多次帮助极度贫苦的农家逃脱惩罚。县宰知悉后，穷凶极恶，盛怒之下，将其定罪处死。

　　原本育儿的父亲生前留下了一份丰厚家业，是日照奎山脚下、傅疃河边的富家大户。吕母得知失子噩耗，悲痛万分，决意复仇。天凤四年，亦公元十七年，她舍财聚众、救济劳苦，暗中联络民间勇士，筑台点将，揭竿而起，点燃了反抗王莽新朝统治的火炬，进而攻破县城、杀死恶官，反压榨、反的熊熊烽火随之燃遍各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声振古今的农民起义女领袖。

　　面上看吕母农民起义与日照农民暴动，好像是一回事儿，都是反压榨、反，但在实质上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吕母起义，为的是散家财、聚民众，替冤死儿子报那一己之仇，体现的不过是小我而已；而日照暴动，则是在我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带领广大劳苦大众，为的是通过反压榨反、求翻身求解放，建立自由平等正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展现的则是大义大我！

　　“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自古，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温饱，是历代从政为官者的基本追求，也是祖祖辈辈播植耕稼者的热切呼唤。这也是“农业乃百业之首”的原因是所在。中共取得政权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在不断地创新与变革中，“造就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万千农民群众”。

　　日照县域是1945年解放的，不久便声势浩大地全面开展起了土改运动。《牟家小庄村志》记载，旧时他们村也如全国各地，耕地主要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到解放这年，全村共有159户共790口人，总土地面积为4700余亩，而其中的26户计125口人，却人均拥有土地36.5亩，可另外的133户665口人，平均每人土地才2分6厘。

　　土地是什么？朴素的认知告诉我们，土地就是饭碗，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但是，残酷的现实摆在那儿，665口人平均下来，竟然只有2分6厘土地，与那些富家大户相比，天壤之别，难以理喻！

　　“耕者有其田”。中国农民为之追求奋斗了数千年，终于在二十世纪的中叶，经过上下求索、不懈斗争而变成了现实。于是，土地改革成为了牟家小庄党支部，在那个时期的一项艰巨政治任务。他们大力发动群众积极投身之中，除给地主留出维持正常生产生活的土地、房屋、用具外，其余的全部予以没收，分配给那些原本上无片瓦、下无锥地的贫雇农、客家子、穷觅汉。土改复查工作完成后，又对土地登记造册、进行确权，由县人民政府统一发放土地证，实现了劳苦大众梦寐以求的夙愿，使一无所有的他们彻底翻了身，掌握了生存的主动权。

　　随之，本着农户“自愿结合、互相调剂”原则，建立变工互助组，解决部分群众缺劳力、缺牲畜等生产困难。据说，1949年的春天，牟家小庄一带发生严重旱灾。而此时，大批劳力正在支援前线，尚未返乡。村党组织和妇救会针对这个特殊情况，开展互济互利、生产自救，为军烈属、困难户代耕代种、彼此互助，做到了“不荒掉一亩地、不饿死一个人”，最大程度减轻了灾害损失。

　　根据形势发展和需要，这个村又按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按劳分配”精神，于1953年3月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对归个人所有的土地入股分红，由集体统一组织耕种，村民作为初级社成员，分组作业，评工记分，年终结算分红。过了两年，他们率先组合成立“黎明社”“建国社”“爱国社”，普遍集体增收、粮食增产、村民增益，显现出集体经济的巨大优越性，带动了后期尚在犹豫中的村民也相继入社。

　　牟家小庄人看到了集体的力量。不久，把三个初级社合并为一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土地统归集体所有，每家牲畜和较大型农具等折价入社。当时，村民们全都申请加入，成为了高级社的一员，统一组织、统一劳动、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统一标准记分、统一年终分配。

　　到了1958年5月，中共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公社化遂在全国农村推行，各农业合作社纷纷改组为生产大队。牟家小庄生产大队隶属日照县奎山人民公社，下辖9个生产小队，实行政社合一，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经济上公社一级核算，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五业结合”，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大办敬老院，大办公共食堂，大办小学。

　　虽然那些年遭遇连续严重自然灾害，但通过总结完善和落实“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推行公社、大队、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管理体制，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具体到牟家小庄，以生产大队为基础、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立足以粮为纲和林、畜、副、渔全面发展，社员拥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因地制宜种植农作物，使农业生产、农村经济步入了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资源。自1964年秋季开始，他们学习山西昔阳大寨村的做法，统一规划治理山、水、林、田、路，大力整土改地，深翻、压盖、整治过去撂弃的荒坡土岭，对村内的西湖、东坡、圩子后等大片耕地，增厚土层，改良土质。粗略统计，在1968至1976的十年间，全村整治荒坡土岭为“大寨田”150亩、治理改良耕地1600亩。同时，他们深深明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个道理，组织起来兴修水利，创造条件建了3条农田水渠，使90%的庄稼都能得到灌溉。

　　农业基础性硬件搞上去了，粮食亩产的稳收增收，自然也就有了可靠保障。“吃水不忘挖井人”。知恩图报的牟家小庄人，每当粮食打下来，留足村民口粮后，第一件事便是主动向国家足额缴纳“忠字粮”——公粮，而且连年超额完成任务。

　　1983年春，牟家小庄和全国绝大多数村庄一样，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党中央批转的“一号文件”要求，全面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彻底变革，明确规定30年不动摇，遂撤销生产大队改为村委会，以家庭为单位对大型农机具等作价到户、对集体果园茶园等经营承包到户、对所有耕地按人口数联产承包到户，并承担相应的国家税收、征购等任务，剩余全归家庭使用和支配。其间，有些村民根据自身技术和能力，搞起了运输、加工、建筑、经商等特色经营，还有的外出进城务工，使自家的小日子愈加红火。

　　转眼间到了2008年，牟家小庄又按水田、旱田两类整合土地，依据家庭人均实施整块承包，解决了因土地零散导致大型机械难以施展等问题。之后，还整合治理灵山堡南侧的200多亩岭坡荒地，筹建畜牧养殖区，进行承包经营，带动了村民发家致富。

　　走在村子里，时常听说“种地”二字。所谓种地，是农民比较直接的一种说法，其实就是我们认知的播种庄稼，或者称曰农作、稼穑。这可是件实实在在的技术活儿，因为同样的一块田地，有人种出来的能够丰产，而有人种的呢则会歉收，所以“科学种田”的意义就凸显了出来。

　　牟家小庄种地的先天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客观上有着平展肥沃的土壤，灌溉水源近在咫尺、常年不断。他们祖祖辈辈在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不辞辛劳，轮番播种着小麦、水稻、玉米、地瓜、花生，还有高粱、小米、黄豆、绿豆、豌豆、棉花，以及各类蔬菜等农作物。

　　耕种是农民劳作一季后，能否获得丰收的重要一环，既要看农技水平怎样，又要不怕吃苦受累。原在牟家小庄农技队的尹师傅，看上去70多岁的年龄，身材敦实，脸膛黝黑，声音洪亮，说话时好打手势，与我们聊起了农事，说道：“要种好地，最基本的是讲究时令，按节气来。”

　　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我是比较认同的。因为我父亲对农事曾认真观察过，并以五言句式，总结形成了860字的《农线日刊登在《日照日报》二版头条，其中提到“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讲的便是种地一旦耽误了节气，就会影响一整年的收成。他在文中还谈道：“惊蛰种土豆、下犁把地翻”“麦田追化肥、一定清明前”“立秋种白菜、萝卜早十天”……对于种土豆，我曾试验过，的确是惊蛰之后种的，几乎是光长秧子不结果，收获无几。农谚讲到：“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适宜。”说的是：如果小麦种早了，就会因为气温较高，容易长得过苗，造成肥力释放；若是种晚了，又会由于气温下降，导致麦苗根系发育不及；而秋分前后那些天下种的，基本不会出现这些问题，更不会影响来年的小麦收成。

　　尹师傅接着耕种的话题，侃侃而谈：单说小麦吧，我们这儿的原始种植方法，通常是一人轻幅挥镢，连续性犁地约八九公分的浅沟，另一人左臂挎着盛有麦种的箢子，或提着装有麦种的袋子，右手不断取出麦种攥于掌中，使臂与手垂于地面，再有序配合抖动小指、无名指、中指，让麦种从食指弯处顺势溜下、落入浅沟，拇指则根据情况，控制着溜种的快慢与疏密，尔后用铁耙搂土抚平。这种方法，适应了一家一户的早期农耕模式。

　　尹师傅看了我一眼，接着他的思路，继续说着：建国后的前30年，可以说是集体耕种时代，以1970年这个时间点为例，牟家小庄各生产小队一结束秋收，紧接着就投入到了团队化的秋种大忙之中。

　　首先是由壮劳力将夏时沤制的土杂肥、平日积攒的人畜粪，运送进刚收成过的各个地茬里，再安排一般劳力用铁锨均匀地扬撒开来；随之负责耕地的老把式赶牛，或农机手开动拖拉机，牵引着耕犁翻地一遍，并用铁齿耙反复耙细耙平；继而在确保良好墒情的前提下，由几人或由牛牵引装有麦种的单犁或多犁播种机，在田间依次播种，最后用木条耙将麦垄耙平耙严实。如此这般，小麦算是种上了。

　　要是温度湿度适宜，多在一周左右就能稀稀疏疏地长出苗子，等到一个月后望去，满眼麦田都变得绿油油的了。下一步，就是麦田管护，譬如深冬和初春各浇上一遍保墒水、清明前后逢雨时追撒一边尿素、开春后及时锄地松土除草……再往后，过了五端午节，原本青青的小麦都泛起了金黄色，就该组织规模化的割麦、上场、脱粒了。现在农地里的机械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种地也相应地简单、轻松起来。

　　当庄稼收拾起来以后，有些是按照家庭人口直接分配入户，有些是要运到生产小队的粮场，或脱粒，或晾晒，或储藏。

　　牟家小庄的粮场，各个生产小队都有一处，分布在村子周边，大都呈方圆型，长宽约五六十米。每年开春，小队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粮场，由队长亲自指挥，先将冻结一冬的刚开化了的场地打扫干净，再用牛拉犁或者用拖拉机翻耕一遍，耙平后接着拉大碌碡反复碾压，最后看上去既平整又结实，就可以使用了。

　　粮场最热闹的时候，一是分粮那档口，二是打场那会儿。收割的麦子，由壮劳力运进粮场，由妇女、学生们负责堆放在场地周围，同时有人在场子中间，安装好发电机、脱粒机、照明灯等设备。到了晚间，全队数十号劳力集中到粮场，队长根据各人的年龄、体力、技术、灵活性，安排不同的活儿，有的传送带着穗子的麦秸，有的接手麦秸在机前轮流脱粒，有的用木杈挑走脱粒后的麦秧，有的堆放脱下来的麦粒……一直忙到活儿干完，有时要到深更半夜，有时要到次日天亮。

　　第二天，粮场管理人员负责摊平晾晒麦子，其他社员则在队长的带领下，趁着刮西南风那热昂昂的好天气，不辞疲倦，连续作战，收割另外地块的小麦去了。真所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在我们这地场，旱稻种植已成为了老黄历。”尹师傅不紧不慢地唠着：“涛雒有位大羊卷村籍的南下干部，叫秦玉荣，和你一个姓。”

　　我应道：“嗯，我知道他，论起辈分，该叫大伯，是我们上元秦氏十三世祖梦龄公之后。”

　　“这人不简单，既有实干精神，还有家乡情怀。”尹师傅饶有兴致地介绍起来：他1958年担任江苏东海黄川公社书记时，率先在苏北旱田成功改种水稻，1965年试验田大获丰收，产量创历史纪录，受到国务院表彰。之后，想到家乡日照距东海也就几百里地，土壤相近，气候也差别不大，便将水稻良种及栽培技术传授给了大羊卷村，继而在涛雒公社和全县推广。当时，我看到俺村是种水稻的好地方，便建议学习大羊卷的做法，得到村干部和村民们的支持。自那时起，全村逐步改种旱稻为水稻了。

　　种植水稻要分三步，先选择一处靠近水源，或全天候能够浇上水的地块，翻耕、捣细、耙平，在小满节气前后的那几天，均匀地撒播上准备好的稻种，敷上薄薄的一层含沙较多的细土，接着灌满水，使水面高出地面二三公分。通常要过个八九天时间，就会有秧苗长了出来。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则是，五端午后收割完小麦，就要及时泡田、犁地、整平，大概在六月上中旬，便可组织拔秧、运秧、插秧，并使稻田一直保持有水。现在插秧都是机械化了，省力省时也整齐。第三步是稻田管理，指定专人常规性巡查水位、虫害、稗草和长势等情况，及时汇报，应对处置。牟家小庄一带多在每年的10月中下旬，也像小麦一样收割、上场、脱粒。

　　“庄稼长得好，全靠肥当家。”尹师傅话题的跳跃性大，说着就转到了农肥上面：

　　建国以前，一般各家农户都要积攒土杂肥、人畜肥用于种地；也有富家大户在耕种时，将肥力高的豆饼、花生饼、棉籽饼等优质有机肥料用作基肥，或在庄稼成长早期用以追肥。当然喽，也有的白籽下地，但会影响庄稼产量。

　　猪牛等牲畜粪便和鸡鸭鹅等家禽粪便，是种植庄稼的理想肥料，一者无所谓成本，二者肥效比较好。1949年后，随着农业合作化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庄稼施肥。因此，牟家小庄村领导组织村民们，先后较大规模地改造了厕所、鸡窝、猪圈、牛羊棚、泼水坑等，更加便利积攒肥料，并定期清理、沤制、捣细，使农肥进田。

　　尤其是1964那年，他们结合本村实际，着力开展了“四改造”“五建设”“六统一”，即改造厕所、猪圈、鸡窝、牛栏，建设肥库、尿池、干灰库、沤肥池、扒牛汪，统一管理和使用人粪尿、畜粪便、泼水汪、灶炕土、草木灰，从而集聚了大量高效力的农用肥料。得到农肥滋养、助力的各类庄稼，自然是长势喜人、年年丰收。

　　在农村里，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八十年代上中期，夏伏季节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收集田间梗坡和房前屋后的杂草，以及收成后的鲜嫩秸秆、日常中的生活垃圾等，堆放在粪场、坑旁等处，拌入河汪中的淤泥，利用雨多、温高等自然条件，大量沤制发酵绿肥，秋种前捣细，运送田间，起到了很好的改良土壤、提高地力的效果。

　　1970年前后，我们县里建设了化肥厂，为农田耕种提供了氨水、碳酸氢铵等化学肥料，但僧多粥少，供不应求。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家大量进口了尿素、复合肥等多种类化肥，用作耕种基肥，或幼苗期追肥。

　　说到这儿，尹师傅的语气中略带忧虑，言道：“遗憾的一点是，对化学肥料的过度依赖和使用，会带来一个不可回避的弊端，那就是容易造成土地板结，对农田地力的蓄养很不利。”

　　“术业有专攻”。在我眼里，尹师傅就是名副其实的农业专家，不光“三农”知识、农技经验丰富，而且具有难得的创新意识。他向我们宣说着：种地的另一关键因素，就是留种、选种、育种——

　　小麦作为主粮作物之一，在我们村的种植历史是比较久远的。过去所用种子，多为农户自选自繁。农业合作化后，不光是小麦的种植面积增加了，而且坚持科学育种、科学种植，从大队到小队，从领导到村民，都重视选育和引进优良品种。俺村在1957年以前，种植品种有“长芒”“秃头”，产量较低，亩产在一百公斤上下转悠。到1970年以后，农技队引进和推广了新品种，包括“北京8号”“济南2号和4号”“泰山1号”等，使亩产增至二三百公斤。从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起，普遍种植“济南13和17”“鲁播21”等，亩产量普遍在四五百公斤以上。

　　旧时，由于水利灌溉条件所限，有些农户会种植少量的旱稻，产量是很低的，主要自家食用。我们牟家小庄从六十年代中后期，学了大羊卷村的经验，开始在土壤改良过的大湖、西湖等适宜地块种植水稻，并与小麦交替轮播。在稻种的选配上，大多从外地调拨，最初的是“119号”品种，后来有“11号、16号、17号”。在种植技术上，村里轮流派人外出参加培训，学习水稻的育秧、栽培、管护等技术。在灌溉水源上，通过引水工程，将日照水库供水，由水渠引向灵山堡半山腰，再由分水闸送入自西而东的支渠。有了可以灌溉的水源，水稻也就从此在我们这儿安安稳稳安了家，一般亩产都少不了四五百公斤，有些产量更高。

　　玉米也叫苞米，俺这儿都唤作玉豆，是传统的种植粮食，品种老化，成熟期晚。自打1963年后，一方面改进玉米的栽培技术，尤其是注重花期人工授粉，起到了很好的增产作用；另一方面，引进推广“金皇后”“坊杂2号”“英粒子”等新品种，再加上双交种和单交种，如“烟单14”“掖粒子”等，使产量得到较大提升。到二十世纪末，采用“中单2号”“泰单71”和“山农108”等品种，基本实现了玉米良种化，亩产稳定在四百公斤左右。

　　大豆俗称黄豆，也是牟家小庄一带的传统种植作物。沿袭品种有“爬蔓青”“平顶黄”“黑荚子”等，后来引进新品种“鲁豆”“临豆”。种植时用不着施肥，要防止过密，要透风透光。若连年重茬种植，会导致歉收甚至绝产。后来通常与玉米等作物间播，总体上双双增产。

　　大概在明代，花生种植传到我们这边，属龙生型，根细、粒小、产量低。大花生引进后，主要有两类品种，即“铺秧”和“半站秧”，枝蔓多而且长，结果多却成果少，俗称“秋胖子”，不耐旱也不耐涝。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先是引进“小白沙”“大白沙”，后又引进“海花”“鲁花”。这些花生的特点是，枝蔓矮且直立，墩儿较小，结果成实，出油率也高。通过花生品种的换代，以及对幼秧清墩、复垄，还有后来的覆膜种植，都促进了产量地增加，干果亩产从1962年的一百来公斤，提高到了1985年的260公斤以上，这些年来的亩产量更高了。

　　据说地瓜源产于美洲，是爱国华侨于上个世纪初，在东南亚将之私藏行囊而带入国境的。1949年以前，我们本地就有种植的了，品种多为“老时地瓜”“白瓤地瓜”“大红袍”等，秧蔓长、产量低。引进新品种“胜利百号”，是1953年以后的事，俗称“一窝猴”，结瓜匀称，产量也高，瓜干出得多，亩产2000多公斤。再后来，又引进抗旱、抗病、好储藏的“济薯”“青农”“烟薯”，以及“徐州18号”“徐薯2号”等品种。一直至八十年代初，地瓜、地瓜干、地瓜煎饼都是村民的主粮，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慢慢被小麦、大米等细粮替代。

　　尹师傅聊到这儿，还特别提到他的亲戚做烤地瓜生意的事来：“现今，地瓜种得少，都成了稀罕物，价格也贵了。我二姐家的大外甥，前几年买了一台地瓜烤炉，在大学城专门卖烤地瓜，一年下来赚了10多万元。”

　　说到这儿，我也想起孩子小时的一段有意思的往事：“我儿子四五岁时，有一次给他买了个烤地瓜，边递给他边说：‘我小时候，顿顿都要吃它，都吃够了。’儿子听后，抬头望着我，不解地反问：‘真的？’”

　　尹师傅听后，只是微微一笑，又用略带自豪的语气说道：“在那个年代，科学种田深入民心。我虽然是普通的农技员，但在各生产队里，说起科学种地来，要比队长好使。”他兴奋地继续谈着：

　　过去耕种大多以一年一作为主。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村里的农耕技术得到提高，特别是自1970年起，推行农作物的间作、套种，以及合理的作物密植，使夏播面积增加，土地得到有效利用，单位亩产量上提高了很多。

　　可以间种的作物有，地瓜间种玉米，花生间种玉米，玉米间种大豆。能够套种的作物有，小麦套种玉米，一般在小麦播种时，预留出套种玉米的行间，在麦收前将玉米播种在套种行间；小麦套种花生，分大沟麦套种或小沟麦套种两种，其套种模式、时间，与套种玉米基本相同；地瓜套种小麦，先在还未收获的地瓜沟内套种小麦，翌年春在刨的地瓜垄上，再套种上花生或玉米等作物，统算起来都有较为理想的增产。

　　虽然农作物可以间作或套种，提高了年度亩产量，但不利于日益机械化的耕作收种。现在，已很少有间作或套种的了。

　　说到这儿，尹师傅表情略显沉重，表达了一个令他担忧的现象，就是一个时期以来，农村里的粮种安全受到了不可忽视的挑战，弄不好将动摇我们的农业根基……说着说着，他下意识地叹息了一声。

　　自古以来，农具的创新和使用，体现和标志了一定的社会文明程度，其轨迹是从简单、粗糙、笨重、低效能，不断向精制、轻便、科学、高效能方向演变的，基本经历着一个由人力手工、牲畜助力，到半机械化、机械化，甚至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过程。

　　通过《牟家小庄村志》知道，他们也和各地农村没啥两样，从清代到民国再到新中国建立初期，生产劳动中一直都使用着传统的老式农具，如镢、锨、锄、镰、犁、耙等。那时的田间运送，依靠的是木轮车、扁担、绳索和篓、筐等；在谷物脱粒时，则使用碌碡、撸子、木杈、簸箕、木锨、扫帚等；加工粮食，则依靠的是磨、碓、碾等。自从农业合作化后，逐渐引进现代农机具；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他们在耕种、灌溉、收割、运输、脱粒等方面，基本实现了半机械化或机械化，很大程度地解放了劳动力，劳动生产率自然也得到极大提高。

　　在耕作机具方面，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牟家小庄先后购进新式步犁、双轮双铧犁，用于翻地、播种。六十年代时，县里农机部门在奎山公社首建拖拉机站，给他们购进提供了方便，并在后来的数年间买了好几台，在田间牵引着铧犁耕种，使原本繁重的农事劳动，变得省时省力起来，逐步替代了牛、马、驴等畜力。八十年代农村改革后，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农户，自购四轮拖拉机、两轮手扶拖拉机，有的还买了小型的插秧机、收割机等，除自用外可有偿承揽农活，增加创收。

　　1955年前后的排灌机具主要是水车，一般由人力或畜力牵引；此外，就是利用水桶，肩挑人抬。到了六十年代，村里购置柴油机，带动着抽水机灌溉农田。七八十年代国家电力进村，每个生产队配备上了水泵和电动机或小型柴油机、汽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