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的事迹首先，抓紧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环境造物。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政治生态作为政治生活状况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无疑是影响党员干部思想观念和行为，从而影响党风政风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新的举措加大管党治党力度，正风肃纪、标本兼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不断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制机制，层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党内政治生态日渐清朗。同时，也要看到，虽然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很多得到了有效解决，但一些问题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一些问题还可能再冒出来。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谋划，多方面着力，但根本途径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思想建党对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具有基础性的潜移默化作用。制度治党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党的建设领域的体现和运用。其次，抓好党内政治生活。开展党内政治生活，首要任务是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必须把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作为重要目的，重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还必须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严格党的组织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第三，抓实党内监督。加强党内监督，一方面要有严格的制度。另一方面，制度必须落实到位。抓实党内监督，还必须重点发力。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第四，抓住“关键少数”。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要抓“关键少数”，突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这个重点。全会强调中央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强调领导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全面从严治党，突出从严管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无疑是抓住了重点，抓住了关键。

　　习在关于《准则》和《条例》的说明中明确指出，之所以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并通过新的《准则》和《条例》，是完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以我的理解，这“四个全面”，逻辑上有一个“依次递进”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罗列或并列关系：首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其次，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在这个冲向全面建成小康的决胜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保障，就是要继续深化改革，积极主动开放。再次，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方面需要深化改革，一方面需要走依法治国之路。最后，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不仅要坚持党的领导，还必须坚持从严治党。这是“四个全面”之中关键之所在。我们今天讲不忘初心、理想信念，就必须既立场坚定，不容含糊，也必须理论深刻，把话说透！马克思说过，理论只有深刻，才能说服人。另一方面，确实又必须从制度、法律、纪律方面来约束和监督党员、干部，划清底线、红线。

　　世界上有许多南辕北辙的事情，选举和民主这对孪生兄弟就走了岔道，甚至走到了对立面。举世瞩目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它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深刻揭示出了现代政治中选举与民主的内在矛盾。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人民主权，即人民被认定为国家权力的主体。另一方面，人民作为一个庞大的自在群体无法直接支配与运作权力而需要委托代理人行使权力。于是，选举就被认定为人民委托代理人的授权过程。简而言之，人民主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而选举则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内容和形式本应是共生相融、互为表里。但2016年美国大选让人们深感困惑，明明是美国人民用自己手中选票选出一位能够代表他们的，至少是能够得到他们当中多数人认可的最高行政长官。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让美国选民深感无奈与纠结，根据选前多个机构的多次民意调查，超过60%的美国民众对美国两大政党最终推出的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都不满意。再根据投票出口调查，即使在参加投票的选民中也分别只有36%和33%的选民认为希拉里和特朗普是诚实的。用专业一点的术语说，美国选民在这次选举中很大程度上是在做否定性投票。一位女性选民的话很有代表性，她说：特朗普和希拉里都把我吓到了，11月8号要去给吓我轻一点的那位投上一票。换句中国话说，这就叫“两害相权取其轻”。过去曾有人揶揄西方民主说，两个坏蛋里选一个坏蛋就叫民主，只有一个坏蛋没得选那叫专制。如今这种政治讽刺、黑色幽默居然在举世瞩目的重大选举中变成了现实，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民主政治的反思。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还不在于美国政治制度已经无法保证多数人民的意志决定政治领导人，我们稍稍分析研究一下选举制度及其运作就会发现，现代竞争性选举已经成为民主政治以及人民主权概念的扼杀者。首先，金钱政治问题。其次，冲突政治问题。第三，民粹政治问题。

　　二战以来，美国对于日本的控制，不仅表现为军事占领和美日全方位的同盟关系，而且更深入地体现为对日本价值观的塑造。这种塑造不仅面对包括日本知识界在内的精英，更面向日本大众，用葛兰西的话来说就是：美国成功地掌握了日本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二战结束后，为在日本打造具有美式思维特征文化心理结构的知识精英，以影响、塑造日本的决策层，美国政府着力推进日美文化交流制度化。在重塑日本教育和学术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往往避免直接出面，主要依赖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民间机构”推进对日文化交流。这些机构大力运用资本的力量，打着慈善活动、学术交流的旗号，在日本学术界扶植亲美、媚美势力。而美国政府的预期是，精英阶层一旦形成美式思维后，不但主动回避对美国侵略行径的批评与抨击，而且当美国抛出某个议题、造出某个概念，日本知识精英们则会自觉主动地附和，引经据典，极力证明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与此同时，美国文化战略的一个有意识的目标是：弱化日本的政治研究，特别是战略研究。通过祛除人文学科中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内容，将日本的哲学社会科学引向抽象的“人文”说教，使日本的文科局限于对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对文学和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审美形式与考据枝节，而对于现代的政治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敬而远之，对当下正在发生重大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问题更是缺乏相应关注。日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则因为丧失了政治与战略方向，从此一落千丈。同时，随着交通和通讯手段的显著发展，美国力图通过“大众文化消费”塑造日本百姓的日常生活，以此打造所谓与美国接轨的“全球市民社会”。这主要是对日本出版、传媒和娱乐市场的占领，其中最成功的案例就是迪士尼文化的推广。美国利用迪士尼动漫、好莱坞电影等美国大众文化传媒，向日本输出美同生活方式，构建日本人心目中的美国新形象。在这一战略中，美国收获的绝不仅是市场和金钱，在大众文化传媒推动下，美国文化变得有亲和力、通俗易懂、唾手可得，美国的国家形象因此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