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小旅馆开房尝禁果2022年12月26日，浙江金华一些工地上，施工人员戴着口罩进行施工作业，以有效降低新冠病毒的感染风险。

　　河北人刘建国已年近六十，常年与老乡们去各种工地找活。12月中旬，他发现进工地不再需要查看核酸、疫苗接种证明，也不要求戴口罩了。

　　疫情中，更希望去工作的，还有正在浙江打工的湖北籍农民工王强。他对记者说，自己在做几百人同时作业的大项目，和十来个老乡一起租住在工地附近的农村平房，如果有工友生病，“下班可以照顾一下，上班就没办法了。”

　　建筑工人往往与工友合住，共用卫生间、盥洗设施，甚至一些厨具，很容易交叉感染。但正值春节前的赶工结算期，有的工人即使阳了，也不愿停工休息。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提醒，一些工地上的工作是日结的，工人“手停口停”，也担心自己的工作被其他人抢走。他建议，各级工会酌情出台一些指导意见。

　　12月26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最新通知要求，自2023年1月8日起，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根据《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接下去将“强化重点机构防控”，其中包括：“学校、学前教育机构、大型企业等人员聚集的重点机构，应做好人员健康监测，发生疫情后及时采取减少人际接触措施，延缓疫情发展速度”。

　　由于工人数量大、居住集中等原因，工地防疫一度是各地面对的难题。此前，不同地区都要求进工地的建筑工人或一天一检，或两天一检，比一般社会面更严格。

　　工地上中老年人多。在某东部省会工作的基层干部周楠曾负责协调、监督一些工地与医院对接做核酸。她注意到，工地上有一些“50后”的农民工，他们没有智能手机，做核酸时无法扫码，只能出示身份证。

　　她说，这些工人往往是外地人，人生地不熟，又很有挣钱的愿望。周楠记得，有一段时间，工地封闭管理，两个中老年人的健康码突然变黄，后来搞明白是他们凌晨偷跑出去，到别处去打零工，结果目的地出现了病例——工人自己说不清自己具体去了哪儿，令周楠哭笑不得。

　　工地上还有不少的流动人口。在较大的建筑工地上，一般有一个项目的总承包商，再雇佣多支不同的施工队，其中有一些临时工，甚至有些与工程并不直接相关的人。“就像一个小社会。”周楠去更新工地上的人员情况，会发现厨娘带着自己正放假的孩子。

　　据她了解，一些工地负责人对工人的情况不甚了了，或者想糊弄了事。例如，有一回，她接到任务，统计工地上六十岁以上的人员，有工地负责人回复，没有。“胡说。”周楠反驳，“你门口的保安就超过六十岁。”这是她监督核酸时了解到的。

　　后来，她又追加统计工人们打疫苗的情况。说是一天到位，但没一个工地能及时完成。

　　在同一省份长期承包钢筋加工、绑扎等工作的施工队老板吴征对记者解释，一般接到一个活儿，由他手下的“班长”在老乡之间招募工人，钢筋工人要不是“知根知底的人”，要不是老工人介绍进来的。

　　吴征习惯给工人购买防事故的团体保险，但保险公司不卖给六十岁以上的工人，所以他把年龄限制在六十岁以下；但更年轻的可能吃不了苦，又容易吵架打架。在工地上，四五十岁的人最老实肯干——钢筋是建筑的骨架，涉及到大量高空户外作业。

　　有一部分项目，总承包商为施工队提供板房，一般是六人一间。几十人合用一个卫生间。之前，在封闭管理中，工人从宿舍到工地都是用大巴接送。防疫严格，“班长”担心吴征把外面的病毒带进去，不情愿他去监工。吴征这一整年没去过几次工地。他印象中，工人宿舍里有一些空房，是预备工人出现“阳性”后隔离用的，不过一直没有用上。

　　12月7日颁布的《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要求：“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也可自愿选择集中隔离收治。”但感染量增长的情况下，工地上很难找到充足的隔离房间，尤其无法提供彼此独立的卫生系统。这意味着，一些“阳”了的工人只能继续与工友同居一室。

　　2022年3月31日，上海，在奉贤区在建的集中隔离收治点内，工人师傅正在安装床铺，这是一幢位于产业园区的商办楼，共11层，由原本的办公楼改建，按改造方案可提供500个床位。

　　一名在沿海城市打工的建筑工人谢爽对记者回忆，虽然该地区自本月上旬起陆续不再要求居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进入餐饮场所等出示核酸结果，但他恰好在为一所学校盖一栋楼，学校属于重点地区，仍然要48小时核酸才能进入工地，延宕了一阵。

　　12月中旬，学校宣布提前开始寒假，当日一名工友的核酸结果异常。谢爽很着急，要求项目经理安排这名同事隔离，被对方反呛“现在放开了”。惴惴不安的三日之后，他出现了发热症状。

　　谢爽有两个室友。他把这两人赶出去，独自睡了一天，晚上起来，在房里煮了一点粥吃。

　　但他又觉得，自己没有财力继续隔离。“上一天班，得一天的钱。”第二天谢爽退了烧，就继续工作，告诉自己“这只是个感冒”。他是一个木工。工地上的另一个木工是他亲戚，今年六十岁。谢爽只能尝试少和他接触。

　　在短视频平台上，一些工人表示自己发烧仍坚持上班，因为很快回家过年，需要多挣一些。

　　王强对记者回忆，不再查验核酸之后，工地也不再检查戴口罩情况；原先，工地食堂会有人员提醒他们不要聚集用餐，现在已经没有了。

　　作为一个较小的施工队的一员，他说，现在十个人里大概有七个人有症状，“基本没有人请假”，他也不打算去做核酸或者抗原。

　　王强想等拿到过年费就回家去。他介绍，独自在外，每个月会收到来自包工头的一笔生活费，收入的大头都是年根下结算。因此，最近工地上的人肯定做得更勤快。

　　听说工地上有人新冠阳性了，谢爽急得找项目经理争执，也是因为他本打算做完最后一点儿活就返乡。突然阳了，令他的归期变得遥远——谢爽的父亲七十多岁，“身体底子还行”，也打过疫苗，但是九月刚动过一次手术。现在，老家的亲人还没有出现症状，谢爽计划着，回头离开这里前先做一次核酸，回到老家再做一次，想确认自己好透了，再去见长辈。

　　他一直很期待回家，在想象领着儿子往超市去，儿子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他已经在视频电话里“预告”过了。

　　今年工地上普遍收入“清淡”。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录得68314亿元，同比下降5.4%；房屋新开工面积66423万平方米，下降34.4%。

　　时至年底，吴征正带着五个工人一起给一个项目扫尾。他说，工地上快过年时要发过年费，所以，没有什么项目会在年底开工，这是他今年的最后一单。六人一起工作，虽然戴口罩，避免一起吃饭，他们仍然逐个感到不舒服。12月22日，吴征有些咳嗽，腿有点酸，但他不想去做核酸或抗原，因为，这是他在意的大客户，他不想“掉工期”。

　　他感到最近催款有一些难，但是，他不会再给上一层的项目经理打电话。房地产的资金链条很长，一旦周转不灵，很难说迟到的工钱卡在了哪里。吴征决定体谅地等待。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工地需要高空作业，或操作重型器械，一些作业需要工人有良好状态。

　　但是，工人自愿带病上班并非个例。12月21日，一名工人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发高烧40°C”还在开挖掘机。不过他拒绝接受采访。

　　社交媒体上，一名劳务中介拍视频展示公司工人非要带病上班，被他劝阻。图来自互联网

　　防疫新形势之下，各行业的新安全生产制度还处于摸索阶段。几名受访者对记者表示，一些安全施工情况还有工地上的安全员监督。但个人防护等，眼下只能依靠个人自觉。

　　12月底，户外温度低至零度以下。记者关心谢爽，刚退烧就上工，会不会出问题？三十多岁的他反问：“夏天露天四十多度，混凝土表面最低五十度，不是照样干活？”

　　然而，即便是较为健康的群体，也有必要防范新冠感染造成的过度免疫反应。根据新加坡国家神经科学研究所文章，一名三十岁的女性感染新冠后高烧、乏力，夜间感到呼吸困难，送医后一度怀疑是心肌梗死，再确诊是心肌炎。

　　文章援引研究中心专家的意见认为，这种情况多见于“三四十岁的健康群体”，是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导致的。

　　此外，新冠恢复期的人群抵抗力较低下，容易出现其他感染，因此，不适合剧烈运动。

　　如果工人带病工作而爆发急性心肌炎等疾病，事后很可能陷入无人负责的窘境。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社会法研究所所长李凌云对记者分析，首先，心肌炎难以被认为是一种“职业病”；而根据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其他可能获得赔偿的路径，还有第十五条中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工人在家里、在宿舍里发病死亡的，都无法确定是工作诱发，会遇到认定上的困难。

　　李凌云对记者说，目前，新冠防控措施调整，行业主管部门及各级工会，都可以出台一些指导性意见，“建筑业的一些工作岗位，是体力要求比较高的，非常繁重，那么，即便是转阴以后，他至少还要休息一周的时间。”

　　她提醒，由于行业属性，在一些工人倾向于未彻底康复就返工的情况下，各级工会可以出台一些意见，要求企业保障发放病假工资，鼓励企业为患病的工人提供稳定工作。工地上还需要安装一些急救设备。

　　关于疫情期间的工地管理，一些国家曾出台针对性的指导意见。例如，今年2月，英国不再强制感染者居家隔离，但该国直到4月1日仍执行工地防疫流程——拒不实施的，有可能遭强制执行。最后一版流程中详细地载明各种细节，包括工人要在工作场所佩戴口罩；工人前往工地的路上，几人合搭便车的不能随意更改搭车人员，还要保持车内通风，搭乘公共交通的，要避开高峰时间；工人工资要无接触发放，工地上要及时更新急救用的联系方式等。

　　新加坡人力部也仍在持续更新有关防疫的各类警报和消息，据其官网，最新一条信息于12月9日颁布，内容是将为住在宿舍里的外籍劳工免费提供抗原试剂盒。

　　近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撰文表示，传染病防治是一项公共卫生事业，无论个体如何努力为自己健康负责，都不可能通过分散的个人实现防治目标；他建议，应该严格要求公共场所（包括学校、工厂、写字楼、商店等）的室内戴口罩，最大限度减少病毒高载量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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