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空彼方汉化补丁现代快报讯（记者邱骅悦于露）2020年11月6日，在惨案发生了一年后，淇淇的父母终于等到了蔡某某家人的道歉。2019年10月20日，大连市沙河口区13岁男孩蔡某某想与10岁女孩淇淇发生关系遭拒，遂将其杀害并抛尸家门口的灌木丛。淇淇的母亲贺女士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她认为这份道歉信缺乏诚意：“我女儿离开快400天了，不说上门道歉，一个电话都没有。他们的表现在哪方面能看出来是诚心道歉，我不接受。”

　　据现代快报此前报道，2019年10月10日，大连市沙河口区有一名10岁女孩淇淇被13岁男孩蔡某某杀害，淇淇身中7刀。当时蔡某某将美术班补课结束路过的淇淇带至家中，想要与其发生性关系遭拒绝，便将淇淇杀害，并抛尸在住处对面的灌木丛中。

　　大连警方于10月24日发布警情通报称，因犯罪嫌疑人蔡某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警方依法对蔡某某收容教养。随后，遇害女孩家属对蔡某某及其父母提起民事诉讼。2020年8月10日下午，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蔡某某父母被判处128.6024万元赔偿，并需要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辽宁省级平面媒体上向淇淇的父母公开赔礼道歉。

　　据了解，在法院判决生效后，由于迟迟未履行法院判决结果向淇淇的父母道歉、赔偿，蔡某某父母曾被法院采取司法措施拘留15日。2020年11月6日，惨案发生一年后，杀害10岁女童淇淇的男孩蔡某某家人最终在《大连日报》刊登了道歉信，道歉信署名为“庄献杰、蔡维伟”，日期为2020年11月6日，全文如下——

　　对不起！我们郑重地向淇淇和淇淇的家人道歉。我们是(2020)辽0204民初60号案件的蔡维伟、庄献杰，作为孩子的父母，我们对孩子疏于管教，没有管好孩子，没有教育好孩子，酿成了淇淇的惨案。我们自责、内疚、懊悔，惨剧的发生对淇淇的家庭是沉重的打击，淇淇的父母失去了女儿，我们万分愧疚，惨剧的发生，我们后悔莫及，是我们做父母的失职和失败，我们平时没教育好孩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是我们的错，我们真的对不起！淇淇的父母和家人们，我们非常懊悔，我们要用一生来忏悔，我们是真心地忏悔，真心地道歉!

　　我们一定会按照判决赔偿，就算砸锅卖铁，做牛做马也会尽全力赔偿，我们知道再多的钱也无法弥补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们的孩子给淇淇的父母造成了巨大的痛苦，我们不敢求得淇淇父母的原谅，我们真心道歉，我们也代表孩子再次对淇淇和淇淇的家人们说声对不起！

　　11月7日，现代快报记者联系上了淇淇的母亲贺女士。她说，今天上午在《大连日报》上看到了蔡某某父母的道歉信，“我当时非常生气，也特别难受。”贺女士说，这是一封很被动的道歉信。“我女儿离开快400天了，不说上门道歉，一个电话都没有。他们的表现在哪方面能看出来是诚心道歉，我不接受。”

　　针对道歉信中写到的“我们一定会按照判决赔偿，就算砸锅卖铁，做牛做马我们也会尽全力赔偿……”贺女士表示，她从宣判至今未收到任何赔偿，希望看到对方的实际行动。

　　记者了解到，目前淇淇的遗体还在殡仪馆未火化。贺女士说，她希望在民事或者刑事上有结果后，给孩子一个交代。“这件事对我们来说伤害太大了，我们的家已经再也回不去了。”

　　“这封信缺乏诚意，令人难以接受”，淇淇方代理律师田参军表示，道歉信是法院强制执行的结果。在他看来，这封道歉信来得太晚了，“从案件发生到现在一年多了。”他还表示，道歉内容和实际行为并不一致。“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当面向淇淇的父母说一句抱歉，没有赔过一分钱。”田参军说，下面他会持续关注蔡某某父母名下房产拍卖一事。

　　女儿遇害后，贺美玲的人生失去了色彩。她常常身穿黑衣、捧着白花跪在凶案发生的地方，一边祭奠，一边痛哭。

　　一年前的10月20日，10岁的淇淇（化名）被父亲王久章在距家5米外的绿化带找到，遗体上覆盖着编织袋和砖头。

　　凶手是一位13岁的男童。行凶时他距离14岁还差三个月，未达到法定刑责年龄，被处三年收容教养。

　　这是贺美玲心中无法排解的伤痛。她想要争取一个“公道”，尽管她知道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这已是顶格的惩罚。但她放不下，哪怕是一个道歉，一个赔偿，她也没有等到。

　　淇淇的遗体至今在殡仪馆里停放着。小小的身体冰凉冰凉的。贺美玲常会想起，她在的那些日子是多么的温暖。

　　41岁的贺美玲头发凌乱，面容枯黄，眼眶和脸颊有些凹陷，整个人看上去虚弱无力。但只要一聊起女儿和凶手，她的语速就会加快，音量越来越大，原本空洞的眼神也有了内容。

　　20日晚，当13岁的蔡鸣（化名）作为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贺美玲还不知道，这个平日里经常碰见的大个儿男孩，就是杀害自己女儿的凶手。蔡鸣甚至在行凶后还若无其事地询问王久章，淇淇找到了没？

　　“要发现是他干的，我肯定当场就让他付出代价，百分之百！”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贺美玲吐出这句话。

　　此前她对于蔡鸣的印象，只是一个身高1米7多、晚上常在小区里转悠的孩子，她没有看出什么异常。

　　警方事后查明，蔡鸣把下课回家的淇淇骗到自己家中欲意强奸，在遭到拒绝后将其杀害抛尸。经法医鉴定，淇淇身中7刀，并有多处瘀伤，因失血过多死亡。

　　蔡鸣杀害淇淇后，抛尸在门前的绿化带里，一年过后，绿化带里杂草丛生。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贺美玲无法理解，乖巧可爱的女儿为什么会被无辜杀害，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对蔡鸣的惩罚仅是收容三年。

　　我国《刑法》规定，未成年人年满16周岁需负刑事责任，故意杀人、强奸等八类刑事犯罪，追责年龄有所降低，但仍限制在14岁到16岁。因此，不满14岁的蔡某，尽管作案情节恶劣，仍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

　　在贺美玲有限的法律认知里，杀人就要偿命。直到她第一次看到案情通报，不满14周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她愣住了，“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失去女儿后的一周里，贺美玲每天都去到蔡鸣家门口，哭到瘫软，然后被家人抬回来，倒在床上一言不发，茶饭不思。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凶手必须被判死刑。

　　10月29日，律师田参军受淇淇家人委托抵达大连。在机场，他第一次见到贺美玲，那是一个伤心欲绝的母亲，浑身上下显露着憔悴，好像随时会溃堤。

　　贺美玲先是带着田参军去了案发现场，在那里她又一次忍不住哭倒在地。可回到家后，她还是强忍着让自己冷静下来，向田参军回忆案发当天的情况。

　　10月20日，是个星期天，午饭过后，贺美玲帮淇淇梳上小辫儿，她便跟着哥哥去了美术班学画画。在这之前，她玩了一会手机，为了不吵到哥哥，她把手机调到了震动模式。

　　在迷迷糊糊的午睡里，贺美玲恍惚看到淇淇披上一件红色夹克衫出了门，临走前淇淇还说，“妈，外面冷不冷？我去上课了，再见。”

　　几个小时后，贺美玲醒来，发现丈夫王久章的许多未接来电，她竟然一个也没听到。电话那头，王久章说，淇淇还没回来，他担心她遇到了危险。

　　夫妻俩开始疯狂地寻找女儿。他们去调看了小区的监控视频，身穿红衣的淇淇，独自蹦蹦跳跳地穿过马路，之后便不见踪影。

　　直到张贴寻人启事一个小时后，他们找到了淇淇。她静静地躺在那里，再也不会说话了。

　　2005年，贺美玲和王久章在大连结婚定居，贺摆摊卖蔬菜水果，王开挖掘机，两年后，夫妻俩买下了一套二手房，儿子和女儿陆续出生，生活虽然称不上富裕，但一家人勤劳本分，日子过得有声有色。

　　2016年，贺美玲在小区里租了个门面房开起蔬菜水果超市，取名“好运来”。超市距家只要5分钟路程，对于贺美玲来说，无论是做生意还是照顾孩子，都十分方便。

　　王久章也辞去了长期工，只做短期工，他把精力更多放在超市的经营。两三年下来，“收入还算可以，比上班要强。”

　　超市不大，但来往的邻里不少，蔡鸣一家人也在其中。一楼的蔡鸣家和“好运来”在同一栋楼，彼此拐个弯就能走到，蔡鸣常去买葱，贺美玲还推荐蔡母，把蔡鸣送到淇淇所在的托管班——不过有托管班的学生提到，蔡鸣经常不去上课，成绩也排在倒数。

　　贺美玲每天凌晨两三点就要去进货，五点回来后睡一会，早上先送淇淇上学，随后开门做生意。

　　她感叹这样的生活辛苦，往往一宿两宿不睡觉，趁着人少，才能会在店里趴一会补个觉。案发当日，王久章替她看店，她回去睡了一会，错过了与女儿的相见。

　　蔡家人来自大连瓦房店市的一个偏远村庄，蔡父从事海鲜生意，蔡鸣是他的独子。小区有多位女住户在案发后表示，自己遭到过蔡鸣的跟踪和骚扰，甚至还有居民报过警，但得到的回复是，“他父母都不管。”

　　案发后，小区居民自发签名，要求对蔡鸣采取措施。在白底黑字的条幅上，赫然写着“还我小区安宁”，签字者密密麻麻，甚至还有人专门打车过来签字。

　　一位母亲表示，案发后她再也不敢让孩子单独回家，也不敢用孩子的照片做头像，甚至把朋友圈关于孩子的照片删掉，生怕“被惦记”。“他收容教养3年出来，能改好吗？万一再做坏事，怎么办？”一位居民说。

　　一年过去，蔡家人早已搬离小区，原住处门上被贴上封条，即将被拍卖，以强制执行对淇淇家的民事赔偿。蔡家的阳台栏杆上被人挂上淇淇的照片和白布。300多天来，这里的鲜花和蜡烛从未间断。

　　在案发后一个月，“好运来”超市就转让给了淇淇舅舅一家，房东还免去了这一个月的租金。

　　从那时起，贺美玲就走上了漫长而未知的诉讼之路。她不确定自己能否讨回心中所想的“公道”，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受到更深的伤害。她不想放弃，更不愿妥协。

　　让律师田参军印象深刻的是，无论贺美玲此前如何悲痛，但只要开始讨论案件，她一定会尽快镇定下来。她听的很认真，不时地做笔记。

　　王久章则总是站在一旁，皱着眉头聆听着，很少发表意见，田参军说，他知道淇淇爸爸心里是有数的，很多事他只需要讲一遍，家属就能理解。

　　田参军理解贺美玲对目前结果的“无法接受”，他只能向贺美玲耐心地解释，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很快，家属和律师达成了四点诉求，一是将“追究蔡某某的刑事责任”改成“追究他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二是要求公安机关彻查蔡某某父母是否涉嫌包庇或其他违法行为；三是民事诉讼，要求蔡家人进行赔偿；四是提出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从十四周岁降到十二周岁，推动法律改革。

　　2019年12月，贺美玲夫妇向大连市人民检察院递交材料，要求官方公布调查结果，回应他们对于作案细节和加害人父母是否参与的质疑。

　　大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曾向澎湃新闻表示，蔡某某父母确实未参与也没有包庇，具体案情不便公布。“如果真的存在这些情况，我们没有理由去袒护，也早就在通报里一并说明了。”

　　贺美玲没有放弃，2020年1月3日，她向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正式提起民事诉讼；5月9日，法院开庭，蔡家人缺席；8月10日，法院做出民事诉讼判决，判处蔡鸣父母十日内在辽宁省级平面媒体上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另在十日内赔偿原告合计1286024元。

　　2020年的前八个月里，贺美玲几乎泡在了官司里，写了、递了无数遍材料，往复循环着等回音、没回音，再重新写材料的过程。

　　因为疫情的关系，她曾被挡在法院外面。那天下着雨，她扔下雨伞，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语气愈发强硬，为了女儿，她什么都顾不得了。

　　在宣读判决书时，贺美玲站起来看着对面空荡荡的被告席，边听边哭，脑子里一片空白。她什么都没听进去。直到事后冷静下来她才知道结果，决定不再上诉。

　　从律师的角度来说，这个判决是“可以让人满意的”。但贺美玲不这么想，“孩子不是靠百八十万就能回来的，对于咱们来说这些钱几年就挣回来了，给咱花了心里也不舒服，但对他和对他父母的惩罚还远远不够。”

　　这一年来的种种，更像是对她的“惩罚”，“我41岁了，从来没这么多烦恼，每一天都觉得活得很累。”

　　想到淇淇惨死的情形，贺美玲便控制不住情绪。哪怕女儿是因为交通事故去世她都可以接受，但这样的死状加上蔡家人的反应，她怎么也无法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