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系胡派如列斐伏尔所言：“如果存在所谓城市的生产，如果城市中存在社会关系，那么这种生产就是发生于人类之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而不是物质的生产”。所以“城市是一部作品，它更接近于一部艺术品，而不仅仅是一件物质产品”：“城市有其历史，城市本身就是其历史的产物。换言之，意义明确的人民群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完成了这部作品。历史条件既激发可能又限制可能，即便一一细数这些条件也不足以解释历史产物的奥秘”。

　　奥运时代的北京城市生活就是一部由群众创造并由群众共享的作品，一部在多样意义、多重层次上精心创造而成的作品。在本章开头，我们引述了冯珠娣记录鼓楼周围区域的田野笔记。但北京的各个街区并非都像那个区域一样热闹，北京的大街小巷并非到处洋溢着生活的气息。北京市乃至国家政府都非常看重北京的国际形象，当局强大的行政力量精心规划着北京的城市建设，力图使之成为相对纯粹的跨国空间，在极度现代化的同时保持传统中国特色。永不停息的规划与拆建运动极大地破坏了我们之前描述的市井生活风貌，并且按照全新的空间想象来塑造这座城市，力图令其具有现代的简洁与光鲜的外表，也因此使之丢失了所谓“东亚都市的城市风韵”。

　　诚如列斐伏尔所言，尽管他竭力批评自己称之为“规划思想”的现代规划方案，然而“在现实中，推土机却实现了这些‘方案’”。类似地，本雅明也曾指出，巴黎林荫大道的设计者，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曾经称自己为“破坏艺术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中指出，“在推土机发明之前，精于破坏的意大利军事工程师早就形成了摧毁心灵的习惯”。在这片曾经遍布粗陋建筑的土地上，为了响应国家当局提升国际形象的指令，城市规划者与建筑师共同谋划并促成了大刀阔斧的建设活动：超现代的办公楼、高速公路、演出场所、购物中心、博物馆迅速地拔地而起。凭借这些光鲜靓丽的建筑，他们野心勃勃地建造了一座比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更现代的北京，也因此让公共空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一种名副其实的后现代风格，清式建筑元素随处可见。时至今日，可供工作、休憩、购物、社交的场所比比皆是：使馆区、王府井购物街、高层写字楼内部的走廊街道、由外国人和“土豪”新贵占据的城中城（比如大北窑的SOHO）……甚至街上的行人都越来越像建筑师的杰作一般清新而脱俗。

　　都市中产阶级建筑师为城市规划了理想的形象，规划建设之中的市井生活于是不断地趋近这一形象，这一特质在2007年南部地区树立起的大招牌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其时，之南的前门地区正经历着大规模的改建，目标是将前门建成新复古风格的多功能区域，而这些大招牌既宣告了正在进行的改建工程，又对建筑工地起到了遮挡作用。在今天的前门历史文化区，往日低矮破旧的房舍已经不见踪影。改建工程有其自身的建设规划理念，工程力图重现1936年北京城的繁荣景象，也就是《天衢丹阙》中勾勒的北京市井生活。选择1936年这一时间点，既巧妙地规避了其后的日本入侵，又巧妙地避免了“现有社会主义生活”的棘手问题。而且，时至1936年，中国东部的许多城市已经经历了文化现代化的冲击与改造。在大尺寸数码成像技术的帮助下，建筑遮挡物（大招牌）贴上了巨幅的规划效果图，画面看起来极为逼真。经过数码技术的修饰，前门与地区的街道实景合成到了尚未建成的景观效果图中，有时人与车看起来就像是悬浮在模拟的人行道之上。“一孩政策”塑造的小型家庭，背包旅行的外国留学生，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结伴而行的妙龄少女，一两个白发苍苍但仍然精神矍铄的老年人……对于这片传统街区里涌现的新式古典建筑而言，上述画面为建筑蕴含的怀旧气息赋予了极具现代感甚至未来感的日常生活色彩。

　　新前门地区的建筑只有几层高，房屋十分密集，为商业活动预留了充足的空间，也为购物者提供了宽阔的步行街道，但周边尚未达到真正热闹的程度。规划者似乎希望，前文描述过的鼓楼市井生活以更加整洁有序的方式在这片街区重现。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它就更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即便是最“自然”、最“原生态”乃至最“典型中国式”的城市生活，仍然是“由群众创造并由群众共享的产物”，是一部作品的组成部分，这部作品就是奥运时代的北京。

　　然而，如列斐伏尔所言，“城市的首要功能……是欢庆（la Fête）：所谓‘欢庆’，就是只进行消耗而不从事生产的庆典仪式，不为别的，只为追求纵情欢愉与显赫铺张，只为沉醉于财物充盈的纸醉金迷之中”。前门历史文化区是否有可能摆脱自身的主题公园气质（官方前期宣传勾勒的图景中处处展现出了这一特质）？一边是对往日帝都的想象怀旧，一边又是奥运时代城市规划的私有化潮流：市中心高价地块新建起一幢幢价格不菲的公寓楼盘，钢筋水泥将日常生活圈入戒备森严的封闭社区，保安与防盗系统建构的防御体系维护着奢靡的私人生活，而市井生活终将变成个体随人群漂流的孤独旅程——这种发展趋势让城市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限制并削弱了列斐伏尔所谓的“非生产性公共欢愉”。

　　列斐伏尔可能会将北京近来的城市发展批为规划思想的可悲产物。新建办公大楼限制了人际交往的范围，也让交往变得更加私密；封闭的钢筋水泥丛林让社区面貌变得千篇一律；铺天盖地的公园美化让开放空间的功能变得呆板单一；在官方独断意志的许可下，公共雕塑狭隘而煽情地呈现着这座城市的历史。然而，这些表面上的繁荣成就可能不过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想或资本主义现代性霸权的表现，而城市规划与大拆大建的成果也只不过是在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与实践样式添砖加瓦而已。“即便一一细数历史条件也不足以解释历史产物的奥秘”，如果列斐伏尔此言不虚，那么，关于正在实现过程中的未来，无论学者多么明白它的条件，我们仍然无法预知这些条件能够“产生”何种城市现象，又有何种城市将“从边界溢出”。

　　由人类学的视角与方法出发，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在其理论中深入探讨了这一吊诡：“如果我们采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区分方式，不再认为新兴文化就是主导文化、旧式文化就是残余文化，那么，新旧元素如何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无论这种作用表现如何、协调或是抵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把此类问题称为‘当代’”。中国的城市研究者中很少有人结合民族志资料与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立论，卢端芳便是其中之一。关于当代时刻中的历史力量，卢端芳提供了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观点。她从弗洛伊德关于“压抑－回归”机制的理论中得到启发，出色地分析了现代化进程传统再造活动中北京人的情感投入。她指出，“旧日风暴造成的碎片不仅仅是孑遗而已，它们随时可能引发另一场风暴”。在下文中，我们还将回到卢端芳的研究。在她的论述中，新旧城市模式之间难以预测、蓄势待发的张力特征非常明显。我们无从知晓，城市的当代状况可能产生怎样的后果。

　　我们经常在鼓楼附近散步，目睹着大街小巷的市井生活：晚上人们总是穿着睡衣走街串巷，开放空间里物美价廉的服务随处可见，孩子们在人行道上写作业，炎夏的树荫比空调更令人舒适……我们非常担心，本文中独具特色的“热闹”生活终将消失。街头巷尾的“拆”字让人纠结，不远处嗡嗡作响的推土机也令人心生怨念。

　　更私密、更“小资”的城市时空似乎终将摧毁生机勃勃的日常市井生活。但严格说来，日常市井生活同样是人为的偶然产物，它也总是受制于人为规划的城市图景。所以，同规划实施的超现代北京相比，为什么人们总是觉得以往的市井生活就更加“正宗”呢？认为相对传统的生活方式一定属于更加自然的过去时代，这种想法忽视了社会文化产物之中根深蒂固的混杂特征与政治属性（拉比诺和卢端芳恰恰看出了这些特征）。究其本义，各种各样的城市生活都是人为产物，它们都是人类创造的：尽管城市生活总是错综复杂，尽管城市总是超出规划者或居民的本意，它们仍然是特定历史条件（“由群众创造并由群众共享”的历史条件）的产物。

　　“破坏大师”自然毋庸赘言，就连亲眼见证北京巨变的普通群众也认为“城市是一部作品”，一部由群众自己创造的作品。群众的日常活动与一举一动创造了这部作品。在公园空地、街头巷尾，他们无处不在地证明着自己的生命。通过这些行动，他们名副其实地诠释着现代汉语中“人民群众”的概念：自觉地以独具中国特色的方式“群居”于城市。在一切可能发生社会分层的地方，在一切可以进行文娱活动的场所，在一切可能获得身心愉悦的所在，北京人都自觉地运用、施展、塑造、锻炼着自己的身体：公民的身体。他们强调着养生活动中的传统历史特质，试图以此成为“文明”的主体。成千上万的生命个体让大街小巷充满了人气，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体都是一部作品，每一部作品都呼应着“即便一一细数也不足以解释其产物”的历史条件。

　　注：本章由冯珠娣与张其成合作完成，合作方式大致如下：首先由冯珠娣起草大部分内容，再由张其成审阅修改部分内容，最后由两人合作审定全文。关于城市生活，两人的共同观点将在文中表述为“我们……”；而相对独立的个人体验将分开表述，有时会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进行叙述。在文中，我们试图尽可能地记录下人们谈论的话题、关心的问题以及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并且会辅以文献或媒体资料进行说明。另外，我们会尽量交代清楚文中出现的常识性观点究竟属于哪个阶层、哪个年代的人。文章多处提及宁瀛的作品，在我们两位作者看来，她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极富洞见的社会分析、极具深度的伦理政治反思。因此，我们也不揣冒昧，将其视为本文的合作伙伴。我们认为，普通人的观点非常重要，这些观点在北京人的日常聊天中随处可闻。所以，本文的合作部分将着力呈现这种城市文化中活生生的寻常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