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情王爷才女妃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卡纳撰写的《第二世界》由赵广成博士和林民旺博士翻译，中信出版社出版，这对于中国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和关心国际局势发展的人无疑是一件好事。帕拉格·卡纳是美国一位后起的颇具全球眼光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他出生于印度，在阿联酋、美国和德国长大。他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外交事务学院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目前正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为《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撰写过稿件，访问过近100个国家，对世界的情况颇为了解，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

　　帕拉格·卡纳对世界的看法颇为独特。他把世界重新划分为新的三个世界：第一世界是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28个成员国（该组织共有30个成员国，作者把墨西哥和土耳其排除在外）；第三世界是世界银行确定的48个最不发达国家；第二世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100多个国家。他认为这三个世界都处于变化之中。在新世纪，有的第二世界国家会进入第一世界，有的第三世界国家会进入第二世界，也有第一世界国家落入第二世界，第二世界国家落入第三世界。他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世界，因为这些国家正处在迅速变化的过程中，在转型，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卡纳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认为几千年来，帝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实体，塑造世界政治的是帝国间关系（Inter-Imperialrelations），而不是国际和文明间的关系。他认为当今世界上有三大帝国，即美国、欧盟和中国。卡纳一再呼吁，这三大帝国建立一个三国集团（G-3），对国际事务进行管理。他认为这三个超级大国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冲突成本大大增加，这些帝国的持续繁荣依赖于其他帝国的强大而不是虚弱。这三个超级大国就像三个连体婴儿，割断任何一根动脉都会殃及三方。

　　今日的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变化过程中，世界向何处去是全世界国际关系方面的学者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也可以说世界正处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本书也算是一家之言，反映了西方世界部分人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卡纳在书中一再强调大国之间进行合作的必要性，这个观点超越了意识形态，与那种鼓吹建立民主联盟国家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国际关系尽管错综复杂，然而从总体上看，世界上有两大潮流在较量。一股是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另一股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前一股潮流代表过去，后一股潮流代表未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两股潮流的较量将决定21世纪人类的命运。中国坚定地支持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中国在国际上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促使这股潮流进一步波澜壮阔。因为这股潮流越壮阔，人类在21世纪的前途就越光明。卡纳的观点尽管同中国不完全一样，但他强调大国合作是可取的，是符合和平、发展、合作这股历史潮流的。

　　本书很难译，它涉及很多国家的情况，要翻译准确，需要查阅大量资料，但是两位译者态度认真，他们为翻译本书付出了大量的辛勤劳动。应当说，这本译著的质量是好的，我向关心世界变化的读者推荐本书。通过阅读本书，大家会进一步了解今天的世界。

　　本书阐述了几条亘古不变的真理。对于世界各国的战略家们来说，透彻地领悟这些真理是必要的，放在历史背景下考察更是如此。

　　首先，帝国的兴衰是历史的根本特征，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也依然如故。正如阿诺德·汤因比（ArnoldToynbee）在他的多卷本历史著作中指出的，大国无一例外地奉行某种例外论，这是它们始终对自身怀有的一种情感。而阻止帝国衰落的最大希望恰恰在于：承认无所不在的例外论是不可能得逞的。

　　帝国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本书中，我把美国、欧盟和中国称为超级大国①和中心。它们都有着全球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因而都是超级大国），都有着某种磁铁般的吸引力，令全世界众多国家和民族心驰神往。它们是全球优秀模式的代表。

　　毋庸置疑，从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权力以及行使这些权力的意愿来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欧洲和中国也有各自施加全球性影响的手段。中国不再是一个新兴大国，而是已经成了超级大国。新兴大国的标签或许适用于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但中国在全球贸易和全球财富中的份额以及外交影响力都已经非常大，所以必须把它当做超级大国来对待。

　　其次，权力最怕出现真空，这是本书阐述的第二条线个国家的世界上，全球化使国家间的联系空前增强，这使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能再支配全世界，就像历史上大英帝国的全球霸权，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后昙花一现的美国领导地位那样。权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扩散，所有国家都试图把握和驾驭这种形势，但无一例外都只能望洋兴叹。

　　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日趋衰落。这就是我所说的永不停息的相对衰落进程，最终会使实力大致相当的大国之间出现均势局面。对于地缘政治和联盟研究来说，上述局面造成的更为重要的后果是，欧洲和中国越来越多地应邀填补世界各地的权力真空，时机成熟时它们也会当仁不让地这么做。因此，欧洲的扩大（许多美国人曾预言这永远不会发生）造就了一个囊括27个国家的欧洲联盟，这也成为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超国家和国家间治理模式。欧盟的影响力已经伸向了北非，并且日益向中东地区延伸。

　　中国也在填补权力真空。正如本书中所指出的，在从哈萨克斯坦到巴基斯坦的中亚地区，中国正取代俄罗斯成为当地的支配力量，并且主导着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大三角框架下初现端倪的东亚秩序。在西亚地区的各个层面上，中国也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本书特别关注的是，美国、欧盟和中国是如何提升其全球影响力的。我在书中指出，以前的殖民地是靠征服得来的，现在的国家可以用钱来买。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向来是帝国扩张的手段，但在主权国家时代从来没有如此严重过。贸易和投资作为一种强大的纽带，把核心区的领导者与边缘区的资源提供者联结了起来。欧盟和中国略胜一筹，它们以金融战略争取新盟友；美国的经济实力虽然在下降，却依然专注于军事影响力。

　　历史长河中的一大讽刺再次显现，那就是谁有钱就由谁来制定规则。中国聚集了大量的外汇储备，阿拉伯国家和亚洲国家也拥有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这表明改写全球金融秩序的问题已经提上了日程。或者更确切地说，全球金融秩序正在被改写，全球制度必须迅速跟上这一步伐，否则就将面临与形势脱节的问题。

　　欧盟和中国模式的崛起使未来的全球治理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第二世界》的结论部分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我的观点是，美国、欧盟和中国（也许还包括其他大国）之间经常进行对话，将比一味地强调发挥联合国甚至安理会的作用更为有效。我关注的是世界上领先国家之间的共识和采取行动的效率，而不是历史上形成的现有制度的惯性。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能够阻止国家间酿成灾难的不是多边机构，而是各大国的治国方略。因此，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这种三国集团协调机制，作为管理全球事务的新外交工具，这一问题已经拖延得太久了。2008年10月召开的亚欧峰会旨在寻求全球金融危机的化解之道，表明三国集团这把凳子的一条腿已经立了起来。

　　2008年，北京主办了一次几乎无可挑剔的奥运会，中国及其人民完全有理由为此而自豪。这届奥运会所展示的绝妙的技术与文化，在未来很长时期内都将是无与伦比的。它还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一种正在兴起并完好运作的治理模式，值得世界各国继续予以尊重和进行研究。但我认为，西方在历史上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原则，并且向来从中获益匪浅。中国最好融入这些原则之中，特别是在宏观层面上促进经济和社会自由，在微观层面上重视协商式治理模式和创新。对中国来说，要想保持长久的繁荣，并成为令世界人民叹为观止的全球样板，做到这一点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人比阿诺德·汤因比更加了解这个世界。迄今为止，他的12卷《历史研究》（AStudyofHistory）是对人类文明最深刻的论述（也是最长的一部英语文献）。然而，汤因比是在从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退休后，才偕夫人一起乘船，去亲自会见和实地参观我们今天已经耳熟能详的人和地方。我们从文献中了解到这些人和地方，但都是借助二手材料。在超过17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进行了一次环球航行：从伦敦出发，经南美洲和环太平洋地区，最后到达南亚和近东。汤因比撰写的手稿于1958年结集出版，取名为《从东方到西方：一次环球旅行》（EasttoWest:AJourneyRoundtheWorld），其中既有对消亡已久的帝国遗址的观察，也有对变幻莫测的未来的预言。

　　半个世纪以后，当我踏上自己的环球之旅，去考察世界历史中两大力量-地缘政治和全球化-之间的互动时，这套著作第1版的精装本成了我最好的向导。事实上，汤因比已经凭借本能领会了这两大力量，只不过没有采用地缘政治和全球化的概念而已。地缘政治是权力和空间之间的关系，全球化则指世界各民族通过一切交换形式不断拓展、不断深化的相互联系。汤因比是按照时间顺序记述历史上各大帝国和文明扩张与收缩、兴起与衰落的第一人；他的夫人则纵向地把握住了每一波的全球一体化大潮。全球一体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才刚刚开始，但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到20世纪70年代呈现爆炸式增强态势。从汤因比所处的时代开始，地缘政治和全球化就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然而，在本书中，我试图把密不可分的东西分解开来。

　　我把本书中考察的地区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称为第二世界，目前它是决定全球秩序未来发展轨迹的中心舞台。第二世界曾经指地球表面的社会主义六分之一，后来干脆指后转型国家，但这一概念正在逐步从人们的话语体系中淡出。然而，目前世界上的国家数目是汤因比扬帆航行时代的两倍，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这一新第二世界行列。在这个新的第二世界里，地缘政治和全球化既彼此冲突，又相互融合。

　　就像元素周期表中的元素一样，国家可以根据版图大小、稳定程度、财富多寡和世界观进行分类。稳定和繁荣的第一世界国家基本上是国际秩序的受益者，这也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典型特征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贫穷和动荡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不利地位积重难返。第二世界国家则位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中间。它们中的大多数兼具前两者的特征：国内分化为赢家和输家、富人和穷人。第二世界国家将会如何应对，是排斥、分裂，还是整合为一体呢？这正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之一。

　　如上所述，第二世界国家如同精神分裂症患者。但与此同时，它们还是决定21世纪世界三大强国间权力平衡关系向哪个方向倾斜的国家。这三大强国分别是美国、欧盟和中国，它们都在用全球化作为杠杆，竭力将世界各国聚拢在自己周围。各国将如何选择结盟的超级大国？哪种全球化模式将异军突起？东方能与西方一决雌雄吗？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而且只能到第二世界去寻找。

　　要想全面地把握第二世界五个地区的风云变幻，我们必须学会像国家那样思考问题，深入它们的内部洞察秋毫。世界银行的官员们经常开玩笑说，对于那些自己甚至不曾乘飞机从上空掠过的国家来说，他们永远不敢声称自己是专家。这里所说的专家往往发布一些统计指标，表明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状况要更好一些。这通常意味着，某个国家的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有生意兴隆的宾馆、带自动取款机的银行，以及商品琳琅满目的购物中心，与此同时，犯罪活动则被隔离到周边邻国境内。其他国家则是另一番情景：城市里没有机场，各省的道路崎岖不平，基础设施破旧不堪。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状况积重难返。行走在这些国家里，不同地方有天壤之别。难怪人们会百思不得其解：有些国家通常号称欣欣向荣，但却是今天这里发生军事政变，明天那里出现经济崩溃。

　　圣·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e）曾经断言：世界就是一本书，不曾周游世界的人只看过其中的一页。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即时反馈圈和意想不到的后果。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上，作出政治决策是要冒风险的。只有亲身经历才能证实或者挑战我们的直觉，才能赋予我们冒着风险进行决策的自信。所以，当我在第二世界旅行的时候，直到能够设身处地地领悟一个国家，能够通过与诸多官员、学者、记者、企业家、出租车司机和学生交谈，从城市、农村和旅游景点的角度立体式地观察事物时，我才会离开这个国家。总而言之，我在第二世界各处持续进行实地调研，直到能够以当地人的眼睛观察世界。本书的唯一宗旨是要考察，在当今这个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变幻莫测的时代，这些国家是如何看待它们自己的。

　　在我的旅行过程中，知觉和思想相互融合。当真理得到证明的时候，新的矛盾随之产生，而不是例外情况被排除。可以说，这种模糊性是世界复杂性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那些以应然而非实然衡量世界的理论，在现实中一向是要碰壁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从美好愿望出发考察第二世界规律，对纯粹的直觉判断推崇备至的现象，在整个第二世界比比皆是。事实表明，差异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例如，一般说来，人民行为的文明水准反映着政府的素质，而这反过来又同一个国家的道路质量有关。在第一世界国家，道路修得很好，驱车行驶在上面，视野之开阔可达数英里外；而在第三世界国家，道路崎岖不平，所到之处尘土飞扬，车辆尾气像黑烟囱冒的烟一样；第二世界国家的道路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第一世界国家可容纳数以百万计的游客；到第三世界国家旅行常常不得不作出这样的抉择：是入住高级宾馆还是进行低成本的背包旅行；许多第二世界国家根本就不具备接待大批游客的基础设施。垃圾在第一世界国家被循环利用，在第三世界国家被放火焚烧，在第二世界国家虽然时常有人清理，但也不过是堆在山脚下。腐败在第一世界国家已不多见，在第三世界国家泛滥成灾，在第二世界国家也挥之不去。从外交上看，第一世界国家是主权独立的决策者，消极被动的第三世界国家是超级大国实施新重商主义的对象，夹在中间的第二世界国家则是无所适从的摇摆国家。

　　在我这次周游世界的旅行中，一条基础性逻辑得到了越发清晰的验证，即超级大国美国、欧盟和中国的大国主义规范正在勃兴。政治边界日趋衰微，经济一体化日新月异。世界版图正在重新组合，但推动这一重组过程的并非只有美国一个国家。然而，就在世界变得日益非美国化（non-American）的情况下，仍然经常有不为人知的地方突然出现在美国媒体的头条新闻中，美国人对于这些地方的态度反映了地理和历史上的一种深层次疏忽。但本书不是仅仅为美国人而写的，因为当今世界上有多个超级大国，全球化变幻无常但日益深化，把美国视为这个世界中的一员至关重要，但不能只让美国人唱独角戏。战争大概是上帝向美国人讲授地理学的方式，但目前有一种新的权力地理学，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必须深入领会。如果我们对此也达不成共识，那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20世纪90年代，当战火洗劫后的巴尔干遍地断壁残垣时，谁来组织这些满目疮痍的国家进行战后重建？当墨西哥的货币体系濒临崩溃，债务危机一触即发的时候，谁能向它伸出援助之手？在中亚的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被抛弃，莫名其妙地实现独立之后，谁来划定它们的边界并改善它们的贸易条件？

　　一段时期以来，谈论帝国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帝国是一种侵略扩张、掠夺成性的统治形式。自从英国、法国和葡萄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它们的非洲和亚洲殖民地撤出，以及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以来，帝国的残余势力可以说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从那时起，许多人预言民族自治将把世界拖入一个新的政治碎片化时代，因为国家数目从二战结束时的不足50个一路飙升，在21世纪有可能增加到数百个，许多少数民族都将拥有自己的国家、货币以及在联合国的席位。

　　然而，几千年来，帝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实体，它们的帝国主义枷锁遏制了被征服民族之间的自相残杀，也使人类实现了建立秩序的夙愿，而秩序是实现稳定和建立有效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①罗马、伊斯坦布尔、威尼斯和伦敦曾经统治着数以千计的城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民族国家出现之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全球权力集中在六大帝国手中，它们几乎全部是欧洲国家。非殖民化终结了这种人造帝国，即用武力统治大片海外殖民地的弹丸小国，但它并没有终结帝国本身。帝国也许不是最佳的治理模式，因为它们之间经常爆发极具毁灭性的战争，但帝国的统治绩效之所以止步不前，原因在于人类的心理障碍束缚了它们的手脚。

　　强大就是力量。塑造世界政治的是帝国间关系，而不是国际或文明间关系。帝国而非文明使外在的地理条件产生了意义。事实上，帝国经常横跨多种文明，它们在推广自己的规范或风俗习惯时，可以改变人的身份认知，无论他们属于哪种文明。②简单地说，因为帝国更多地关心权力和增长，而不是保持文化的独特性，所以，它们的范围一般大于文明。欧洲和中国都拥有古老的文明，这使它们具有独特的一面，但它们卓尔不群的真正原因，则是扩张性的大国地位。

　　目前，世界上的主导权力中心比历史上多数时期都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中国逐步实现统一，还有20多个民族国家以一体化的形式加入了超国家的欧洲联盟。中国、欧盟和美国是世界上的三个天然大国：它们在地理上都是统一的整体，军事、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强大又使它们具有扩张的实力。正如乔治·凯南一针见血地告诫我们的那样，国家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常常使主权形同虚设。而且，世界上的国家越多，就越有利于帝国实行分而治之。

　　然而，所有的帝国都对阿诺德·汤因比所说的不朽的幻景讳莫如深。美国人一相情愿地认为他们拥有世界上第一个全球主权，但事实上，大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日不落全球帝国，世界上的多数地方都曾经属于它的势力范围并对它负责。在领土征服已经成为禁忌的非殖民化世界上，美国人没有这种向全球各个角落发号施令的能力。美国在世界各地驻有大使，但没有总督。不能把美国的全球军事存在与支配地位混为一谈。如果严格地从军事角度来衡量权力，那么，当今世界无疑是一个单极-多极世界：美国高居权力结构顶端，下面是一组地区强国。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已经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技术的发展使其他国家可以进行有效的抵抗和防御，特别是在技术广泛扩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更好的权力衡量方法应当考虑经济生产效率、全球市场份额、技术创新能力、自然资源禀赋、人口规模以及国民意志和外交技巧等无形因素。事实上，由于当今所有大国都拥有核武器，经济实力比军事力量更重要。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工业产量和财政收入，这使其成为一个拥有史无前例潜力的超级大国。欧盟的经济实力比美国和中国都雄厚，人口规模则介于两者之间，同时还拥有可观的军事力量和技术优势。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TheEconomicConsequencesofthePeace）一书中写道：重大历史事件常常是由人口增长及其他基本经济根源的世俗变化引起的，这些变化因其渐变性而逃过了当时观察家的注意，但归根结底是政治家的愚蠢和无神论者的狂热造成的。然而，目前人们已经能够准确地测量累积成重大地缘政治转型的微观进程和互动，就像科学家精确地测量气候变化的表现和成因一样。世界上超级大国的版图正在重新分化组合，但没有一个单一的权力中心。①欧盟和中国通过挑战美国在全球等级制中的地位，同时在世界各地争取盟国和聚拢忠诚，已经使世界明显地形成了三个大致相当的势力中心：华盛顿、布鲁塞尔和北京。

　　权力最怕出现真空。前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法国人所说的唯一超级大国，即能够向任何地方投送军事力量的实体，但这并不能确保美国的全球霸权。相反，美国的单极时刻指的仅仅是一个迟来的短暂兴奋期，欧洲和中国在此期间从美国的地区安全保护伞阴影中解脱出来，并且逐渐由内部巩固转向外部权力投射。目前看来，它们的崛起与演变一样，都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所处的这个行星上，处处都能感觉到美国化、欧洲化和中国化齐头并进。

　　权力来源于对市场的垄断。目前，三个超级大国都在动用它们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权力，在世界各地广泛建立势力范围，为斡旋冲突、主导市场和推广惯例而展开激烈的竞争。①在地缘政治市场中，消费国有权决定选择哪个超级大国作为它们的供应商，有些消费国选择的供应商还不止一个。当一个超级大国孤立它的敌人时，其他超级大国就会乘虚而入，通过雪中送炭获得一个盟友。以前的世界从未见证过这种真正全球意义上的竞争，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错综复杂的现象，因为超级大国既不都是西方的国家（如中国），也不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如欧盟成员国）。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宗旨是：在危险的地区促进稳定，从而塑造处于十字路口上的国家。但在许多这样的地区，美国不再被认为是安全的提供者，相反，它已经成了不安全的制造者，这为中国和欧洲将这些国家纳入它们的势力范围大开方便之门。大国绝不仅仅关心自己的事情，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说道。事实上，美国的信誉江河日下并不表明，这种信誉不会被其他国家夺走。

　　在地缘政治市场中，合法性以效率为基础，而且必须通过与其他超级大国进行对比来证明。事实上，在合法性问题上，美国可以从欧洲和中国学到很多东西。冷战结束后，一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在欧洲军事存在的减少，将导致欧洲内部对抗的复活，比如在法国和德国之间。但事实恰恰相反，欧盟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当代帝国，并且还在通过吸收新成员，年复一年地继续进行扩张，许多国家仍排队要求加入。几乎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宣布了旨在遏制任何大国-比如中国-崛起为竞争对手的战略。然而，中国正在巧妙地按照自己的时间表，争取问鼎世界最高权力宝座，恢复昔日的中央王国地位。欧盟的做法是，把邻国变成半主权的省份，用人口扩张和经济一体化而非军事手段征服它们。这种做法过去就叫帝国主义，今天又取了一个时髦的新名称：全球化。

　　美国、欧盟和中国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外交风格：美国的结盟、欧洲的共识和中国的协商，三者之间为主宰21世纪展开了竞争。在冷战期间，美国反对的杜鲁门主义造就了生机勃勃的轴辐同盟关系，就像普鲁士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而目前推行外交政策的志愿联盟模式则着眼于具体问题，通过事务性的谈判临时拼凑外交组合。美国继续表现出领导世界的强烈愿望：为联合国安理会和北约定调，使北约的行动远远超出最初的授权范围，已经从欧洲扩展到了波斯湾和中亚地区，并且确实在世界各地扑灭了许多争端。然而，美国按照个人主义信条行事，过于强调自我利益，这对于在外交中建立信任毫无助益。相反，美国的短期行为打乱了原本尚未定型的反恐、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议程，继续以军事威胁为基础制定对外战略，甚至令盟国敬而远之。今天的美国正应了夏尔·戴高乐那绝妙的讽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只不过他当时指的是法国而已。

　　欧盟是一种革命性的制度创新，它有可能使地缘政治重心向西转移的进程发生逆转。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间治理模式，欧盟以类似于公司并购而非政治征服的方式将各国凝聚在一起，在从北非到高加索的广大区域内，既获得了巨额贸易利益，又扩展了势力范围。欧盟的法律取代了多数成员国法律，欧洲的大多数贸易是在成员国之间进行的。尽管成员国依然是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它们在对外关系中越来越倾向于以一个声音说话。除了军事领域之外，欧洲的实力比美国强大，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也是事实上的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则制定者。欧洲的外交政策体现了共识外交的所有优缺点：欧洲福利政策固有的包容精神使这种外交政策充满生机和活力，尽管20多个成员国之间的漫长谈判和策略执行过程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然而，欧盟的政策一旦确定，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按照欧洲方式行事。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重心，并且代表了第三种大国外交模式。中国的协商式行为风格从古老的儒家传统中汲取营养，强调在各方达成一致的最大范围的领域内采取行动，而把那些存在分歧的问题暂时搁置，留待时机成熟时再来解决。中国的自我牺牲精神博得了赞誉，赢得了其他国家的信任。世界上的人口大都集中在亚洲国家，他们对中国的坎坷过去了如指掌，对它的光明未来也已经毫不怀疑。他们不仅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中国崛起，而且欢迎中国崛起带来的收益：更加廉价的商品、更加一体化的市场和更加扬眉吐气的地区自豪感。目前，中国来者不拒，与所有可能的顾客建立全天候盟友关系，在波斯湾、中亚和南美洲的能源供应问题上参与竞争；为了争取俄罗斯和印度等中间国家的支持，中国与西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对于美国企图压制的所有政权，如古巴、委内瑞拉、苏丹、津巴布韦、伊朗、乌兹别克斯坦、缅甸和朝鲜，中国几乎无一例外地予以支持。

　　许多人认为，正在兴起的世界秩序是多中心的：中国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地区强国；日本将以更具民族主义的方式争取应有的权利；欧盟的影响力依然难以超出周边地区；崛起中的印度将与中国抗衡；俄罗斯将会复兴；一个伊斯兰哈里发帝国将凝聚为一支地缘政治力量。所有这些观点都忽略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美国、欧盟和中国掌握着世界权力的绝大部分，并将竭尽全力阻止其他国家接近它们的权力地位。无论从军事还是其他方面看，俄罗斯、日本和印度都不具备发挥全球性影响的能力；它们是平衡手（balancers）而非超级大国，它们支持与否可以加速或延缓三个超级大国支配地位的确立，但不可能完全阻止。事实上，在各自所处的地区，它们都在悄然听任美国、欧盟和中国的摆布。伊斯兰国家的处境也是一样。由于缺少最起码的外交一致性，伊斯兰国家虽然占据着广阔的区域，但不得不屈服于三个超级大国的超强实力，而没有团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说，世界上有且只有三个超级大国，在塑造全球秩序的其他基本手段-战争-大行其道之前，这些大国将继续为主导世界事务而展开竞争。

　　这种记忆真糟糕，因为它只会开倒车，刘易斯·卡洛尔（LewisCarroll）写道。地缘政治学与历史学不同，它为了向前看而赤裸裸地向后转。如果说国际关系学是有关当前事态的气象学，那么地缘政治学就是气候学，是关于世界发展演变的深层次学问，不可能通过点击互联网浏览器上的刷新按钮得到更新。当历史进入20世纪的时候，德国政治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克·拉采尔（FriedrichRatzel）断言，帝国为了生存必须进行扩张。帝国如同橡皮圈一样，随着人民的迁移而扩张，从而改变着地球表面的现状；它们所到之处都要建立统治机器，将权威向尽可能远的地方扩展，以不将橡皮圈拉断为限。

　　拉采尔的学生鲁道夫·契伦（RudolfKjellen）发明了地缘政治这一概念。纳粹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弗（KarlHaushofer）在论证他的扩张性全球泛区理论时盗用了这一概念。在豪斯霍弗看来，建立全球泛区的前提是拥有单一种族的生存空间。豪斯霍弗偏离了纯粹的地理学，这在数十年间一直是地缘政治学的一个污点。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SirHalfordMackinder）与他的大陆同行们一样，强调世界有机体的生命周期。然而，麦金德始终关注的问题是英国如何防御大陆国家的进攻，所以他致力于研究欧亚世界岛。麦金德认为，世界岛的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天然堡垒，因为海上强国对它鞭长莫及，英国海军也只能望洋兴叹，陆上强国因此可以主宰世界。麦金德的美国同行、美国海军战略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ThayerMahan）认为，事实上，海权是建立全球支配地位的关键。他写道：海上帝国无疑就是世界帝国。地缘政治从此演变成了一整套权力公式，广泛应用于全世界范围和整个历史时期，也就是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所说的长时段。①但即使如此，所谓的地缘政治，仍然只是汤因比讲述的关于刺激和反应（challengeandresponse）的故事。

　　20世纪90年代，在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ton）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辩论。两个人的观点截然相反，前者阐述了历史的终结的观念，后者则提出了文明的冲突的理论。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把前者讽刺为乌托邦，而讥笑后者为宿命论。这种二分法的起源是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和阿诺德·汤因比两人世界观的对立。斯宾格勒在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TheDeclineoftheWest）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将是预测历史的第一次大胆尝试。他认为，传统西方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恰如历史本身一样；在与人类衰老和季节更替相同的进程中，高级文化的产物将自然而然地走向物质堕落。斯宾格勒得出的结论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使汤因比在着手撰写《历史研究》之前思绪一片茫然：在我的头脑里还无法形成完整的问题，更不用说找到答案的情况下，斯宾格勒已经穷尽了所有的研究工作。然而，斯宾格勒的悲剧思想注定要激发汤因比进行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从而用先见之明取代危言耸听，并用能动性取代决定论。汤因比的刺激和反应理论框架既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地缘政治压力，它为西方提供了充分的战略选择余地：既可以奉行具有妥协精神的磨合政策，也可以采取僵硬的立场。在50多年后的今天，西方依然受这种思维定式的支配。

　　地缘政治画卷历来是在陆地和海洋上展开，但目前已经扩展到了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中。当所有的地缘政治筹码都派上用场的时候，世界历史中就会出现越来越具毁灭性的全球战争。这种局面大约每隔100年就会出现一次，每次出现都要重新组合权力等级秩序，而拿破仑战争（1803~1814年）和两次世界大战（1914~1945年）是最近和最登峰造极的表现。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大国之间的主观臆断和误解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们在历史、文化、地理空间、经济联系以及（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政治传统方面有诸多共同之处。然而今天，美国、欧盟和中国之间的共同点非常少。它们既没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也不处于同一个地理空间，国家性质也不同。在各超级大国的世界观、战略意图和权力形态有着天壤之别的世界上，如果说有什么力量能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种力量将是什么呢？如果说20世纪是以赛亚·伯林（IsaiahBerlin）所谓西方历史上最恐怖的世纪，那么，什么力量将能使21世纪稍微有别于此呢？

　　时至今日，只出现了一种能够使全球冲突的车轮停下来的力量，它就是全球化。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一样，它本身已经成了世界体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控制全球化，要想阻止它，只有让一切事物都停止运行。然而，人们一般认为，地缘政治和全球化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概念和权力模式。①无论白天还是黑夜，货船和油轮往来穿梭于大海上，飞机将成千上万的人载往异地他乡，资本快速地游走于各地的金融市场；与此同时，内战进行得如火如荼，袭击游客的阴谋一次次地被策划并付诸实施，核武器系统遭到毁灭性打击。在全球化的优越性和地缘政治的弊端之间，许多思想家总是片面地强调其一而忽视其二。然而，全球化作为一个竞争性范式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几百年来世界政治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

　　问题不在于全球化能否持续下去，而在于全球化将会发展到何种程度。全球化在历史上历经潮起潮落，但今天的全球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阔、更深入。20世纪90年代的所谓反全球化运动-参与者包括保护主义者联盟、环境主义者和土著人团体-几乎已经销声匿迹，随之兴起的是一场严肃的全球对话，议题是如何实现人性化的全球化。目前，全球化已经成为所有社会生存和进步战略的一部分。当抗议人士聚集在世界贸易组织峰会的会场外，要求取消现有的游戏规则，并口口声声说是代表蔗糖和棉花小生产商的利益时，后者却在照常经营，因为他们要想生存就必须这样做。就连2001年的9·11事件，也没有能够阻止运输成本的下降、贸易的自由化，以及作为全球化动力的通信技术的爆炸式增长。全球化还造就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这意味着敌人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所有三个大国都与各自边缘地带的人口实现了更大程度的融合：美国与拉丁美洲，欧盟与阿拉伯世界，中国与东南亚。我们就是世界的说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言之有理。

　　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利益有助于增强国际相互依存，防止地缘政治形势进一步趋于紧张，并永远把它转化为一种非暴力竞争。事实上，单靠一个发动机，全球经济列车跑不了多远，也跑不了多快；三个超级大国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它们之间的冲突成本大幅增加了。这些贸易大国是全球公司的母国。这些公司控制住全世界的供应链，但它们经常设在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内。这种状况意味着，这些大国的持续繁荣依赖于其他大国的强大而不是衰弱。美国对外贸易的40%是与东亚进行的，其余部分基本上都发生在与欧洲之间。美国依赖中国的廉价商品及其对美国国债的巨额需求；中国依赖欧洲和美国的投资，它目前对欧洲的出口超过了美国的对欧出口；欧洲和美国为了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将生产企业转移到了中国境内。这三个超级大国就像三个连体婴儿，割断任何一根动脉都会殃及三方。在一个小行星上有三个如此野心勃勃的超级大国，只有这种全球性的一体化才有可能阻止它们向地缘政治对抗全面倒退。

　　然而，全球化本身并不能阻止地缘政治历史的重演。大国总是要把它们的规章制度尽可能地向外推进，直到不得不收缩为止，全球化则向来随着这些大国的进退而兴衰。古代雅典之所以能够进行扩张，是因为商业为它带来了本来没有的资源，使它有条件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并且有钱向外国领导人行贿，使他们在提洛同盟（DelianLeague）的排他性贸易区内保护雅典的利益。后来的全球化浪潮完全是重商主义的，欧洲国家强化了对外国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控制，以此为它们的国家服务。汤因比在1950年写道：目前无处不在的西方文明掌握着全人类的命运。就算按照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说法，世界会变成平的，即实现完全一体化，也不可能消除这种经济和政治等级，以及导致冲突的不公正感，因为从根本上说，地缘政治和全球化受的是同样两种力量的支配：恐惧和贪婪。目前的相互依存确实是一张网，但上面有多个蜘蛛。

　　所以，大国在推动全球化中发挥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当大国代表和平与繁荣的力量时，它们很少会放过向彼此的势力范围进行战略渗透的机会。全球化使这种渗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正是因为世界收缩得越来越严重，多个超级大国共存的局面预示着一个新竞争时代的来临，它们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将是前所未有的。①以前的殖民地是靠征服得来的，现在的国家可以用钱来买。全球化曾经是美国化的代名词，但它今天却在加速美利坚治下的和平（PaxAmericana）走向灭亡。

　　国家像人一样，也有着各自的独特特征，汤因比写道。②三个超级大国始终关注着彼此的一举一动（同时还打量着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每一方都知道其他国家能做什么，但却不知道它们会做什么。今天的国家就像是碰碰车：要想掌握任何一辆车的行驶线路和速度，每一个司机的心理因素都至关重要。巴基斯坦的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AliBhutto）宣称，如果印度掌握了核武器，巴基斯坦人就只能吃草根和树叶，甚至会饿死，除非他们自己也掌握了同样的武器。驱使他作这番表述的绝不仅仅是冷静的理性。信任、尊重、贪婪、报复以及人的其他情感，在世界政治中都有着相应的表现，国家必须在热情与需要、目标与手段之间维持平衡。①然而，这些不可还原的因素很少处于均衡状态，这意味着多数国家都具有精神分裂病人的某些特征。正如亚历山大·温特所指出的：国家也是人。

　　人的心理与国家心理有着数不胜数的相似之处。军备竞赛就像敌对的团伙为掌握威力更大的武器而竞争；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塑造着它的国家认同，就像家史和相册一样代代相传。最根本的一点是，人和国家都按照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行事，优先解决生理需求，即充饥解渴的生理需要，然后考虑安全需求，即实现安居乐业，最后才是满足存在需求，即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民主治理应归入最后一种需求的范畴内，因为基本的生存和经济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才有条件积极参与民主政治。纯粹的民主就像新潮的女式时装：可以让人们爱不释手地尽情欣赏，但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实用。

　　世界上最不可抗拒的意识形态不是民主，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其他什么主义，而是成功。一切社会都在追求一个目标，即亚当·斯密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改善我们的生存状况。由于知识的有限性，人们从联系的角度考虑问题：下一步可以得到的最好东西，或者可以达到的最优越地位是什么？当伊拉克人2005年参加投票时，他们中的许多人表示只想有一个正常的国家。今天，成功的定义因人而异。三个超级大国越来越想知道其他国家需要什么，其他国家对于成功又有什么样的认识，因为它们清醒地认识到，在地缘政治市场中，小国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满足自己的需要，不一定非得依靠它们。国家就像个人一样，也有头脑、心脏和胃，要想到达前两者，必须首先经过后者。国家通过自己的行为外交，与能够满足其需求的国家站在一起。哪个超级大国在这方面做得漂亮，它就将压过其他超级大国脱颖而出。

　　如果说人际关系是关于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的，那么，地缘政治就是关于赢得盟友和影响国家的。第二世界国家分布于世界上的三个大国周围，实际上是夹在大国之间的中间地带，也是超级大国的基本活动舞台，超级大国在全球扩张权力据点和削弱竞争对手的战略都在这里上演，它们战略的优劣得失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二世界国家是多极世界上的倾斜点国家：其决策可以改变全球权力平衡。其中有些国家老谋深算地营造一种多重联合关系，尽可能地游走于各超级大国之间，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另一些国家则积贫积弱，无力在超级大国间纵横捭阖，反而沦为某一个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特别是第二世界的产油国，如委内瑞拉、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哈萨克斯坦，已经成为观察这种对冲战略的窗口。在很大程度上，第二世界的未来取决于它们如何与三个超级大国打交道，而三个超级大国的未来则取决于它们如何经营第二世界。

　　第二世界是一个有巨大潜力的地区，其中有些潜力人们已经司空见惯，有些潜力尚不为人所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第二世界国家都处在转型中。有的国家可能从第三世界国家升格为第二世界的一员，另一些国家则可能从第一世界沦落到第二世界，诸如此类。第一世界国家无非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0个成员国，但其中的墨西哥和土耳其显然不属于第一世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第三世界国家首先是指世界银行确定的48个最不发达国家（LDCs），但这只是从最低限度来说的。这些国家有时甚至被称为第四世界或全球南方，它们代表了最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最弱的国家实力，大都位于拉丁美洲、非洲、南亚和亚太地区。①至少有100个国家（和世界上大多数人民）介于上述两个世界之间，其未来是不确定的。

　　第二世界国家常常既属于第一世界，同时又可归入第三世界。在第二世界社会里，一部分人保持一种现代生活方式，与全球范围的高收入职业相联系，但与他们并存的是为数不多的中产阶层和生活穷苦的老百姓。第二世界国家必将形成一个全球中产阶层，除非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中产阶层。第二世界国家与第一世界国家一样，形成了公共经济和内向式投资，但又像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存在规模庞大的黑市和为数众多的波将金村庄（Potemkinvillage）②。巴西是一个第二世界巨人，它从全球市场上吸引了大量资金，但数以百万计的公民还不知道全球市场是什么。从财富的地理分布看，第二世界国家常常与中世纪无异，首都创造了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而且国民收入也大都由首都占有。当我们离开这些国家首都的时候，会发现以它们为中心，全国各地呈同心圆状越来越穷，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从墨西哥到土耳其和伊朗（甚至在第一世界的法国），唯一比全国第一大城市的市长职务高的就是政府首脑。这解释了这些国家近来为何屡屡，或者说不约而同地把首都的市长提拔为国家领导人。

　　第二世界在扩大，而不是在萎缩，它包括所有的新兴市场。然而，鉴于它们潜力和劣势并存，如果永远兴起不了又当如何呢？智利和马来西亚利用它们的后发优势，迅速崛起为第一世界国家；而埃及和印度尼西亚也许太大了，经济又停滞不前，因而难以摘掉第三世界国家的帽子。第二世界国家就像在波涛汹涌的现代性大海中航行的船只，它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指标在同一时间内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①这些国家在未来跻身第一世界，抑或沦落到第三世界，往往取决于是否有一个一呼百应的魅力领袖，是否掌握着有价值的出口商品，是否有不可预期的外敌入侵，以及是否有宽宏大量的超级大国作庇护。第一世界几乎都是自由民主国家，但并非民主成就了它们的第一世界梦，而是它们跻身第一世界后才有条件实行民主。由于许多第二世界国家都处于可望进行民主转型的地区，人均国民收入从3000美元到6000美元不等，因而它们是至关重要的民主试验场，可以检验民主到底是一种天然的社会本能，还是植根于西方的特定文化中。与人们的直觉不相吻合的是，在那些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是一潭死水的社会，如利比亚、叙利亚和乌兹别克斯坦，革命性的变化反而会成为常态。这表明许多这种第二世界国家都一直处在火山口上。

　　一些人把世界划分为全球化（第一世界）、部分全球化（第二世界）和非全球化（第三世界）的三个区域，但这种说法假定所有的全球化都是良性的，而且财富的数量与生活质量直接相关。然而，第二世界国家的经历已经证明，历史并非一个天衣无缝的连续体，而是物质进步与资源匮乏、普世全球化与部落传统主义、政治联盟与分裂本能、坚持自给自足与弘扬比较优势之间进行的一场变幻莫测的竞争。一个国家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往往取决于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伊朗当局对全球化极尽敌视之能事，因为它害怕反对派借此壮大起来进而威胁其统治；而正是在方兴未艾的全球化大潮中，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恢复了前苏联以前的，或者说新的国家认同；一些第二世界社会，如墨西哥和黎巴嫩，之所以能够苟延残喘，完全得益于遍及全球的海外侨民汇往国内的现金。

　　然而，第二世界国家必须经营地理环境，这是它们压倒一切的任务。国家可以选择朋友，但无法选择邻居。除非科技造就出黑客帝国，否则，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Spykman）的名言永远都是适用的：地理环境是外交政策中的最重要因素，因为它是最经久不衰的。在整个第二世界，各个地区都异彩纷呈，国家之间的边界正在轰然倒塌，汤因比所说的集体潜意识灵魂应运而生。①然而，正当第二世界国家自下而上整合为一个个地缘政治社区时，超级大国的势力铺天盖地而来。从东欧到中亚，从南美洲经阿拉伯世界到东南亚，一场争取第二世界的竞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基辅、第比利斯和巴库，与伦敦、巴黎和罗马等欧洲的伟大首都有着天壤之别。由于堆满了前苏联的建筑和精神遗留，这些城市及其所在的国家迫切需要脱胎换骨。但它们面临的问题在于，脱胎换骨的前提是政治稳定和经济投资，尤其是要能与俄罗斯抗衡，因为俄罗斯仍然在以边界、管线和市场为筹码，企图将它们重新纳入自己的轨道。

　　问题非常简单：我们恨俄罗斯。一位爱沙尼亚外交官在塔林直击要害，道出了一个既是感情上的又是战略性的问题。当然，对东欧来说，这并非一个新挑战，因为西方的基督教、斯拉夫人的东正教和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已经在这里交锋了1000多年。100多年前，战略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和鲁道夫·契伦就曾致力于探索如何遏制俄国的权力：前者为建立一个大西洋同盟而奔走呼吁，后者则敦促中欧国家建立强大的中欧联盟。然而，今天的现实远远超出了他们两人的想象力。冷战后的东欧没有再次成为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倾轧地带，相反，欧盟对德国人和斯拉夫人一视同仁，把他们完全纳入了新欧洲帝国。

　　当我们从地图上考察欧洲的帝国主义扩张思路时，手指所经呈现出一个清晰的L形路线：从寒冷的波罗的海往南，经过中欧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乌克兰、罗马尼亚、前南斯拉夫和南巴尔干国家，然后沿着黑海向东，经过保加利亚、土耳其和高加索，到达盛产石油的里海沿岸。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是第二世界的源头，其中除了土耳其之外，都曾经是一片红色，并签署过《华沙条约》。今天，欧盟的地图把这一地区设成蓝色，表明它可望升格为第一世界。还是英籍德国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Dahrendorf）有先见之明，他写道：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正在整合为一个新事物，它目前还没有名称，也没有确切的数量。我的新东欧之旅一路磕磕绊绊，行程之缓慢令人难以想象。这里的人民走出前一种社会制度还不到一代人时间，他们的信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焦虑之情溢于言表。

　　在20世纪90年代，当这一地区的人民都在痛苦地寻找后归宿的时候，欧盟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从前苏联解体时开始，平均每年都有一个国家加入欧盟。现在，其公民向西可以在欧洲内部自由旅行，比往东到前主子俄罗斯那里容易得多。2004年5月1日，10个国家的1亿多人，在一天之内正式成为欧洲人。①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形象地把这些国家称为被西方绑架的地方，但它们回归的西方已经不再是《凡尔赛条约》签署之后脆弱和萧条的欧洲。关于新欧洲精神，我们的护照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在1914年之前，人们是不需要护照的，一个捷克游客坐在满是西欧青年人的火车车厢里，自豪地挥舞着那个崭新的勃艮第小本子如是说，现在，我们又迎来了一件大好事：共同的欧盟护照，它同时还尊重我们的本国语言。在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精英一再变换他们的混合通用语，但今天欧盟赋予每个成员国的语言以官方语言地位，抢先掌握了一个历史上最通用的侵略资源，从而为一个通行多种语言的多样性帝国奠定了基础，也从根本上扭转了欧洲在20世纪初叶和中叶的不光彩历史。

　　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国家一直在共享权力，终于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四分五裂的弹丸小国获得了新生。尽管欧盟成员国还保持着各自的独特性，但它们所具有的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每个国家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超国家的一部分。①由于欧盟内部存在着紧密的制度纽带，任何两个成员国之间都不可能再爆发战争，而且，成员国都怀着使安全和财富更上一层楼的美好憧憬，这使它们在协调外交政策方面取得了广泛的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最大的后勤演习不是军事上的行动，一位欧盟官员在欧盟一个金碧辉煌的后现代大厦里自豪地说，而是2002年欧元的流通。

　　欧盟的扩大是一场比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代价更高的，但这场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收益。布鲁塞尔的一家酒店住满了能讲多种语言的亲欧洲学者，一位来自立陶宛的欧盟官员在那里兴高采烈地说：我们一次次地推动欧盟扩大，把欧盟变得越来越穷，但我们扩展的稳定性是不可估量的。欧盟每年都要花费100多亿美元，用于从物质上恢复东欧新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在一代人之前，这一战略曾经成功地带动了欧洲病夫爱尔兰，以及后极权时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发展，如今正在东欧发挥着神奇的效力。①尽管许多人预测匈牙利赶上西欧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但它现在已经成为该地区的公司外包中心，80%的产品由欧洲的跨国公司主导生产，80%的出口产品返销欧盟。斯洛伐克已经迅速地由生产坦克转向生产大众汽车。欧盟的一体化进程表明，即使像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这样政府丑闻不断的国家，加入欧盟后也几乎没有出现经济衰退。欧盟新成员国都是欧洲企业家云集之地。一位经常乘坐汉莎航空公司日益增多的欧洲地区短程航班，往来于华沙和布达佩斯之间的德国经理顾问津津乐道。

　　再者，欧盟的扩大已经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可以有效地减少新市场对于向美国出口的依赖，这是建设一个独立超级强权的关键一步。新成员国的加入就像注入了新鲜血液，在欧盟内部形成了一种竞争性联邦主义，这种联邦主义进而把欧盟经济提升为一个整体。波罗的海国家的发展模式-创业自由、开放式竞争和弹性劳工法律-已经开始以中欧为跳板，反过来向西欧的落伍者渗透了。一位常驻布鲁塞尔的欧盟分析家指出：一体化目前被那些曾经是欧洲边缘，但是现在学会了应对全球化挑战，并善于利用全球化机遇的国家主导着。欧盟共同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无论美国经济何去何从，它都将继续保持这种地位。

　　欧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成功、最受欢迎的帝国，因为它的统治方式不是主宰，而是进行约束。欧洲化的动力-来自布鲁塞尔的补贴、不受限制的流动性，以及统一货币欧元的流通-太强大了，使得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对它无动于衷。今天的布鲁塞尔说客如云，其中包括受雇于巴尔干和前苏联国家的数十个公关团体，他们为了加入欧盟而积极开展游说活动。这一点可以与华盛顿相媲美。然而，从摩尔多瓦到阿尔巴尼亚再到阿塞拜疆，这些百废待兴的后国家要取得入盟资格，绝非仅仅更新一下形象即可：它们必须采取具体行动来内化欧盟的法律和规则，这些法规在欧盟的新睦邻战略（NewNeighborhoodStrategy）中都有明确的要求，是一个涵盖军事、经济、治理问题的有机整体。欧盟官员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向未来的民众灌输富含缩略语的欧盟语言，把这些桀骜不驯的邻居变成了建设性的成员。

　　然而，欧盟东扩并非一个单行道：欧盟必须扩大，否则它就会死亡。我们不承认这一点，但（欧盟的）扩大增加了我们的劳动力人数，把我们日趋减少的人口稳定了下来。一位欧盟委员会官员如此坦言，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有关技术治国的研究资料。然而，欧洲东西部的逐步统一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而且是文化和心理上的。随着欧洲多样性的与日俱增，欧洲性不再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而是逐步成为一种可望可即的目标；欧洲认同也不再局限于部落层面，而是上升到了普世性的高度。尽管一些西欧人担心他们的精英标签被淡化，但欧洲的演化已经赋予欧洲的这一概念以积极的意义，从而超越了过去几十年排他性的（即基督教的）或消极的（即非俄罗斯的）内涵。事实上，欧洲已经部分地伊斯兰化了，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生活在英国、法国和德国，还有来自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土耳其和阿塞拜疆的约1亿穆斯林，他们借助欧洲理事会和北约的庇护，生活在欧洲的外交和战略空间里。欧盟的战略领军人物罗伯特·库珀所谓的新欧洲联邦，集中体现了一种帝国主义的古训，罗马人、蒙古人和奥斯曼人都懂得这一点，但前苏联从来也没有做到过，那就是：一个成功的帝国不能是奉行种族主义的。

　　欧洲的已经代表了一种身份，与美国的或中国的一样强大（或弱小）。正如艺术引领生活方式潮流一样，参加欧洲足球锦标赛和欧洲电视歌曲大赛的所有国家都-而且越来越-自认是欧洲的。最为重要的是，为了实现欧洲的稳定，冷战后出生的这一代学生，即欧盟交流项目启动后的所谓伊拉斯姆斯一代（ERASMUSgeneration），全都超越了他们前辈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来的国家认同。如今，这些来自将近30个国家的后国家主义欧洲青年，不需要护照就可以从贝尔法斯特到巴库进行旅行。他们操多种语言，通过涵盖整个大陆的交流项目进行学习，参加欧洲议会选举投票，并且相互通婚，从而构成了一个多样化的欧洲社会。

　　与所有的帝国一样，欧盟这条橡皮筋会一直伸长，直到再也拉不动时为止。它将继续扩大，至少要在整个东欧地区取代已经解体的前苏联，建立起一种覆盖35个国家、没有边界、紧密相连的欧洲治下的和平（PaxEuropea），构建囊括近6亿人口的帝国主义保护伞。①然而，这一L形地区的欧洲化远未完成：巴尔干和高加索国家历经战火蹂躏，正处于脆弱的战后重建阶段，因而成了走私武器和贩卖妇女的便捷通道；土耳其向来有自己的主意，至今仍然不肯轻易就范；当然，欧洲实现雄心壮志的最大障碍莫过于俄罗斯。

　　那些把东方的中国视为西方的现有竞争者的人，主张美国和欧盟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理查特·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ce）就鼓吹组成一个跨越大西洋的公司般的联合体，构建一个经济上互补、政治上生机勃勃的超级结构来制衡中国的潜在力量。即使没有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和欧洲也具有共同的文化纽带，这种纽带因为冷战时期的北约同盟关系而得到加强，它们之间再次相互拆台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①美国国务院退休官员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Burns）把跨大西洋关系称为一种永远不会决裂或离婚的婚姻。

　　然而，当跨大西洋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Kagan）提出，美国的战略世界观来自阳刚的火星，而欧洲的世界观来自阴柔的金星时，他的说法被认为不仅是一种绝妙的比喻，而且是对两者完全不同的内在属性进行的一种心理学对比分析。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从最初排斥欧洲，转化为以西方联盟的领导者自居，而把欧洲视为自己的小伙伴。但正如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Moisi）所说，一个西方、两个欧洲的冷战结构正在为一个欧洲、两个西方所取代。即使作为西方文明的两个孪生兄弟，欧盟和美国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帝国：它们大多数时间是友好相处的，但终究会为登上地缘政治巅峰而展开争夺。

　　欧洲有它自己的世界秩序观，并且越发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无论美国喜欢与否。欧盟是目前世界上最自信的经济体，经常在贸易争端中惩罚美国，它的高级商业和环境标准在全球居于领导地位。许多欧洲人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严重堕落，美国人靠借来的钱生活，社会保障的缺乏使美国社会充满风险，人也变得冷酷无情，酿成了严重的生态灾难。与此同时，欧洲却实现了汤因比的梦想：自由奋斗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而且，欧盟是比美国更大的人道主义援助提供者，南美洲、东亚和其他地区都愿意效仿欧洲梦，而不是什么改头换面的美国的东西。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是伦敦的《金融时报》，而不是《纽约时报》。

　　从行使权力的手段和目的来看，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大。在许多欧洲人看来，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证明了他们的这样一个观点，即战争不是实现政策的工具，而是遭到失败的标志。美国的行径激起了强烈反弹，就连欧洲的土地也招致了基地组织的袭击，这使欧洲国家更加鄙视美国对付麻烦国家的做法，从而专注于推行它们自己的可持续转型战略。经常有人说，美国和欧洲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因为美国在捅娄子，欧洲在缝窟窿；或者说，美国在制定法律，而欧洲在制定法律的规则。然而，欧洲人早已对这种陈词滥调忍无可忍，他们致力于赶在美国使欧洲周边国家，特别是阿拉伯世界陷入动乱之前，将他们的稳定观推广开来。

　　欧洲人现在至少认为，欧盟既要通过北约与美国合作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又要保持对美国的独立性。当美国减少驻欧美军的规模时，欧盟在组建共同的快速反应及维和部队-这些部队的人数最高可达20万-并投资开发台风（Eurofighter/EF2000）喷气式战斗机和远程飞机。欧盟成员国将越来越多的防务预算投向欧洲防卫总署，而不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LockheedMartin）。跨大西洋关系也许是一桩天造地设的婚姻，但美国和欧盟将继续同床异梦，就像已经离婚了一样。

　　丘吉尔曾经说过这样的名言：俄罗斯是一个谜，披着神秘的外衣，藏在迷雾之中。今天的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谜团。由于日益萎缩的人口与广袤无边的领土极不相称，我们最好不要把俄罗斯占据的广大空间视为一个整体，而是将其看做四个组成部分：位于伏尔加盆地的斯拉夫人的欧洲俄罗斯，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高加索俄罗斯，扼守通往中亚门户的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俄罗斯，毗邻蒙古和中国的太平洋俄罗斯。①俄罗斯如果想维持自身的存在，就必须将这些实体整合在一起；而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整个欧亚大陆世界岛的版图将从根本上受到影响。

　　自从18世纪早期彼得大帝迁都圣彼得堡之时起，俄罗斯与西方的每一次接触都暴露出它在物质上的落后，并削弱了它的民族意识和受虐狂情结。经过前苏联解体后10年的热水浴加伏特加外交，俄罗斯领导人更加坚定地固守着这样一条战略信念：因为俄罗斯国土依然如此辽阔，所以无论美国、欧洲还是中国，都不愿看到它强大起来。今天，俄罗斯统治集团住在豪华的克里姆林宫里，念念不忘曾经强大无比的前苏联帝国，对俄罗斯地位的衰落痛心疾首。俄罗斯的外交地位纯粹就是一种垂死挣扎：如果它忘了出席有关阿以冲突或者朝鲜、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或者干脆放弃在这些谈判中的席位，形势发展的结果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因为美国、欧洲和中国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力。

　　在21世纪的今天，在俄罗斯的欧亚主义者和大西洋主义者之间，一场关于俄罗斯究竟应当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还是独立于西方的争论进行得如火如荼，与19世纪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全盘西化者之间的争论如出一辙，但同样分不出胜负。一位常驻柏林的俄罗斯观察家如是说。在前克格勃官员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强力领导下，企图再现昔日辉煌的欧亚主义者似乎已经使俄罗斯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的萧条。由于掌握的石油、天然气、煤炭和木材等自然资源比美国、欧盟和中国加起来还要多，克里姆林宫又可以继续帝国主义的思维并采取行动了，甚至在北极地区也是如此。①

　　正像庞大的核武库是前苏联实力的支柱一样，油气管线是今天俄罗斯的生命线。由于能源巨擘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的资产从2000年的100亿美元剧增到2006年的近3000亿美元（占俄罗斯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俄罗斯外交一夜之间几乎变成盖兹普洛姆外交（Gazpromdiplomacy）的代名词了。由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控制着整个东欧地区的天然气分配网络，东欧国家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些国家非常富裕，有能力避开莫斯科的能源敲诈；另一些国家则在奸诈的俄罗斯商人面前脆弱不堪，这些商人同以俄罗斯使馆为大本营的情报机构相互勾结，企图收购从罗马尼亚到格鲁吉亚的关键资产，动不动就卑鄙地威胁要提高能源价格。普京尤其热衷于挖一夜暴富的前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的墙脚，提出要从波罗的海海底重新铺设一条直达德国的油气管线。我们昔日的辉煌每况愈下，莫斯科的一位知识分子端着一小杯冰镇伏特加说道，但这只能进一步激发我们的民族主义。然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所作所为已经损害了俄罗斯的外交利益，使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的主要盟友白俄罗斯对其敬而远之，因为白俄罗斯已经开始寻求从通往欧洲的输油管线中引进石油，以弥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把石油价格提高一倍造成的损失。由于对弱小邻国采取敌对态度，俄罗斯成了一个西伯利亚沙特阿拉伯，但却多了不安全的核武库这种恐惧源。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不仅塑造着俄罗斯的外交政策，而且俨然成了俄罗斯国家本身。在俄罗斯公私产权完全混为一体的窃国官僚经济中，该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城乡土地所有者，它修筑公路、创办医院、投资兴建体育场，这都是克里姆林宫从未做过的。该公司的前任总裁德米特里·梅德维杰夫也是俄罗斯的现任总统。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克里姆林宫联盟针对所谓的寡头们（俄罗斯政治权力唯一的另一端）采取了一些颇受欢迎的措施，以加强中央权力的名义聚拢重新国有化的资产。政府关闭了全国所有的私人赌场，然后自己在大城市之外直接开办。难怪普京承认：无论任何人，只要能成功地注册一家公司，就应当受到嘉奖。每年冬天，政府人员都要放假数周度狂欢节，这令高级议会官员伊凡·格拉切夫慨叹不已：他们工作越少，对国家就越有利。

　　莫斯科的前克格勃总部现在是一家高级夜总会：今天的俄罗斯人不是公民，而是消费者。在正在进行的超级资本主义政变中，商海沉浮使每个人的商业地位变幻无常，而装饰五颜六色的玻璃窗的越野车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商界名流偕美女出入舞厅，与国外知名人士频繁会面，每逢宴会必定要饱食鱼子酱。然而，这种生活使人感觉似乎每天都如临末日一般。人们只有在洗桑拿浴时才是安全的，因为大家都赤身裸体，不许携带任何武器。俄罗斯四分之三的经济财富集中在莫斯科。莫斯科是世界上消费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亿万富翁比纽约都多。普京任命的市长在街道上安放笨重且不协调的雕塑，这种荒谬的复古行径是为了模仿圣彼得堡那些稀奇古怪的宫殿的效果。遭遇交通堵塞的司机们可能会咒骂这些刺眼的怪物，但购买警笛的富人们则从限制通行的区域呼啸而过。老百姓真盼望着购物中心收取入场费，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不用再进去了。在俄罗斯式的资本主义中，俄罗斯是个自由的国家！这句口号有其特殊的逻辑：因为你付的钱多，所以这就是你的。

　　现有最大的列宁雕像矗立在圣彼得堡的芬兰火车站前，以纪念他1917年到达那里发动十月革命。从雕像上看，列宁满怀信心地挥着胳膊，看上去具有不可动摇的钢铁般意志，但这种无畏却酿成了悲剧。一个世纪以后，普京依然延续着列宁的这种传统，以直觉而非制度统治着摇摇欲坠的俄罗斯。①在2005年披露内幕之前，安德烈·伊拉里昂诺夫一直是深受普京宠信的顾问，他冒着极大的风险公开说，俄罗斯已经不再是政治上自由的国家。独立媒体、反对派和司法都已经被阉割。智库曾经向克里姆林宫的前官员提供政策研究报告，但正如莫斯科的一位政治分析家在他的破旧办公室里发出的哀叹：事实上，我们目前从事的这些平凡工作意义非同寻常。

　　俄罗斯已经成了石油治国的典型，举国上下奢靡成风，经济畸形发展，精英们为控制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而不纳税的人民群众的需求则没有人理会。然而，石油收入并没有花费到大炮或黄油上。俄罗斯的军事装备依然陈旧落后，指挥控制系统组织涣散，由于人口以每年50万的速度锐减，劳动力奇缺的问题困扰着全社会。在俄罗斯辽阔的国土上，三分之二的人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上，每逢隆冬时节都成批地冻死、饿死。他们住在破烂不堪、没有取暖设施的房屋里，实在不明白那么多的天然气都送到哪里去了。如果俄罗斯的能源不用来养活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将难以为继。

　　和冷战时期一样，美国和俄罗斯依然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并且彼此瞄准对方，警报一触即发。然而，当俄罗斯阻挠北约东扩，延缓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时候，它却无法阻止欧盟的扩大。十几年来，欧洲人认识到俄罗斯这个近在咫尺的巨人是不可冒犯的，他们需要俄罗斯的合作以结束巴尔干战争。然而，事实证明，从乌克兰到科索沃再到车臣，对于欧洲的能源安全、反恐和人权目标来说，俄罗斯在拆台而不是补台。波罗的海三个小国在对俄罗斯的斗争中以机智取胜。它们通过海外侨民的游说，巧妙地发起标新立异的运动（如E-stonia运动），以及实行有利于外国投资的经济政策，使欧盟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灵活性。当俄罗斯拖延解决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领土争端时（根据欧盟的规则，它们的入盟谈判将被推迟），欧盟毫不犹豫地决定吸收它们入盟。由于与自由主义的西欧文化有着深远的历史联系，塔林和里加已经开始全面废除正在瓦解的苏联现代主义残余，并恢复作为汉莎同盟（HanseaticLeague）遗产与欧洲经济的联系。30多岁的人主宰着政治和商业事务，欧洲的科技人才争相为爱沙尼亚的Skype等公司服务。

　　欧盟内部也有欧亚主义者，他们想吸收俄罗斯入盟，并推动俄罗斯的欧洲化。经常有人说，俄罗斯因为有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可以用油桶作为武器摆布欧洲，但另一方面，目前正是欧洲之手养育着俄罗斯，俄罗斯动口咬它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欧洲是俄罗斯的大多数贸易和能源出口的目的地，但由于欧洲实行资源来源多样化，包括开发可再生能源和引进北非的天然气，它制约俄罗斯的能力正在增强。俄罗斯尽管大发能源横财，但仍然需要欧洲的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在俄罗斯，从汽车到建筑，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在运转的话，那差不多都是欧洲的。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不会助长俄罗斯的新极权主义，而是投资更新其百废待兴的基础设施，并建设没有腐败的私有部门，这一步骤将自下而上地培育一个未来的民主俄罗斯。普京为推销俄罗斯方式奔走呼吁，并大力扶持民族主义的青年信徒，但依然有许多俄罗斯人希望欧洲加大这种干预力度，普京的所作所为未能堵住他们的嘴。俄罗斯的富豪们心甘情愿地为伦敦格勒和柏林的经济贡献力量，流亡在那里的俄罗斯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就公开呼吁人们发动政变推翻普京政府，这进一步从人才和资源两个方面削弱了克里姆林宫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鉴于俄罗斯的国内透明度有了一定的提高，欧盟扩大了俄罗斯对欧洲航空工业的参与。我们可以与俄罗斯建立工业和政治伙伴关系，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和德国所做的那样，一位欧洲理事会官员信心十足地表示，俄罗斯人一再要求免除护照，以便能够自由地到欧洲旅行，但是，有选择地接收俄罗斯的商人、政客和学生，是我们促使俄罗斯政府公正行事的重要杠杆。

　　俄罗斯的超级大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即使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国家，俄罗斯的经济规模也赶不上法国；即使从统计数字上看它已经富裕了起来，它的政治也将使这些财富难以为继。目前，只有欧盟能够阻止俄罗斯对西方拥有否决权，也只有欧盟有能力使俄罗斯融入西方，而且只有欧盟这样做了，才能拯救俄罗斯免于自取灭亡。

　　这里也许只是欧洲的一个角落，但却是与俄罗斯进行斗争的主战场，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一位30岁的独立报纸编辑在一家爱尔兰酒店如是说。尽管华盛顿、布鲁塞尔、莫斯科和北京都在制定各自的大战略，但决战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而且全球化的所有武器都派上了用场，包括金钱、管线、海外侨民和媒体。乌克兰是这样一个国家：政治家、将军、积极分子和商人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外交博弈。这场博弈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那就是制服俄罗斯，并使欧洲帝国向东扩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被德国和俄国地主分别支配了几百年的乌克兰农民，于1939年由《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赋予了一种国家认同，但这个认同旋即被套上了前苏联的枷锁。①对乌克兰人来说，他们国家名称的含义是故乡，但在俄语中却是边境地区。①今天，它的含义仍然是两者兼而有之。

　　我们已经不再是前苏联的一个共和国，但也不会自动地信任另一方。用一种奴役取代另一种奴役，在我们看来不是一种进步。在位于基辅郊外的豪华别墅里，一位亲俄罗斯的媒体巨头骂骂咧咧地说。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奉行一种俄罗斯优先政策，使乌克兰又回到了过去几个世纪的一贯处境：就像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被欧洲和俄罗斯沿着第聂伯河（在乌克兰语中叫迪尼普罗河）一分为二，一个拥有5000万人口的泱泱大国，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完全被埋没了。今天的乌克兰看上去依然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西部天主教农业区的人很少到东部的东正教工业区去。西部城市利沃夫就像波兰的克拉科夫，人们在露天广场上载歌载舞、弈棋娱乐，而在东部的工业城市顿涅茨克，俄语比乌克兰语更为通用。顿涅茨克的列宁雕像依然巍峨耸立，利沃夫的列宁雕像早已不见踪影，被一个巨型花盆取而代之。

　　然而，乌克兰的两部分都夹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进退维谷。走遍乌克兰全境，帝国衰落造成的混乱和破坏依然令人触目惊心。前苏联解体后的休克疗法假定，即使没有国家之外的社会分配机制来控制服务、工资，甚至思想，突然放开价格控制并代之以迅速的私有化，也将会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福利。在乌克兰乃至整个前苏联地区，物价飞涨，实际收入锐减，基本食品价格高得令人不敢问津，整整一代人都毫无社会安全可言。成千上万的老年人撒手人寰，有的在冬天的暴风雪中被冻僵，有的在夏天的热浪中因为没有空调中暑而死。今天，虽然前苏联时代的建筑物正在轰然倒塌，节节攀升的通货膨胀依然威胁着乌克兰民众的生活。每天开着砰砰作响的拉达或伏尔加驶往市中心的停车场时，基辅的每一个出租车司机都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明白自己无力维修，也没有足够的存款来买辆新车。不过，幸运的是，陌生人搭乘一次车，乌克兰人只是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我们都已经深受其害，所以大家都相互信任。一位经常往来于此的企业家深夜驾车离开基辅市中心时如是说。

　　乌克兰与俄罗斯一样刮起了资本主义的春风，第一次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基辅与莫斯科一样，都是波将金村庄①，中心城市的繁华掩盖了其他地区的贫困，而且离中心城市越远，贫困就越严重。要想将乌克兰变成下一个波兰，就必须让它摆脱那些显著的第三世界特征，诸如外国投资基本上全部流向首都，开展易货贸易并且不用缴税的巴扎②遍布全国。乌克兰之所以存在众多的地下市场，是为了躲避夏季暴雨的侵袭，但却成了盗版DVD的天堂。旅游业者根本无法打进垄断经营的铁路系统。我们仍然处于石器时代。一个旅游业者自惭形秽地说。此外，乌克兰严重依赖遍布西欧的300万侨民的汇款。基辅与莫斯科一样，以拥有豪华夜总会为荣。比如，在迪克登斯夜总会，纨绔子弟品着香槟、哼着小曲戏谑道：基辅怎么了？有乌克兰兜着底呢！

　　就在2003年，还有观察家预言，乌克兰仍将是一个倒霉国家，被比它更倒霉的国家包围着。③利奥尼德·库奇马总统领导的政府实行的不是西方式自由民主制，而是更像中亚的柔性极权主义，它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举行透明的选举，那就是通过舞弊和操弄而胜券在握的时候。④然而，欧洲和美国的情报机构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高超的技巧。它们将触角伸进库奇马给予议会和民间反对派的一线生存空间，并通过一家刚刚创办的自由媒体，将各自为政的乌克兰海外侨民和学生团体组织了起来，为反对派大规模的公众示威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在2004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库奇马属意的接班人、得到俄罗斯支持的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已经胜利在望，但就在这时，反对派领导人维克托·尤先科在二英投毒事件（据说是库奇马的俄罗斯盟友所为）中侥幸生还，然后利用其受害者形象迫使当局举行第三轮选举并取得了胜利。单纯避免流血就足以推翻一位独裁者：在双方最后摊牌的千钧一发之际，库奇马的安全部门由于被西方的代理人成功策反，拒绝向挥舞着橙色旗帜的示威人群开枪射击。

　　然而，橙色与乌克兰并没有什么联系，只不过是西方顾问想出的一个暖色调符号而已，为的是激励乌克兰人度过阴暗、寒冷的冬天。但真正付诸实施的时候，橙色革命已经面目全非。在过去的10年间，这种激进转型（包括塞尔维亚和格鲁吉亚的转型）的后果无一例外，都是卑鄙无耻的政治操弄。尤先科刚取代其前上司库奇马，投机取巧的政客们就纷纷改弦更张，向他效忠的平庸之辈都被授予高级职务，宪法改革则被束之高阁，整个革命更像一次非流血政变，权力由一个腐败集团转移到了另一个腐败集团手中。因此，在基辅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即使是一个哲学博士，如果在独立广场上站在尤先科身边，那他都会得到信任并能获得做心脏病手术的授权。

　　从地图上永远无法判断乌克兰是不是一个欧洲国家，这一问题的确切答案只有到乌克兰的政治中去寻找。橙色革命之后，尤先科迫不及待地宣称，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不仅从地理上选择了欧洲，而且它的精神和道德价值观也将与欧洲融为一体。但按照欧洲的治理标准，乌克兰更接近于巴基斯坦而不是波兰。在乌克兰，寡头和议会几乎是完全重合的，议席只卖给出价最高的人。然而，许多议员从来没有出现在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上，宁愿待在配备精美欧式家具的公司办公室里，也不愿光顾破旧不堪的政府办公楼。橙色革命后的第一任乌克兰政府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是一位梳着莉娅公主发型的橙色女神，她具有巴基斯坦前女总理贝娜齐尔·布托那种一呼百应的领袖魅力，以超凡的政治手腕掌控着议会里的议员团。与第二世界领导人中的许多搭档一样，季莫申科和尤先科很快就在2005年发生了冲突，他们在乌克兰采取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政体上僵持不下。尤先科曾经承诺要改为议会制，但表现出维护总统权力的强烈个人倾向，并于年底前解除了季莫申科的总理职务，解散了她所领导的内阁。在脆弱的妄自尊大驱使下，尤先科一再重复他的第11条语录：不要怕。

　　革命后的新政府几乎得到了人民的一致信任，一位亲俄罗斯的基辅民意调查人员呷一口茶，幸灾乐祸地说，但精英们根本就不把我们的需要放在心上。通货膨胀像脱缰的野马一般，对许多人来说，肉奶价格已经令他们望而却步。乌克兰与俄罗斯一样，私有化的成果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尤先科和季莫申科都执行一种重新国有化政策（去私有化的委婉说法），并致力于同势力盘踞在乌克兰东部的亚努科维奇达成妥协，希望以此保持东西两部分的统一。在两年的僵局期间，橙色革命的卫士们上演了恶劣的抢位子游戏，使亚努科维奇的政党在2006年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亲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推动下，他领导的议会最终通过了限制尤先科权力的法律。因为一个腐败的亲西方政府既葬送了它自己又损害了西方，所以，西方在与俄罗斯进行的第二轮较量中一败涂地，但忠于敌对双方的内务安全和警察部队依然进行着激烈的政治较量。一个国家要想融入欧洲，所要做的绝不仅仅是以欧洲国家自居。

　　早在一个世纪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