拽恶少的淘气未婚妻17万一年当厨师、20万年薪养鸭子、30万年薪修挖掘机。包吃包住还能见世面，一个月年假包来回机票，最重要的是高薪还不卷。

　　在国内就业季的焦灼情绪里，“还好有非洲”成了当下被逼到墙角的毕业生们能看到的更广阔的出口，甚至有人把它描绘成“就业天堂”。

　　果真如此吗？几位一毕业就驻非的女生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她们中有人误打误撞得到了这个机会；有人成绩优异，早早规划出海；还有人和大多数人一样，国内实在没发展被迫出走。

　　在真实的非洲打工体验里，“高薪”只代表了相对收获或者是一种补偿，而“孤单”、“迷茫”、“进退两难”却是到了才有非漂共识。非洲是一个机会，也是另一种“无处可逃”。

　　她在一家大型物流公司的非洲总部做市场工作。这是她在非洲的第2份工作，也是她驻非的第5年。一大早，她就要对接不同国家的代理商拓展业务，努力签单；然后逐一核对所负责项目的清关进度以及财务结算。有时候遇到店面帮扶，她还得扎住在店里，一对一指导代理商的地面运营。

　　说是这家上市公司的“非洲中心”，可这里只有不到10名中国员工，负责的却是整个非洲大区20多个国家的业务，每个人的忙碌程度可想而知。晚上6点是公司的下班时间，不是她们的。

　　领导给小黎和同事们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租了一套大公寓，客厅既是加班场地也是餐厅，所有人吃住在一起，工作和生活不分离。每天忙到晚上10点多，只有躺在床上了，才是真正属于她的时刻。可常常是还没有刷完朋友圈，她就困得睁不开眼。

　　累，是她今年工作状态的直接描述。驻外这些年，27岁的小黎觉得非洲越来越卷了。“以前我们主要做拓展就可以，今年国内形势不好，我们leader直接对接大老板，现在人下命令了，要求今年必须出利润。”这就是她拿年薪三十万的代价，谈更多的代理商，筛选出能盈利的不断扶持。“国内尚有996，这里都是007，且无处可逃。”

　　同样的感受也来自赞比亚的行政晓楠。晓楠31岁了，在一家私人企业做项目管理，2022年9月刚过去，做了一年不到。说来也属大物流行业，她们老板养了几十台重卡跑货柜运输、工程运输。

　　晓楠的工作是负责车辆日常管理与行政，这工作和她当初应聘时人家说的“翻译”差之千里。她是学葡语的，此前在非洲东南部的莫桑比克待过几年，做采购和行政，生活也相对轻松安全。

　　现在换了国家，还生活在偏远小城，想出去消费也没什么地方可去，晓楠的生活乏味得很。

　　工作上，她们每个部门都是中国人做管理，下面招聘当地人做事。可以说，晓楠每天的任务就是与当地人打交道。当地人时间观念不强，经常磨洋工，导致项目进度迟迟落后；而且他们做事喜先斩后奏，还爱隔三差五请假，晓楠往往成了顶锅那一个，所以晓楠一被问到工作，她气到直接说“擦屁股的”。

　　这些也就算了，年轻人不远万里去非洲都是图钱。可老板今年开的年薪和她6年前刚来非洲相比，并没有高出多少。“毕业第一年我就挣20万，现在才25万，还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据她观察，公司今年新来的大学生，基本上只能开到七八千每月，晓楠想不通都低到这种程度了为什么还要选择出国。她跳槽的意愿不断增长，打算过完今年说什么也得离开了。

　　和前两位相比，31岁的欢欢的经历则波折得多。她的第一份工作就被骗了，2014年下半年她和同学从国内不远万里飞来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做工程翻译，说好的工资税前二十万一年，三个月一结。一直拖到她工作一年了工资还没有付清。

　　最后老板跑路，她们项目上六七十号中国人又是找商会又是大使馆，还请求当地政府帮忙，维权好久无果。后来才知道老板在国内是个经济诈骗犯，早就上了老赖黑名单。

　　“第一年就这么白干了”之后欢欢选公司都只看国企央企背景，也确实有了不错的去处。工资有了保障后烦恼也随之而来。非洲的中国人圈子酒桌文化盛行，她们做基建项目包揽工程更是上上下下免不了喝酒。一开始几年她还经常发朋友圈晒这边的日常和旅行，后来索性不发了。很大原因是喝酒让她胖了小三十斤，样貌自己都不忍直视。

　　若是在国内，她们还有很多选择。来了非洲就业，只能一条路走到黑。每当别人向小黎打听怎么高薪驻外、怎么逃离内卷时，小黎语重心长一个个劝退。“只要是在中国人的环境里，不可能存在什么就业天堂。”

　　2019年，小黎刚从广东某大学毕业，财会专业的她本计划去广州谋一份财务工作来对抗父母回老家的指令。她出身于某边疆省份的铁路世家，家里三代几十口人都围着铁路转了大半个世纪，她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于是坚决留在外面，要做经济独立的自我证明。

　　说来也巧，大学时她参与实习的一家公司正和广东某国企有合作，那里有一个外派非洲的财务名额空缺，对英语的要求不高。前老板问她有没有兴趣，她得知一年能拿15万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那时她和她的同学们能寻到的工作基本没有上了6000的，还是在广州。

　　高薪代表着能力，没出社会的小黎觉得出去会是当下能做的最好的选择，不顾父母的反对签了约。

　　“对我父母来说，广州和非洲一样遥远。”当年10月，小黎顶着“财务负责人”的头衔兴奋上路了。父母尽管不舍也觉得能被外派是有出息的象征，而且公司承诺一年有一个月的假期，想来日子也快。妈妈里里外外的给小黎安顿着，“连卫生巾都拿了一整年的量。”她周围的同学，没有人不羡慕她事业遇到了贵人，这才有出门赚大钱的机会。

　　她2015年北方某省的外国语学院葡语系毕业，“能用得上这种小语种的要么是机构老师，要么是会议翻译。”但后者这种活儿很难找到她们这种二本生。“其实翻译的路很窄，读到研究生也不一定能竞争得过北外、北语、对外经贸这些地方出来的学生。你要是铆着去联合国、外交部那根本不可能，都是留给大神中的大神的。”

　　晓楠不少同学一毕业就转行了，少数坚守本专业的基本都签了驻外的公司。晓楠说，葡语覆盖的地方无非是南美和非洲，巴西太远了很少有人去，去非洲待遇也不差，一年能有20万。事实上，只有条件艰苦的撒哈拉南部、以黑人为主的“黑非洲”才能拿到20万，若是北非的“阿拉伯非洲”应届生出来也就十几万的标准。

　　晓楠从网上了解到，一家在莫桑比克做地产项目的建筑公司正在招人，采购、行政、财务，只要语言这个大硬件挺过了，其他不管有没有经验都可以进去再学。晓楠是去宁波面的试，人给报销来回机票，她最终顺利拿到offer。她很庆幸，自己兜兜转转了一大圈终于找到了落脚的地方。

　　也有人对未来规划十分清晰。作为学校优等生的欢欢，高考报志愿时就已经想好了要学小语种葡萄牙语。她就想将来出国看看外面的世界，不想一辈子待在湖北老家。大学里她学习成绩始终保持着能拿奖学金的标准，想着将来最好去葡萄牙工作或者学习。

　　2014年临近毕业，现实打败了她：葡萄牙是一个弹丸小国，经济在欧盟也一般，那边适合她的工作机会很少。即便是有，也是这不包那不揽。欢欢一算，刨除吃喝拉撒剩下的和国内也差不多。金钱主导了她的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艰苦的非洲。

　　联合国认定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的安哥拉，一个学了这门语言她才知道的地方。她了解到一家中资工程公司在那边有项目，包吃包住，工资三个月一开，欢欢问过前辈，非洲差不多都这样，她也就没往心里去，决心干上几年强制存下第一桶金。

　　一毕业就去非洲，三人的平均年龄是24岁。共同点是都是女孩子，想多挣点钱，且从那之后就在非洲扎了根。至于好不好，很难一句话表述清楚。“冰火两重天”是她们多年驻非经历中的复杂体验。

　　小黎第一份工作所在地是肯尼亚的第三大城市基苏木，这里有一个广东国资委和当地政府合建的经济特区。

　　规划中，该地将变成一个超大型的免税工业园，未来十年会陆续入驻各类中资企业。她的任务就是到时候与这些企业对接做财务管理类工作。前期由于没那么多人进来，她的时间很是清闲。用小黎的话说工作是“玩儿着玩儿着就弄完了。”

　　她同事们关系不错，大家每天上下班都在一起，打扑克追剧吃火锅，彼此之间社交边际很近。来了不到三个月，小黎把园区里二三十个中国人的背景全都摸清了。多是和她一样为了挣钱跑来的，也有几个是想出来开开眼界锻炼一下自己，没想到被发配至此——所有员工除了周末统一采购，剩下时间都不能离开园区。

　　小黎算不错的，兼了市场工作后能经常有与领导出访的机会。小黎有幸窥见非洲的高层生活，她拜访过当地的酋长、副省长，有一年过年还上过CCTV4“一带一路”的特别节目。

　　“其实非洲的贫富差距分化很大，有钱的能有几千亩种植园，家里养野生动物，房子大的惊人，妻妾成群；没钱的在路边被苍蝇攻占，看不出人样。”小黎很庆幸与自己打交道的是前者，“上个月我还接待了陕西省某市市委书记带队的考察团，如果在国内，肯定是没有这样的机会。”

　　欢欢也如她所愿实现了“见世面”的梦想，只要有节假日，她都尽可能往外跑。卢旺达的银背大猩猩、塞伦盖蒂大草原上的动物迁徙、埃及金字塔尼罗河……只要是好玩儿的地方，她都愿意打卡。此外她还利用回家的假期顺道去了迪拜、以色列、约旦等国家追寻阿拉伯文化古迹。

　　出国不到三年，她已经走过了二十多个国家，也愈发找到了工作之外的兴趣——环球旅行。看她的朋友圈，大家都羡慕这份又能跑跳又能挣钱的工作。

　　晓楠第一份驻非工作所在的莫桑比克，是一个靠近南非的农业小国，它闻名于世界的原因是与马达加斯加岛隔海相望的莫桑比克海峡——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峡。晓楠没有好机会近水楼台去看仰慕已久的猴面包树，因为来了没多久她就发现活儿怎么越干越多，一个人兼职了好几份工作。“在非洲，根本没有纯粹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基本都是一个萝卜三个坑。”

　　和当地人打交道也让她着实心累。“这里人实在太懒了，躺在芒果树下等果子掉下来就是一顿。”不同的价值观经常把她气得跳脚，她只信赖几个老员工。当她发现即便是老员工也背后搞一些监守自盗的小动作时，她所有的同情心都丧尽了。

　　而对非漂们来说，更大的挑战不止于此。只要待的够久，就能不断刷新自己对于“无聊”的理解极限。

　　时差6、7个小时，和家里人永远都是报喜不报忧，很多话没法说。来到这边和国内的朋友圈子越来越不同，联系也慢慢减少。长久空寂是她们精神的真实写照，导致周围人每发生一点新鲜事，她们总要研究个不停。“有同事国内探亲回来了，我们围着他求他讲讲自家的情况。”有时候一个小事儿能连续讨论半个月。

　　偶然的热闹也掩盖不了一些心酸的事实。这边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基于工作产生的，包括找对象。

　　欢欢曾经和同公司一个男孩子相处过一段时间，后来两人都换了工作，联系越来越少也就慢慢分开了。“说是喜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感情上的依赖。”分手之后她决定以事业为重。

　　小黎也在同个工业园找过对象，那男孩子甘肃人，离她老家还有一千公里，她在非洲却觉得无比亲切。两人相依为命才渡过了疫情不能回家的三年。这期间她爸爸做手术命悬一线，她接近崩溃，多亏了男朋友给的精神支撑。有了男朋友后，小黎也有了情感求索的对象，经常会因为吃不上一顿炒米粉使劲撒娇使劲哭来借机发泄在这边长久积攒的委屈。

　　而所有人以为的“起码工资高啊”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跳槽之后工资翻倍了，小黎却坦言她一分钱没攒下。理由是来到非洲已经够苦了，她只想补偿自己。

　　每周日是她们个人时间，小黎就去中国街吃点美食，要价都是美金，算下来兰州拉面一碗70人民币，火锅人均300，稍微点点烧烤串就200多。加上换了新工作，对形象有要求，小黎买的衣服随便一件一两千，国内直邮。不合适还不好退换。回国一趟，给父母的礼物，带父母出门旅游，一下又干进去三四万。

　　挣得多花得也多。报复性消费让她奋斗半天依旧两手空空，“具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也不知道。”反正和大多数人一样，中国人在非洲挣的钱，全部又被在非洲的中国人挣走，“一分别想带回家。”

　　2018年，欢欢已经工作了三年多，她认识了不少辞职旅行的长途玩家，很羡慕人家能有长期自由的时间，自己一数银行卡余额，也够一场说走就走的任性旅游，便火速辞了职加入行列。欢欢玩儿了大半年，独自走完了中东、欧洲和非洲线，也体验过了很多从未经历过的人生。

　　欢欢原生家庭不太好，家里纷争不断，这是她想远远离开的重要理由。回去的话她能想到的第一站就是上学时候的北京。2018年秋天，她费了一番工夫在首都找了份国企处理政府关系的工作，这才体会到他们常说的国内的“卷”的含义。

　　“加班文化太严重了，在非洲今天干不完明天干，明天弄不完后天干，反正人一直被锁在这里。国内不一样，加班也得赶紧搞完，明天还有明天的活儿。”她早已习惯非洲的工作秩序，适应不了国内大家习以为常的氛围。此时恰逢她妈妈生病，她得寄钱回家，她又趴在岗位上多干了半年。

　　工作中天然的压迫感，让她这一年里，没有社交没有旅游。等她反应过来找不到生活意义的时候，还是马不停蹄逃回了非洲，接受了一份新的驻非工作，尽管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

　　小黎也是提前知晓了国内的情况，宁愿苟着也不敢大动。工资是命门，四年前她出来时，同学们的工资就是五六千。现在她已经翻了倍，回头一看同学们还是五六千。她远超了同龄人，若回去，她对国内职场环境、商业环境一无所知，去哪个城市、做什么岗位、怎么发展、怎么买房落户，这些考虑都得重头来过，风险太大，留下或许是唯一的选择。

　　而且工作几年，很多人也意识到，非洲经历并不能让你以体面姿态实现阶层跃升。反而身份的难以自洽让不少人无所适从。

　　“每天打交道的人都那么厉害，自己的头衔听起来也很牛。真的离开平台让你单干的时候，就看出来你有几斤几两。”小黎觉得自己像非洲版的王漫妮（电视剧《三十而已》中的角色，典型的“精致穷”），以为三十岁快熬出头了，结果只是熬出口清汤。业务上她虽然认识了不少中国老板，但那也仅限于工作平台，想离开换个工作还不知该往那儿走。

　　而对于从24岁就来非洲，现在已经36岁的非洲老炮大牛来说，在非洲沉没成本越高，离开的可能性就越小。他2008年大学毕业被中交集团外派到北非利比亚做招投标工作。依托着大平台他积累了不少资源，后来单干开厂供应当地政府基建项目，一次内部局势动乱把他辛苦置办的厂房付之一炬。

　　几年后他摸爬起来，又因为同样的原因折戟。连续两次赔了底朝天，让他动摇过回国的念头。可自己半辈子的身家，全部的心血都砸在了这块土地上，离开非洲他还能去哪里呢？后来他又从其他东非找机会给港口做石子供应，才慢慢东山再起。

　　2011年利比亚动乱撤侨时，他是最后一批乘船离开的中国人，他说实在舍不得自己辛苦打下的基业，“宁愿自己被绑了也不想工厂毁掉”。可在这里这么多年，除了能把钱带走，什么也带不走。这是一切的出发点，也是所有人奋斗的动力。

　　说到底，晓楠也是感谢自己当年能出来的。如果没有非洲工作这几年，她也攒不下钱能买东北老家的小两房，这让她有了归宿感，再出去闯荡也不怕了。

　　晓楠现在31岁，对未来的发展有了些许眉目。她最近正在学习雅思，准备申请加拿大的社区大学，想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发达国家，至于进去做什么她还不知道。“读出书来应该能比国内挣得多点”，多年的漂泊让她对故乡没有了眷恋，哪里收入高哪里就是她的家，大不了“最后的最后就是退回老家。”

　　而小黎也计划辞职了，她坚定下一份工作要去外企或联合国，过上work life banlance的生活。理由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和国内也没什么不同，她特指加班这一点。

　　此前她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了事业，即便是朋友圈里晒的各种高档野奢场所，也都是谈工作时去的，根本没有享受的心情。“实在不行就做一个非洲职场博主，分享这边打工人的日常”自媒体也是她考虑的方向。

　　回顾几年职场生涯，她也说不上这个这决定是好是坏。小黎两年多没回家，错过了太多陪伴家人的时间。疫情时候整个园区只剩几个人驻守阵地，她是其中之一。好不容易轮到她休假，临上飞机前又被检测出体内有新冠抗体，又扣了一年多等数值回归正常。那种孤独和绝望十分漫长，她好想见个活人，这才离了职跳进物流公司。

　　有时候她又很庆幸，幸亏是来了这里。她爸重病去北京做手术那一年，她辛苦攒的钱加上预支的工资凑了十万块钱给家里转了过去。钱是底气，也是身为独生子女能给家里尽到的最大的孝意。越是家里人需要她的时候，她越意识到非洲不能离开。

　　不过她也说了，如果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工作，最终会被反噬。再怎么换，还是得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否则在哪里都干不长。